“离开大城市”在年轻人那里是那个不曾远去的话题，不过具体的表述有别，比如“逃离北上广”“去远方”“返乡”“到旷野”等。他们换个地方，去寻找机会，去重新生活。在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中，亦有代表、委员接受采访，就如何为年轻人返乡发展创造条件提建议，让他们在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故乡之间的选择更多、更自由（如全国人大代表吴国平建议鼓励年轻人返乡做旅游）。
离开（大）城市如何选择生活，并为生活建设意义？有返乡创业年入千万的“传奇”叙事，有关于“诗和远方”的文艺青年叙事，有“回到北上广”的奋斗叙事。有的离开者成功了，有的失败了。
我们今天来说一个词，“离岛”。
从概念上说，它指那些远离本土的岛屿。
离岛上的稻田。（受访者供图）
在“岛国”日本，今天仍有人迹居住的离岛共有416个，总人口约61万。这个数字是动态变化的。自二战以后，人们从农村涌向城市，日本离岛人口减少一度超过65%。由于大部分年轻人会在高中毕业后离开小岛，岛上老龄化率也在持续走高。直到岛上最后一位住民消失时，这个离岛就会被确认为无人岛，从此再无公共交通工具可抵达。半个世纪前，曾用双脚踏遍日本各地的学者宫本常一就曾预言：离岛是日本社会的缩影。
半个世纪后，当一位来自中国的作家接连走过几座偏僻离岛后，她感觉到如今的离岛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在登上其中一座小岛时，她看到的几乎全是年轻人。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稍年长些的夫妇身边围着两三个孩子。据当地人说，这种趋势大约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出现，位于东京首都圈的部分年轻人开始离开城市。新冠疫情几年后，东京更是历史性地出现迁出人口大于迁入人口。仅2021年，日本全国的移住咨询就超过了32万件。那些人为什么选择离岛？他们真的会长久地留在那里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持续吸引着库索。2015年，她从国内南方一家媒体辞职，在日本既游历，也生活，与当地人交谈，给一海相隔的中国读者写作，写影像之外真实的日本社会究竟是怎样的。在“游客”视角的认知里，那些偏远离岛是世外桃源的具象，也是在城市里筋疲力尽的人去“喘口气”的地方。但当库索真正进入离岛后却发现，那些年轻人并非在这里短暂停留，也不是去“躺着”，他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建设一种“他们认为是正确”的生活。今年3月，她也为此刚出版了新书《离岛》。
当“轨道”还是“旷野”的争论持续扰动人们的焦虑情绪时，我们都在一边忙着辨别要逃离怎样的生活，一边又在搜寻跃入“旷野”后的失败案例聊以抚慰。在这样的二元对立下，关于生活可能性的探寻一次次沦为一场没有胜败的思想博弈。或许“轨道”还是“旷野”都无所谓，重要的只是想过怎样一种人生，以及如何在这种“选择”中去持续地建设生活。而其中往往容易被忽略的是，问题的答案并不是仅靠个人就能找到的。离岛的故事，也是关于怎样的地方会成为人们心中的“旷野”，以及地方建设又该如何真正帮助人去成为“人”。
以下是库索的讲述。
讲述｜库索
采写｜申璐
“旷野”并不意味着脱轨
这次结束离岛之行回国后，我不止一次听到“旷野”这个词。很多读者好奇，那些移居离岛的人算是成功“跃入旷野”了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库索，作家，现居日本京都。出版有《自在京都》《纵身入山海》《离岛》等。
在我决定去离岛前，“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流行。即便在今天的日本，选择离岛生活的年轻人也还是少数。日本大企业中有“应届毕业生品牌效应”的说法，大多数年轻人会在毕业后留在东京或大阪这样的都市，他们也很害怕“脱轨”。
当国内的我们在提到“旷野”时，它似乎代表一个很自由的地方、无穷无尽。对“旷野”的向往几乎等同于“不上班”、“裸辞”又或是“自由职业”。但实际上，离岛并不是这种“旷野”。那些选择离岛的年轻人，他们也在一种稳定的秩序之中。他们只是觉得城市现有的这些东西是不适合“我”生存的，又或充斥在广阔城市里一味向上的追求对“我”而言太过单一，这里的“我”也仅指个体的我，但并不意味着不适合人类整体生存。
