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60年前的9月这几天

今天是2024年9月17日，中秋节。其实，除了三天连休假日，人们可以阖家团聚、追求浪漫的还会在秋风轻拂里“举杯邀月饮”外，与平常日子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时光倒回到60年前的中秋节，这一天是1964年的9月20日；那一天，对普通人们来说，也就是一个平常日子，但对于远在罗布泊深处大漠戈壁那些紧张忙碌在核试验场区的参试者们来讲，毛泽东主席的轻轻一句话，却一下子改变了中国的历史的进程，也使中央专委从I6日以来连续几天的有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究竟是“早试”还是“晚试”的纠结一下子明朗下来。

试验场区的工作计划原分为“5.1”“7.1”和“8.1”三个工作目标线，计划中的各项工作都已按时完成。原计划中整个试验场进入待命状态是9月25日24时前。从9月25日到10月16日，这是一段漫长的日子，无论是对运筹帷幄的将军和科学家，还是对枕戈待旦的士兵和普通科技人员，这段日子实在是太难熬了，每个人都像一只充满了氢气的探空气球，被一根无形的线系扯着。当时，在时间的安排上，试验指挥部确定原子弹起爆时刻作为“零时”，爆炸当日为“零日”，以便安排“零时”前后几日、几时的工作。但到正式爆炸时间还有整整一个月时间，是“早响”还是“晚响”还没有确定。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曾这样回忆道：从1958年12月，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起，每时每刻都在渴望这一天的到来。这些天我什么都想过，甚至想到失败，但从没有想过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推迟试验。”一号首长尚且如此，其他人员的情绪可想而知。

大家都期盼着那一天早日来临！

中央专委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具有高度权威的行政权力机构。从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中央专委共召开了九次会议，研究解决了一百多个重大问题。据史料记载，面对尖锐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我国首次核试验准备情况，中央专委就我国首次核试验的时机选择问题，于1964年9月16日下午和17日上午连续召开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第9次会议。在听取了张爱萍、刘西尧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准备情况和工作安排汇报后，周恩来同与会的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等综合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慎重研究了正式试验的时机。经过与会者充分讨论，议出的方案是两个：一个方案是早试；另一个方案是晚试，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对此，要提请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专委会同时强调，无论是早试还是晚试，准备工作都不能有丝毫松懈。

据与会者回忆，在研究中，周恩来归纳大家意见时说：“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进度问题，我们从战略上设想是现在就搞，即使遭到帝国主义的破坏也在所不惜。苏联赫鲁晓夫不让我们搞原子弹，说我们搞不出来；美帝国主义威胁要轰炸我们，但我们搞出来了。我们发展核武器的前途是定了，即使被破坏了，我们还能再生产……我们要设想一下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时间。国庆节前下决心……为了和第二套生产基地衔接上，则要推迟到1970才能试验。”

参加会议的罗瑞卿总长始终有一种军人的危机感，一听总理此说，一下子急了，“到1970年我们这些人要退休了”脱口而出。他接着分析和预见了各种情况，坚持早试的意见。他说：根据调查材料通报，敌人对付我们的办法，就是“半渡而击”，待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搞我们；因此，响了以后势必会引起一阵骚动，所以今明后年试都是一样的。

周恩来说：“如果要在今年进行试验，需要在9月25日以前定下来。我再搜集一些材料，研究一下，报请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去决定。不管今、明、后年进行试验，你们准备工作仍要积极进行。”

中央专委会议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中央专委对正式试验的方案设想。

作为首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的总参作战部参谋李旭阁亲历了中央专委这次讨论研究的全过程，在其所著《原子弹日记》中真实地记下了当时中央关于首次核试验是早响还是晚响的决策过程，他以诗意的笔触这样写道：当时我也没有想到，历史的巨臂往往轻轻一挥，就撬动了一个中国大决策的转动。

这是他9月18日的日记内容：“中央专门委员会议结束后，一直主张早响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再也不想等了。人们常说罗长子是毛泽东的影子，而此时的罗总长即是国务院副总理，又是三军总长，深得毛主席青睐。他决定利用他在毛主席身边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将核试验的最终拍板提交主席处，由毛主席来下决定最后决心。他将张爱萍副总长叫到办公室，面授机宜，说马上起草一份《关于首次核试验时间的请示报告》，由我直呈毛主席、党中央。张爱萍受领任务后，立即将我召到办公室，交代罗总长的意图。他说，起草的报告不要长，简要说明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万事俱备，只待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我当天便挥笔而就，呈送张爱萍修改后，我再次誊写清楚。由罗总长以自己的名义上送毛主席。”

在9月20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罗瑞卿以三军总长名义呈报毛主席，建议：首次核试验早响，最佳时间安排在1964年的10月中旬，并说明有气象窗口。主席在这些攸关中华民族大事的决策上，总是气吞江河，雄峙众山的大手笔。他马上批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那一天，正是当年的中秋节。罗布泊上空朗月高悬，辽阔的大漠戈壁，万马战犹酣。

9月21日，周恩来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16、17日开了两次会，讨论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来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时间不迟于9月24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至少需要20天。”

毛主席当天批示，已阅，即办。

9月22日下午，周恩来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中央专委议出的早试与晚试的两个方案。会议研究了罗瑞卿9月20日的请示报告。毛主席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再一次强调：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会议果断地决定按10月份早试的方案进行。

一锤定音，梦想即将成真。

9月27日，张爱萍、刘西尧回到核试验场区主持召开试验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对试验工作的指示，对需要准备的各项工作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布置。按照试验党委的要求，各单位立即开展正式试验的最后准备工作。

9月下旬至10月初，原子弹零部件从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分批运往试验场区，然后在离铁塔约150米的地下室里，顺利完成了原子弹的装配，试验进入最后的待命时期，只等10月16日下午3时那一声惊天动地的“春雷”乍响……

对1964年9月这几天紧张决策过程，曾担任我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副主任的刘西尧也有清晰的回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张爱萍和我回到北京向总理和专委汇报后，总理把我留下问我，假若暂不试验行不行？我说估计没有问题，肯定可以实现核爆炸，但是为了研制氢弹，还得先爆炸原子弹，弄清我们的原子弹的梯恩梯当量才行。总理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人所周知，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我国是险恶的，霸权主义者扬言，中国若进行核试验，他们就要摧毁我们的核设施、核基地。中央专委经多次研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早试；另一个是晚试，先抓紧三线建设，待机再试。凡遇重大问题，提出两个或更多的方案，供中央决策，这是我党的例行做法。经反复考虑，从战略上进行认真分析后，毛泽东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要早响。中央果断地选择了早试的方案。刘西尧饱含深情地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重大战略问题的非凡魄力和认真谨慎态度。

60年过去，今夕的圆月还是当年的那轮圆月，但前人曾照今时月，今月难照前时人；在这花好月圆的宁静夜晚，人们在享受这歌舞升平的美好时光时，岂该忘记为了民族复兴而殚精竭虑的开国领袖和那千千万万个为了那一声东方巨响而拼搏奉献的先辈们？！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4年中秋节(9月20日)罗布泊核试验场720指挥部，基地摄影家陈书元拍摄。其中挥臂者为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張蕴钰将军，周围是基地研究所科技人员。26天后的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作者陈国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