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陈布雷的悲剧和三国时期的荀彧有些类似，以为遇到了明主，可以拯救这糟糕的苍生，哪知后来两人的思维和道路渐行渐远。

而有着传统文人风骨的陈布雷，后半生被“知遇之恩”这四个字所累，所困扰。

最终，还是以自我了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实在是可悲、可叹、可惜。

早期经历

“陈布雷”这也不是他的本名，而是笔名，他的本名叫做“陈训恩”。

1911年，他以全校第四名的成绩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也算是一个妥妥的学霸了。

毕业后，他就去到《天铎报》工作，也就是在这一年，20岁的他开始用“布雷”作为笔名。

陈布雷和老蒋也算是同乡了，都是浙江人，只不过一个出生在慈溪（陈），一个在奉化（蒋）。

陈布雷的笔锋很犀利，有着拯救苍生于水火的他，把自己的一腔报国热情都尽付于笔墨之中。

才二十岁出头的他，在上海报界也闯出了不小的名气。

1927年，陈布雷和潘公展一同去到南昌，第一次见到了老蒋，这一年，陈布雷37岁，老蒋40岁。

彼时老蒋已不再是当初，那个拜在黄金荣门下的小人物，而是一跃成为首脑人物了。随着地位的攀升，他越发地觉得在自己的身边，必须要组建一个笔杆子团队了。

由是，一个书生和一个政客，这才产生了交集。

不过，这时候的陈布雷，还是醉心于办报纸，这也是他彼时的理想。

所以，老蒋这边，起初他只是当做是一份兼差。这次短暂的会面结束后，陈布雷又回到了上海办报纸。

至于老蒋那边，需要他写什么文章，传达个意思过去，他写好之后再回传过去就行。

不过，这种半逍遥的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老蒋那边的地位持续攀升，业务量也越来越多。

于是乎，陈布雷就从兼职变成了专职。

1929年的3月，38岁的陈布雷随同老蒋一道去了北平，从此，他的命运就和这个人挂上了钩。

随着老蒋地位的不断攀升，陈布雷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职位不断地升迁。

他历任副秘书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宣传部副部长，直到1947年担任国策顾问；不过，他主要负责的工作还是在文化宣传这方面。

文人秉性

在老蒋的那个圈子里，陈布雷身上的文人秉性让他显得格格不入。

他看不起身边的官僚作风，也看不起那些在灯火酒绿、觥筹交错之间来来回回应酬的身影。

碍于老蒋的脸面，身边的人也只是表面上尊敬他，不带他玩，他也不屑于和那些蝇营狗苟玩耍。

有意思的是，和老蒋关系更为密切的宋家、孔家和陈家，在蒋家大厦将倾的时候，仍旧不断卖力地助一臂之力。

反倒是被老蒋视作外人的陈布雷，却把“蒋家王朝”看作是自己的亲生孩子一般对待，毕竟这也是当年他亲手参与建立的，真心付出了心血的产物。

1948年，陈布雷为了支持金圆券的发行，直接回到上海，让妻子拿出家里的金条、银器，全部兑换成了金圆券。

老陈是一番真心全都扔给了狗，自己也被人带进了沟里。

这金圆券发行不久，立马就开始不断地贬值，这一下导致陈家也是揭不开了锅。

最后还是作为政务局局长的陈方，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给总务局打了个报告，给陈家特批了一笔款项，这才让陈家不至于饿死。

对于陈布雷来说，生活上的拮据并不能打败他，能打败他的，只有精神上的毁灭。

随着时局的变化，老蒋家的大房子天天在往下掉砖墙磁瓦，明眼人打眼一瞧，就知道这座危房的倒塌，也就是在眨眼之间了。

眼见得这种形势，陈布雷的精神也是一点点地失去了光彩。

本来给老大写稿子，就是一件耗费心神的工作，时局的变化，让老大的脾气也是一天天的暴躁，一篇文稿要反反复复修改十来回。

这种工作折磨，也在一点点地蚕食着陈布雷的意志。

最为难受的是，陈布雷主管的是宣传工作，而倘若是如实进行报道宣传，必然会影响军心；于是，陈布雷每天都只能写着那些美好的谎言，这种违心的工作，让他疲于应对。

这就像是国足今天输给越南，明天输给安道尔，后天又输给女足，你不能如实报道也就罢了，还得把输球吹成赢球，这简直就是大冷天给你灌热开水，冷热交替之间，精神也就发烧了、模糊了，也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了（本文来自号“贱议你读史”原创，其他平台均为搬运）。

