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设备来了，老师傅也犯难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决心加速工业现代化进程，钢铁产业被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为了迅速提升技术水平，国家决定从当时的钢铁强国日本引进包括连铸机在内的一整套先进钢铁生产设备。

当这些贴着外文标签、结构复杂的机器运抵长江口的建设工地时，负责宝钢工程技术工作的李国豪，这位因主持设计南京长江大桥而闻名的桥梁工程专家，此刻面临的难题并非桥梁的力学计算，而是如何将这些来自异国的庞然大物精确地安装到位并使其顺利运转。

他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研究日方提供的图纸和说明书，但语言障碍和技术标准的差异使得理解过程异常艰难。即便配备了翻译人员，许多专业术语和操作细节的传达依然存在偏差。安装和调试阶段困难重重，工人们缺乏操作类似精密设备的经验，对新的工艺流程也感到陌生。

在关键的焊接环节，由于对材质特性、焊接参数或操作规范的掌握不到位，时常发生因焊接质量问题或操作失误触发设备自动保护系统报警的情况。除了技术难题，巨大的资金投入也给国家带来了沉重负担。参考资料中提到，宝钢工程的总预算“相当于全国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即便如此，这项工程对当时国家财政的压力是毋庸置疑的。宝钢建设初期遭遇的种种困境，反映了七十年代末中国在资金实力、技术储备、人才培养以及项目管理经验等方面的全面不足。

饿肚子逼出来的“大包干”

就在国家倾力建设现代化钢铁基地的同时，广袤的中国农村，尤其是相对贫困的地区，仍在为基本的温饱问题所困扰。1978年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个位于淮河中游南岸的村庄，长期以来深受贫困之苦。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大锅饭”模式，并未有效激发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加上自然条件的限制，粮食产量低下，农民生活十分艰难。

时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和其他许多村民一样，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全村二十户人家，一百一十五口人，却常常陷入缺粮的困境。据记载，当年村里的粮食分配后，每户平均欠生产队一百多斤，而村集体仓库里的存粮根本无法支撑全体村民度过漫长的春荒季节，半数以上的家庭不得不外出讨饭求生。

严宏昌这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不甘于坐等挨饿。他留意到当地土壤盐碱化对作物生长的影响，并设法从县里的农业技术推广站借来了一本名为《土壤改良手册》的技术书籍。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他仔细研读这本已经翻看得非常陈旧的书籍，遇到不理解的公式和概念，就用省下来的香烟纸作为草稿纸，反复演算、琢磨。

严宏昌和村民们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提高产量的渴望，最终促使他们在1978年冬，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秘密签下“生死契约”，将集体土地包干到户，实行“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大包干制度。这一自下而上的大胆尝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在第二年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

特区开门，老板心里也打鼓

当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在小岗村点燃时，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也开始酝酿。为了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现代化建设，中央政府决定在沿海部分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毗邻香港、具有独特地理优势的广东省深圳市，被选定为首批经济特区之一。

1979年，深圳蛇口工业区率先破土动工，打下了特区建设的第一根桩基。对于境外投资者，尤其是长期关注内地发展的香港商界人士来说，内地的政策环境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香港实业家霍英东，一直对国家发展抱有热忱，并有参与内地建设的意愿，计划投资兴建现代化酒店等项目。

在特区成立初期，霍英东曾多次来到深圳考察，甚至带着现金在连接深港两地的罗湖桥附近观察。他对于投资特区既有期待，也存在对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顾虑，担心投入的资金会因政策变化而受损。促使霍英东等一批早期投资者下定决心的，是中方采取的一系列具有实质性和象征意义的举措。

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细节是，当霍英东等人看到推土机开动，将隔绝深圳与香港边界的部分物理屏障（如边防铁丝网）移除时，这个动作被解读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推动深港融合的明确信号。

霍英东随即与内地签署了合作协议，投资兴建了广州白天鹅宾馆等项目，成为最早一批响应号召、投资内地的港商之一。深圳特区政府也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制定优惠政策，简化审批程序。正是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态度，以及不断释放的积极政策信号，逐步打消了外界的疑虑。到1985年，深圳经济特区累计实际利用外资已初具规模，其中港资占据了主导地位，据统计已超过20亿港元。

三十年河东，老外看了都佩服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每一点进步，最终汇聚成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洪流。018年，当时，俄罗斯的知名经济学家谢尔盖·格拉济耶夫到访中国。他曾长期担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经济顾问，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变迁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国际比较的视野。当他走进位于长江三角洲核心地带的苏州工业园区时，园区内高效的运转、先进的基础设施以及蓬勃的产业活力，首先就给他留下了初步印象。

访问行程中，格拉济耶夫一行被安排参观了一家现代化的制造企业。格拉济耶夫在车间里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他并非走马观花式地浏览，而是走到设备旁，仔细观察机器的运作，特别留意那些身着工装、操作着复杂数控面板的中国年轻工人。他看到这些工人手法熟练，聚精会神地监控着加工过程，不时根据屏幕上显示的数据进行微调，整个操作流程显得规范而高效。

长时间的观察之后，格拉济耶夫转向随行的俄方人员，用一种混合着惊讶与深思的语气表达了他的看法，据随行人员记录，他大致的意思是：中国同行们仅仅用了大约三十年的时间，似乎就走完了俄罗斯工业体系下可能需要六十年才能完成的发展路程。

回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外汇储备极其有限，往往需要依靠出口大量的初级产品，比如整船的大豆、棉花或者矿产，才能换回建设所需的宝贵外汇和关键设备。仅仅几十年后，中国已经一跃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不具备了强大的出口能力，产品结构也从初级产品、轻纺产品为主，升级为附加值更高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以中俄贸易为例，根据资料数据，如今中国每年向俄罗斯出口的机电产品总额已经超过了400亿美元，这与早期以资源换技术的贸易模式形成了天壤之别。

可以说，如果没有四十多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面貌、民众的生活水平以及国家的国际地位，都将是另一番景象。改革开放让新鲜的空气和发展的机遇得以涌入，逐步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物资短缺问题，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从基本的吃穿用度到如今的消费升级，变化有目共睹。

同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中国的生产效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学习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成功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切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源于那个顺应时代潮流、以巨大勇气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对于中国而言，选择改革开放这条道路，是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正确抉择。放眼全球，与其他一些同样拥有巨大潜力的发展中大国，例如印度或巴西相比，中国的发展路径呈现出更为显著的全面性特征。中国的进步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领域，而是在保持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制造业的跨越式升级，并在高科技产业、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相对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参考资料：[1]聂婴智,程蒙.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历史成就与当代审视[J].理论观察,2022(10):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