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北漂初遇艰难
1930年的春天，萧红只身踏上了前往北平的列车。当她抵达这座文化古城时，她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文学的热情。萧红来到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一所著名的学府，那里聚集了许多有志向的年轻学生和教授。
入学初期，萧红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小屋里，生活虽然简朴但还算平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生活的艰难。由于没有得到家庭的经济支持，她必须独自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学费、书本费、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每一笔开销都让她感到压力山大。
为了维持基本生活，萧红不得不在学习之余找些兼职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的重压让她的身体逐渐吃不消。萧红经常因为过度劳累而感到疲惫，有时候甚至因为营养不良而生病。她的房间简陋且寒冷，冬天的北平风大寒冷刺骨，她只能靠着一件破旧的棉袄和一床薄被勉强保暖。
尽管面临种种困境，萧红从未放弃过她的文学梦想。她在夜深人静时刻写作，记录下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憧憬。
父家软禁与破裂的婚约
1931年寒假，萧红在北平的学业尚未完成，但生活的窘迫让她难以继续支撑下去。寒假开始，她不得不返回呼兰，希望能在家乡暂时得到一些喘息之机。然而，回到家后，她却意外遭到了家人的软禁。家人对她的出走和坚持读书一事极为不满，认为她有辱家风，特别是父亲，对她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她被限制在家中，所有的外出请求都被拒绝，每日的生活被家人严密监控。
在软禁期间，她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家中的小院子，甚至连书信往来都受到严格检查。亲友们对她的态度也十分冷淡，她的诉求无一得到回应。她多次试图与家人沟通，希望能够返回北平完成学业，但所有请求都被坚决拒绝。时间一天天过去，生活的压抑让她感到无所适从。
2月底，萧红成功摆脱了家人的束缚，再次启程前往北平。抵达北平后，她试图重新恢复学习和生活的节奏。然而，这次的生活并未如愿平静下来。几周后，她的未婚夫汪恩甲追随她来到了北平。二人见面后商讨了未来的打算，但不久后，一场来自汪恩甲家族的风波却突然袭来。
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得知萧红的情况后，对二人的婚约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萧红的行为不符合传统家庭的规范，尤其对她曾离家出走的举动表示不满。汪大澄随即宣布以汪恩甲的名义解除婚约，并试图将此事定性为汪恩甲的主动决定。萧红得知后深感愤慨，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她将汪大澄告上了法庭，希望通过法律手段为自己讨回公道。
在法庭上，萧红据理力争，力图证明婚约的解除并非汪恩甲的真实意愿。然而，面对汪大澄强硬的态度和家族的压力，汪恩甲选择站在了家人一边。他在庭审中违心承认婚约解除是自己的决定。这一发言使得萧红在法律上陷入被动，最终输掉了官司。
败诉后，萧红无奈离开北平，返回呼兰。回到家乡的她，再次被迫与外界隔绝，家人对她的态度变得更加冷淡。父亲对她更加严厉，甚至公开表示不愿再与她有所关联。
哈尔滨的艰难岁月
1931年10月，萧红辗转从福昌号屯来到哈尔滨。她找到了一间简陋的小旅馆，与未婚夫汪恩甲开始了共同生活。虽然生活条件非常有限，但在最初的日子里，两人共同面对困境，相互扶持，这让她在异乡的漂泊中感受到一丝安慰。
然而，这样的平静并未持续太久。几个月后，汪恩甲开始变得冷漠，最终在萧红怀孕期间离开了她。旅馆的房间里，只剩下萧红一个人和逐渐隆起的腹部。面对生活的重担，她不得不求助于外界。这时，她想到了一份在哈尔滨颇有影响力的报纸《国际协报》，希望通过这份报纸找到帮助。她写了一封信，寄给副刊编辑裴馨园，向他讲述了自己的处境。
裴馨园收到信后，对萧红的遭遇感到同情。他决定尽力帮助这个年轻的女作家。他安排自己的好友萧军为萧红送书刊，借此机会给予她一些支持。
从那天起，萧军开始定期来探望萧红，每次都会带来一些书籍和报纸供她阅读。这些书刊不仅是精神上的慰藉，也为她提供了写作的灵感。在接触中，萧军逐渐了解到萧红的才华和她对文学的热爱。他们开始讨论文学作品，交流写作心得，在谈话中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生活的困难依旧困扰着他们。萧军没有固定收入，只能靠做家庭教师赚取微薄的薪水，有时还不得不向朋友借钱以维持两人的生活。他白天在学生家里授课，晚上回来后还要帮助萧红整理稿件。
萧红的健康状况在孕期内逐渐恶化，营养不良和缺乏医疗保障让她的身体变得虚弱。萧军尽可能为她准备一些可口的食物，但他们的经济条件实在有限，有时连买几根蔬菜都要精打细算。为了让萧红安心养胎，萧军承担了更多的生活责任。他除了继续兼职授课，还设法写一些短篇文章投稿以赚取稿费。
