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在 1843 年读了梁发所编撰的《劝世良言》之后开始信仰上帝，并创办了“拜上帝会”。其目的是想通过传播上帝教教义，吸引和感召民众洗除罪孽，摒弃之前错误的信仰而改信唯一真神皇上帝，企图通过信仰上帝教来消除社会时弊，改造世道人心。

这个时期之所以采取“拜上帝，斥偶像”的宣传策略，不仅与洪秀全个人经历相关，而且社会秩序动荡，百姓生活艰难困苦；中国多神信仰和西方基督教的传播也给洪秀全等人宣传“拜上帝、斥偶像”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土壤。

十九世纪初，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的一个普通自耕农家庭，他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教育。洪秀全曾被堂弟洪仁玕这样描述，幼年时期的洪秀全学习能力优于他人，七岁被送去私塾读书，仅仅五六年的时间，就能背诵四书五经等史书典籍。

在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制度是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是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求取功名的途径。从洪秀全屡次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来看，他也想以此走上仕途之路，改变自己的境遇。洪秀全从十六岁到三十一岁，即1828年至1843年这十五年间的经历主要集中在了应科举和作塾师。

1843 年，是洪秀全第四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又是名落孙山，落地归来的洪秀全继续回乡作塾师。是年，洪秀全的远房亲戚李敬芳无意间在洪秀全的家中发现了《劝世良言》，将其借走。

当问及洪秀全是如何获得这本书时，他忆述是在 1836 年去广州参加科举考试时别人塞给他的，而当时只有“草览其目录”并没有仔细看过书中的内容。等李敬芳归还《劝世良言》时，力劝洪秀全看这本书，这便引起了洪秀全对此书的注意，开始认真翻阅起《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是中国传教士梁发所编写的，是基督教在中国用中文进行布道的通俗读本，也是洪秀全得以了解西方文化、天父皇上帝的第一本书。

虽然《劝世良言》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只是传教士解读《圣经》的一本通俗读物，但却对洪秀全发挥了启蒙的作用，开拓了洪秀全的思维。对于屡次科考却接连失败，正处于游移不定的洪秀全来说，就如同在沙漠中得到甘泉。

《劝世良言》的开篇中就提到，参加科举考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根本就是在虚度年华；那些信奉儒家学说的读书人，因为满心虚妄，便将文昌、魁星奉之为神并立像去敬奉，想以此求得他们的保佑让自己变得愈加聪慧，从而在科考中取得好成绩；

然而放眼望去，几乎所有的儒家读书人都有敬拜文昌、魁星二神，每个人都想求得保佑，以便中举、中进士，将来做官治民，那为什么每个人都敬拜这两座神像，而其中有些人更是从年少读书开始直到七八十岁都在敬拜，最终却也没有成为秀才呢？更别说高中状元了；由此可以推论，都是因为那些读书人妄想功名之切，于是受到蒙蔽错拜了神像，却始终不知敬拜真神皇上帝的结果。

洪秀全在翻阅《劝世良言》之后，曾联想起了自己在 6 年前做过的异梦，他久梦乍回，曾说过，倘若他当初只是得到了这本书而没有做过之前的异梦，他是绝对不敢相信书中所说的内容进而还去反对世上的陋俗，但是他曾在梦中亲见过上帝并接受了上帝给他的指令，所以他必须顺从天命。

洪秀全所提到的异梦虽然只是一种虚幻的经历，但恰恰是这种虚幻经历对接连遭受科举失败的打击，对于长期生长在迷信落后的社会环境中的洪秀全发挥了实际作用。他坚定的认为这一切都是上帝对自己的召唤和启示，必须恢复和建立真神“皇上帝”的权威，同时不能允许任何邪神偶像冒充真神供世人顶礼膜拜。

洪秀全开始自行洗礼，摘掉私塾中的孔子牌位，并向世人传播拜上帝，斥偶像的信仰，还发明了“洗除罪恶，去旧从新”这样一句祈祷语进行念诵。

十八世纪以后，清朝封建统治日益暴露危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对农民的剥削更加严重。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化了这些矛盾，使社会更趋动荡。战争所带来的军费消耗和战争赔款被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苛捐杂税逐年增加。官吏在征收过程中也层层加价，贪污肥私，这些都使劳动人民苦不堪言。

同时由于五口通商，大量外国工业产品涌入中国，这也对中国农民和传统手工业者造成了巨大冲击，造成他们频频破产，使其生活失去了基本保障。由此看来，由于赋税加重、政治腐败、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带来的社会矛盾普遍存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

而广西地区的民众不仅遭受着地主阶级和封建政府的剥削和压榨，还要承受着自然力带来的威胁。在清代，广西属于落后且边远的省份，不仅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且自然力对当地的经济生活也产生着巨大影响，广西地区的地势曾被这样描述“粤西地势如建瓴，旬日不雨即旱竭。”可想而知，当地农民的生活处境是多么的窘迫不堪。