岛上生活着许多活得“奇形怪状”的年轻人。有人在那里创立新型的企业；有人在那里探索如何用“工作”喂养“爱好”，而她的爱好可能就只是想去海边叉鱼，叉一条更大的鱼；有人在那里做了家出版社，开头的一年只出了一本书，没赚到什么钱，好在岛上维持基本生活也不需要太多钱。她就想试试在一个摆脱过度资讯的地方，能否更真实地感受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连接，并将这样的价值观传达出去。
位于隐岐群岛中的小镇海士町，这些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此定居。（受访者供图）
这些生活轨迹丰富而幽微，我也开始对原先既定的观念产生动摇。每天活在城市中的人，都在想尽办法拓宽“生命的可能性”，而离岛上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恰恰是在一种偏狭受限、看似没什么可能性的环境中生活。但他们选择了一个方向，然后扎根土地，每个人似乎都生长出了独一无二的生命样态。我们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在各自的离岛上，但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失去了建设自己的离岛的能力？
我想去离岛，看看在“轨道”与“旷野”这样的贫瘠对立之外，生活还有怎样的可能性。
它是现实中的“旷野”吗？
当我们说起“离岛”时，可能会首先想到冲绳。
2015年，我第一次知道“离岛”这个概念，就是在去冲绳旅行的途中。如今冲绳周边的诸多岛屿，已经是一个高度观光化的旅游目的地，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在那里想象一种与世隔绝的理想生活。然而，这些岛屿并非离岛的全貌。类似的离岛在全日本有400多座，岛上居住着日本总人口的0.5%，也就是说，每200个日本人里，就有1个生活在离岛。是“定居”，而非“旅游”。我很好奇，在那些少有人前往的偏远小岛上，移居那里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
这趟“离岛之行”因为新冠疫情而一再耽搁。2020年春天，日本宣布全国进入“疫情紧急状态”，我不得不退掉提前订好的机票与酒店。在京都等待的日子里，我花了很长时间去了解离岛。历史上，不少离岛曾是日本天皇与贵族的流放之地，岛上的最初住民大多是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人，流放之地也是失意之地。很难想象，多年以后的新移民们会主动将自己“流放”到这里。
这期间，我还订阅了一份《离岛经济新闻》的免费报纸，对这些年日本正在推进的“地域振兴”制度很感兴趣。为了缓解城市人口爆炸，多地都在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年轻人登岛。在这些合力下，“旷野”会在未来成为一种主流的生活选择吗？疫情结束后，我陆续去到一些偏僻小岛，想看看对于这一代年轻人而言，远离城市的生活方式该如何成立。
这是一个逐渐走进的过程，我带着几分世外桃源的浪漫想象上了路，却一度怀疑，我可能找不到答案。
诚然，我的确在岛上看到过某些生活可能性的闪光。我曾遇见过一个在自己国家不被接纳的美国青年，他移居离岛后四处探访被岛上老人遗忘的洞窟。但人到中年，他也在焦虑，是否要等工作更稳定些，能向母亲交代时，再回美国去。更多的外来年轻人则出现在岛上酒店的大堂。这些酒店的早餐时间通常严格在8点半结束，9点后就是咖啡馆时间。你会看到许多穿黑西装的人，提着电脑下来，点一杯咖啡，戴上耳机，面朝大海，然后，进入网络会议。
一个在自己国家不被接纳的美国青年带受访者来的洞窟。（受访者供图）
岛上的老人说，为了吸引年轻人到来，不少当地政府提出了“试移住”，为年轻的申请者提供来岛交通费和几个月不等的免费房屋居住。岛上本来也有许多荒废的空屋，对于最终决定移住的年轻人，政府还会资助200万日元左右的修缮补贴。这些钱大多来自岛民们的纳税。如果年轻人的到来真能带动岛上的经济也算值得，但事实并非如此。不少试住者在体验一段时间后，意识到自己无法在岛上生活就会离开，更有人钻政策空子，在多个小岛免费试住。
“城市人带着幻觉来从事农业，最终都会失败。”当地不少老人觉得，这些试住者从一开始就没有下定决心要在这里努力生活。