结局

换做是别人，比如说我吧，我会选择明哲保身。

但是陈布雷不会选择明哲保身，他不允许自己眼睁睁看着房子的倒塌，于是，他选择了文人最直接的表达方式，那就是“诤谏”。

他讨厌这无休止的内战，讨厌这无休止的物价飞涨，讨厌这无休止的民不聊生，他讨厌够了这已经发生的一切事实。

他多次直言，这时候应该罢兵休战，以议和来换取休整。

不料，却被老蒋痛斥为“书生误国”、“迂腐之言”、“不堪大用”，如果这些直言还没触碰到老大的逆鳞。

那么，陈布雷后来直言，要把蒋、宋、孔、陈那些藏起来的金条美元拿出来，用来支援战事，改进民生。

这直接就触碰到了老蒋的逆鳞，人老大都已经把去南方小岛摆上了日程，你却要伸手进身体，从人家的肋骨上扯下金条美元，那就是要人命了。

一次也就罢了，两次、三次、四次，反反复复的说，老蒋从烦躁转化为了嫉恨。

陈布雷的这番“愚忠”，是对心中那一份“知遇之恩”的执念，他感恩于这个人给了自己施展才华抱负的平台，这“从一而终”的执念，不容许他有异心，也让他明知前方是死胡同，也毅然不回头。

明知事已成定局，天意不可违，人言难继。

对于有着执念的文人来说，诤谏没用之后，剩下的只有“谏命”了。

1948年的11月初，“谏命”这个想法一直萦绕于他的心头，而老蒋的那一耳光，和说出的那一番话，或许才让他最终下定决心赴死吧。

11月的某一天，陈布雷依旧直言上谏，本就心情烦躁的老蒋，被眼前这个人激烈的语言惹恼了，一耳光甩了过去。

“啪”的一声脆响，让旁人也为之抖了抖。

老蒋仍旧余怒难消，痛斥陈布雷自己教子无方，教出来的女儿和儿子，全都跑去了对面。

女儿和儿子的理念和自己背道而驰，家庭的分裂和不稳定，这本就是陈布雷心里不可触碰的顽疾。

这下好了，当众挨了一耳光不说，还被老大一刀捅在了自己的心口上。

这让陈布雷万念俱灰，对这世间也再也什么留恋了。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在卧室里服药而亡。

距离他58岁的生日，只有两天。

说来也是有些讽刺，在陈布雷以死明志后，居然极尽哀荣，老蒋亲手书写了“当代完人”四个字，作为对陈布雷的评价。

并且带着家人、高官们，一同前往祭拜。

祭拜之后，由老蒋的儿子一路护送灵柩到杭州安葬。

后记

陈布雷的死，给当时已经风雨飘摇的老蒋集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

虽然明面上宣传陈布雷是“以死报国”，但是，在明眼人看来，他这一死，其实就是先行一步，做了一个殉葬者。

陈布雷活得很矛盾，他廉洁奉公、一直恪守着自己的行事准则。

他身居高位，但本质上只是服从于老蒋意志力的一个执行者而已，面对一个刚愎自用的领导，他在领导的决策中，完全起不到什么作用。

他爱国，也想报效国家，但却走不出自己画地为牢的“知遇之恩”。

用荀彧和曹操的关系，或许还不太恰当，曹操毕竟也是一代枭雄。

用田丰和袁绍来形容两人，或许比较合适吧。

能者，辅之；不能，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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