此外，广西地区的客家人与本地人之间的矛盾存在已久，械斗时有发生。并且，广西地区在鸦片战争前被清廷征调大量兵力和粮食，战后又被就地派遣大量兵勇，导致无业游民激增，盗匪等不利于社会稳定因素的出现，无疑是雪上加霜。

虽然这些都发生在当地官僚的眼皮底下，但他们却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作为。社会上暴露出很多邪恶腐朽的问题，如市面上兜售鸦片毒品、女性卖淫、男性买官求爵等，呈现出尔虞我诈、以暴欺凌、刻薄虚伪等丑态，都在力图吞并弱小者。

当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社会上会因此引起不同的反应。有的政治家或许寄托于君圣臣贤，提出对朝政进行改革；有的思想家如龚自珍会考虑从产生这些危机的本源出发，提出对田制进行改革的方案；而对于道德家、宗教家来说，他们自然会选择寄托于各自的信仰去救治衰危，除去病害以挽救世界。

梁发在《劝世良言》中提到过当时中国社会浮现的一些弊病以及产生这些弊病的原因，他认为正是由于社会上的人制造了无数的恶行，才导致世界发生了改变，乾坤发生了颠倒，纲常变得混乱。

社会上的人将恶行当作善行，甚至还将善良的人当作恶人，在日夜休息之间，他们所有的思想谋划、言行举动都专注在奸淫邪恶、欺骗诡诈、以强凌弱的事情上，这些邪念必然就会充满在他们的心间，这些邪事就会行走在这个世上。

然而，现存的这些问题依赖中国传统信仰是不能得到解决的，并且正是由于长期信赖中国传统信仰才产生的。洪秀全自然对《劝世良言》中所描绘的社会现状深有感触，从他的宣传中也可看出他接受了这种说教。

洪秀全向民众宣扬拜上帝，利用基督教中的部分教义，即平等观，劝人为善，不要作恶来试图革除社会上出现的陋俗恶习；向世人宣扬社会上之所以出现恶行都是因为世人不遵从天父上帝的教导，才使邪神恶魔乘虚而入，扰乱了社会秩序，导致生活艰难困苦。

在政府机器腐朽不堪的情况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急需可以改变生活现状的利器，这便给洪秀全宣扬的“拜上帝，斥偶像”提供了发展的土壤。历史可见，洪秀全所宣扬的上帝教被越来越的人信奉，短短几年时间，拜上帝教队伍就已发展壮大。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传播都有其客观现实原因。拜上帝教得以传播实质上是中国部分民众对洪秀全所阐释的拜上帝教义的接受，间接也是对西方基督教和文化的部分接受。中国的国门在鸦片战争中被迫打开，当民众在面对外来的物质文明和思想文明以后便有了更多的选择，这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模式和思想文化来说是一种挑战。

拜上帝教得以创立和传播，必然涉及民俗、民族心理、民族文化。中国自古有多神信仰的传统，民众对鬼神佛妖仙的种种迷信和崇拜在社会上是普遍现象，也作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存在。

比较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南北方风俗，南方地区更热衷于对鬼神的崇拜，粤人事鬼的风俗尤为兴盛，最为常见的有对天神、龙神、土地神、井神、文昌、玉皇大帝、观音等神的供奉，还有乡村宗族对祖先神的供奉，但一般来说，民众对于毒蛇猛兽、山神水鬼等多敬而远之。

总而言之，在多神崇拜的信仰下，人们普遍认为鬼神能施恩或施危于人，能掌握人的命运。于是人们热衷于建立与鬼神沟通的渠道，例如“迎神”、“捉鬼”、“占卦”、“念咒”等试图与其建立联系，以求平安。

长期以来处于此种社会风俗中的广西民众，自然很难拒斥鬼神观念，就连饱读四书五经的儒生也无法摆脱鬼神信仰，人信亦信。洪秀全所宣扬的上帝教就是在这种多神崇拜的文化环境中孕育和传播的。

洪秀全等人在宣传“拜上帝、斥偶像”时曾采取打毁甘王庙、神坛、神像等激烈行为，但打毁它们之后却毫发无损。当一些民众亲眼目睹之后，自然对他们此前所供奉和信仰的神道产生怀疑和否定，这无疑对洪秀全等人宣扬“拜上帝，斥偶像”发挥了积极作用。

而在宣传上、行动上破除旧偶像的同时，洪秀全等人向民众宣传了一个更加高明、更加灵验、更加有力的神去敬畏，即独一真神皇上帝。并且，洪秀全所宣扬的独一真神体现着中国化、民间化的若干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都较为适合和满足迷信群众的精神需求。

总之，洪秀全等人向民众宣扬，他们此前所信奉的各路神佛偶像都是魔鬼，是所有祸害产生的根源，只有信仰独一真神皇上帝才能摆脱困境，收获幸福。这对于长期以来把自身命运寄托于各种神道迷信的人民、对于迫切希望改善自己生活境遇却求助无门的人来说，自然具有极大的感召力。“拜上帝、斥偶像”也正是在这样多神崇拜的环境下得以确立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