在走访中，我也感觉到了一些隐形的排斥。当地原住民看起来对外来事物表示欢迎，但一旦往下深入，总会在某处抵达难以穿透的隔膜。对于世代在岛上生活的居民来说，即便对异域文化有一定的包容度，但岛内生活严重依赖彼此互助，这就在原住民间形成了一种向外的排斥力。越是偏僻之地，这样的排斥力就越坚固。外来者除非在当地浸润数年，否则很难在短期被完全接纳。而大多数外来者并没有这样的耐心。
移居“旷野”还需要面对更为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可以在没有便利店、电影院、麦当劳的地方生活，那更广义上的交通、教育和医疗问题也可能成为难以跨越的局限。从这个意义而言，那些留在离岛的人，是否也是无法离开这里的人？旅程过半时，我觉得起初的想象幻灭了，离岛从各种层面上看都是日本社会问题高度浓缩的容器。直到我发现了隐岐。
在今天的日本地图上，并没有一个岛叫作“隐岐岛”。它实际位于濑户内海，是由“岛前”和“岛后”两个区域的四个离岛组成。其中面积33.46平方公里的中之岛最为出名，它更为熟悉的名字叫“海士町”。据说在这片岛屿上会遇见比其他地方更多的年轻移住者。我辗转联系到在岛上居住有17年的新移民宫崎家，询问是否能和他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
活在实践中
宫崎家的孩子在枇杷树上的自制秋千。（受访者供图）
在决定来隐岐前，我曾在网上读到过宫崎一家的故事。这是岛上很典型的“移住样本”。一对在岛上相遇的青年男女在此地结婚，随后岛上定居，并开始以家庭为单位摸索独立生活的道路。从发出短信到收到回复，我等了近三个月。就在我觉得几乎没什么希望的时候，某天夜里，这家的男主人宫崎雅也回信说：“家里如今有四个孩子，如果不介意吵闹，可以在六月过来。”
雅也移居海士町是在2006年。他的故事放在今天，也并不过时——一个东京名校毕业的大学生，放弃进入金融机构工作的机会，选择去一座大多数日本人都没听过的小岛生活。这听上去充满戏剧性，但雅也告诉我，当年这个决定其实经过了相当长的准备期。
大学期间，雅也并不确定自己以后想做怎样一份工作，但他很明确想过一种健康的、尽最大限度靠自己的双手来生产的循环型生活。他在大学就读商学部，曾中途休学两年，在中国深圳的工业园做过助理。
在大学毕业前一年，他以旅行者的身份和朋友来到了海士町。当时他留宿在岛上一所名为但马屋的民宿，民宿主人透露自己也在从事海参捕捞，但这是一项转包业务。当地的渔师只是打捞新鲜海参，低价转卖给本土的加工厂，对方再将加工好的海参通过出口公司卖给中国。这个链条中，渔师的利润被大大压缩。于是他开始思考海参在岛内加工可能性。毕业后，适逢小岛推行“商品开发研修生制度”，那些愿意来小岛挖掘新产业的人可以获得政府资助的每月15万日元报酬，持续一年。
来岛的第一年，雅也利用这笔资金试探性地开了家海参加工厂。加工厂规模不大，主要通过联系岛上的十几户渔师，将他们捕捞的海参进厂加工，然后成品直接供给出口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但海参捕捞很受季节影响，淡季时他就在民宿打工，也种植小规模的稻米和蔬菜。几年后，雅也在民宿遇到当时以志愿者身份来海士町考察有机农场的妻子美穗。时至今日，宫崎一家仍然在实践一种半农半渔的生活，根据时令拓展经济来源。
岛上的移住者。（受访者供图）
岛上的日子里，我真实地感受到这样一种农业生活并不轻松。我曾在六月跟随雅也去插过一次秧，此前我还自认有些插秧经验，但进入水田后才发现两条腿深陷在淤泥中，别说插秧，单是保持身体的平衡都很艰难。
也许人们会猜测，作为岛上唯一一家海参加工厂，雅也会不会很赚钱。但实际上雅也透露利润很低，“我们家正在过着一种成本很低的生活，才能继续”。且随着海参捕获量逐年下降，岛上建立联系的渔师们也在老去，宫崎一家不得不探索新的经济方式。他们说未来也许会考虑售卖自家栽种的多余的有机农产品，或者开一家民宿，让岛外的游客能在入住后体验种植和捕鱼。这些都还在摸索中。
类似的故事在岛上还有很多。今年27岁的川本自小生活在岛上，从小就看爷爷放牛的他，对大城市充满憧憬。后来他考上东京一所大学，毕业后被当地一家企业留用。但没过几年，他开始厌倦每天整理大量毫无意义的文件，于是回家继承了父亲养殖场里的30头牛，“至少这是一份任何事情都可以自己判断是否有意义的工作”。不过川本真正想做的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馆，而在这样一座小岛，咖啡馆是赚不了钱的。
川本家：养牛是工作，咖啡馆是爱好。（受访者供图）