文学创作的曙光
1933年10月，《跋涉》的出版成为萧红和萧军文学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本小说散文集是他们两人辛苦创作的结晶，也是多位朋友帮助的结果。在哈尔滨，舒群等文艺界人士得知萧红与萧军的才华后，积极帮助他们筹措出版费用。
书籍正式面世后，《跋涉》迅速在东北文学圈引起轰动。这本书以真实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底层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不公，深深打动了读者。许多人通过这本书认识了署名为“悄吟”的萧红和“三郎”的萧军。这两个笔名在文学界迅速传开，成为新生代文学力量的代表。
随着《跋涉》的成功，萧红和萧军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更多的文学场合。他们受邀参加各种文艺活动，结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段时间，二人积极参与东北抗战题材的创作，为当时动荡的社会发声。
到了1936年，萧红的文学事业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6月15日，她作为最初发起人之一，与鲁迅、茅盾、巴金、以群等67位作家联合签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这份宣言公开反对内战，号召爱国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通过文学创作促进社会进步，为国家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而努力。
然而，就在这一年夏天，萧红与萧军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化。虽然二人在文学创作上依然合作无间，但生活中的矛盾却日渐显现。萧军的性格偏于强硬，而萧红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二人在许多事情上难以达成一致。
在1936年以及1937年这段时间，二人之间的感情裂痕明显加深。一次次争执让他们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最终两人不得不面对分手的现实。
悲剧的终章与历史的见证
1940年1月底，萧红带着病体，与丈夫端木蕻良从重庆辗转飞抵香港。夫妻二人租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的一间公寓里，虽然居住条件远不及理想，但相比战乱中的大陆已算平稳。然而，萧红的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日益消瘦，她的创作也因病痛而受到限制。
1941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专程到九龙探望萧红。这位朋友的到来，为她孤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安慰。史沫特莱见到萧红时，发现她面色憔悴，身体虚弱，整个人显得格外疲惫。在一番详细的交流后，史沫特莱劝萧红尽快到医院检查身体。尽管医疗费用对经济拮据的萧红夫妇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但在史沫特莱的坚持下，她最终前往玛丽医院做了全面检查。
医生的诊断结果非常不乐观，萧红被确诊患有肺结核。这一消息对她和端木蕻良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她并没有过多休息，而是开始接受医院安排的空气针治疗，希望病情能有所缓解。从10月起，她定期住院治疗，但香港的医疗资源有限，医院对像萧红这样的普通病患态度冷淡。她在医院常常得不到及时的照顾，这让她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
到11月底，因不堪忍受医院的冷遇，萧红不得不离开玛丽医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端木蕻良为她张罗日常饮食，尽力让她舒适一些，但他也逐渐显得力不从心。战时的物资匮乏让生活更加艰难，药物短缺和营养不足令萧红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1942年1月21日，香港局势更加紧张，玛丽医院被日军接管，许多病患被紧急转移。萧红也被送到了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女校设立的临时医院。这里的条件简陋，医疗设施远不如玛丽医院，萧红的病情未能得到有效治疗。端木蕻良虽然心急如焚，但也无力改变现状。
第二天上午10点，萧红病逝于临时医院，年仅31岁。她的死讯传回内地后，有人将消息告诉了她的父亲张廷举。然而，这位一生未曾给萧红温暖的父亲听到后，却毫无反应，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哀悼，仿佛这个女儿从未存在过。
参考资料：[1]高雪洁.萧红文学的现象学研究[J].今古文创,2024(41):4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