养牛和开咖啡馆似乎很难联系在一起。那四年里，川本一边养牛攒钱，一边着手改建曾祖母废弃的牛舍。他自嘲说养牛是工作，咖啡馆是爱好。岛上也没有甜品店，他就自己研究怎么做泡芙，把这些写进咖啡馆的菜单里。这样的生活听上去很酷，但并不轻松。川本每天都在早上6点起床后去喂牛，8点半来到咖啡馆，下午4点半闭店后再回到牛圈。
这可能才是移住生活的现实。它不是一个既定的版本，而是一条不断摸索的无人的道路。我看到那些真正扎根当地的人，他们是对“劳动”这件事有充分想象的。虽然我们常说城市生活充满挤压，但我们可能忽略了，城市姑且还是能让人活下去的，而岛上生活其实有道无形的门槛。
坦白讲，你说这些方式可以成为复刻模板吗？多数很难。如果说岛上有人开了酒窖，你觉得这种不错，你也想复制，但那就不可能了，岛上的人口基数限制了它没有那么多需求。那你就得去找另外的路，只对你而言成立的路，这就是“创造”。而要创造什么样的工作，这太考验个人能力了。
何处是“旷野”？
在岛上看过许多种生活的可能性后，我忍不住思考他们为什么选择来隐岐？或者说，这种关于“旷野”的想象只能在这里得到实现吗？我隐约从这些故事中看到，他们选择生活在这里，是因为这所小岛允许他们亲自建造一种他们所追求的稳定生活。尽管这些生活以农业、渔业、自然、教育和文化的面貌呈现出来，但背后共通的是关于创造与建设。
然而，像宫崎家和川本这样，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过怎样一种人生的例子，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向往“旷野”的人很难清晰描述它的样貌，而常被忽略的问题是，我们周边是否有这样的环境能够有足够的耐心与包容，允许不安的人去摸索想过的生活。即便，人们可能在尝试后还是选择离开。
去往隐岐的船票。（受访者供图）
在隐岐，我接触到许多通过“成人岛留学”来到小岛的年轻人。
不同于传统的“试住”，它在全国招募的是愿意来岛上工作一年的年轻人。由当地提供不同的工作岗位，并支付薪水。如果一年太长，申请者还可以选择为期三个月的“岛体验”，工作岗位类似，只是待遇稍低。
我曾遇到一个大三的女生，她在岛上负责这个项目官方社交媒体账号的更新，于是每天跟随留学生团，拍摄岛上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刚上岛的新人可能会体验采摘艾草做茶、给牛准备饲料、整备种植红薯的土壤……这个项目每年招揽200多人上岛，目标仅仅是留下3%的人。而那些体验后选择离开的人，就会成为小岛的“关系人口”。当他们回到城市后依然找不到想要的生活时，这种“体验”会浮现在记忆里，未来某一天，他们或许会在找到让岛上生活成立的方式后，再次回来。
但无论是几年前宫崎家那样的坚定移住者，还是如今的“岛留学”者，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都曾遭到当地原住民的质疑。当地人抱怨他们占满了岛上的空余住宿，挤占了工作资源，“旷野”又该如何处理这些人和原住民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动态变化中，曾经的“旷野”在经年累月后，会变成另一种相似的“轨道”吗？
我在海士町的图书馆，看到了一种“共建”的可能性。几十年前的海士町还没有图书馆，想看书的人们唯一的去处是公民馆一楼的几个随意摆放的书架。2000年前后，矶谷女士从京都辞职，移居海士町。最初她在岛上从事自然开发与保护工作，但岛上的生活多少有些寂寞，“没有便利店可以，但不能没有图书馆”。
海士町的稻田图书馆。（受访者供图）
在没有足够资金的情况下，海士町的第一间图书馆是从图书角开始的。她最初在位于小岛玄关处的港口楼摆放了几个书架，后来又和各种各样的机构形成合作关系，每个分馆摆放图书的主题不尽相同，但主题都是“来到这里的人们会喜欢的书”。这样的图书馆有28个分身，覆盖邮局、诊疗所、牙科医院等，最终实现“整个岛就是一座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有很强的功能性，墙壁上贴满了岛上各种活动的讯息。当以生活为轴心时，移住者和原住民都在共同参与小岛的建设。
我在小岛还看到了许多对既有事物的反思。那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惯例，其实并非从来就如此。
在岛上的图书馆，一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从她坐下开始，怀里的孩子就在断断续续地哭，但无论是阅读者还是管理员，没有一个人觉得被打扰而抬头制止。那位妈妈在给孩子轻声读着绘本，我第一次意识到，居住在岛上的人们在共同尝试打造一个“适合育儿”的公共环境。
在离开小岛前，我还住进过岛上一家被称为“日本值得一住”的酒店。我曾一度对高级酒店有种天然的偏见，但在这所酒店房间的抽屉里，我发现一张空白的卡片。它要求我对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并写下这个提问的理由。这家酒店的负责人从毕业后就来到海士町，在接手这家酒店前，他花了两年时间和岛上的各种人聊天，想弄明白“这个岛上真的需要酒店吗”。直到今天，这个追问仍然没有停止，但唯一确定的是，他想那些旅途中入住这里的人，能真正和自己发生一次对话，停下来想想为了什么而出发。
海士町一家酒店床头柜里的空白卡片。（受访者供图）
这是人与“旷野”的一次次互动。那些选择主流之外生活方式的人，在这里探索生活的可能性，而这里也汇聚了许多有同样想法的人。也许正是这些人，将这里建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旷野”。
在“旷野”与“轨道”之外
为什么有人去了“旷野”，回头看会觉得“旷野生活”失败了？
可能是“没有赚到什么钱”，又或者是“没有获得大的成功”。但“成功”和“金钱”难道依然是判断这件事的标准吗？我认识的宫崎家，他们在岛上生活17年，也没有赚到什么钱，那他为什么还能坚持下去？无非是他确立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他所认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可以靠着捕鱼、农业、第三产业等让家庭生活运转下去，脚下的路他还能继续摸索。对他而言，这就足够了。
那些在离岛留下来的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做短期的尝试，前提是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决心选择一种区别于城市生活的道路。在这个前提下，面对不断出现的问题、不断遭遇的一切，他所想的只是如何让这种生活继续下去，他去捕鱼、去种地，去把各种可能的路径组合起来，让最初选定的生活能够持续成立。
为什么说这样的探索很了不起？他们其实没有模板，之前也没有任何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他们只能去开拓属于自己的方式。正如宫崎家在走入“旷野”17年后，他们依然对未来充满担忧，也还在持续摸索。而这可能就是“旷野”生活的本质，是探索一种此前从未有人经历过的生活，它必然由开垦、重建、转向与失败构成，也必然充满了未知、不确定、无中生有和重新开始，于是必将长久或永远生活在实践之中，要用一生去填充答案。
这些年，“人生是旷野”代表着某种最新的思潮。它充满诱惑与感召，但同时也让人迷失。在某种社会思潮形成前，它总是需要对上一个思潮进行“颠覆”，而这个过程中，颠覆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在挣脱枷锁的同时，可能连带稳定生活的锚点也会被连根拔起，个体的人就在这种浪潮中被冲散了。
“旷野”还是“轨道”的选择，也是如此。
《离岛》，库索著，北京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3月。
诚然，人是可以过不被人设定目标的生活，但人总归要给自己设定目标。这里的目标不是说某个确定的意向。也许有人说就想过“没有目标的人生”，打工挣够了去玩，玩累了再打工，过一种“游击”式的生活。如果能够让这套方式运转起来，这当然是可以的。
但要说无边无际的“旷野”？那显然更加艰难。
我一度也是这样——太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但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而，我看到的那些最终能生活在“旷野”的人，都不是抱着逃离的姿态，而是他们清楚地知道——“我要什么”，并准备好承担“我要”所可能面临的任何考验与代价。而岛上的他们正在实践的，正是一种既“稳定”，又“漂泊”的生活。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讲述：库索；采写：申璐；编辑：西西；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