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取消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改由政府统一管辖，是雍正时期清廷对漠南蒙古攻防战略的重要一环。

清廷实施“改土归流”政策，是期望在当时的内外安全形势下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直接消除叛乱隐患，巩固西南地方政治；二是断绝漠西蒙古和青海蒙古借道西南、进攻中原的幻想，整体上提升国家安全。

其实“改土归流”自明朝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号称“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平定播州土司，就是大规模运用武力削平土司势力的改土归流。

清朝初年，与西南地方势力“土司”采取相安无事的政策，要求进入云南、贵州的清军“惟在绥以恩德，不宜生事骚扰”。

到了康熙中后期，也开始着手处理土司事务。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贵州最大的水西土司断嗣，朝廷趁机撤销了水西宣慰司，这可算是清代“改土归流”的前奏。

清朝初期，通过恩威并用、和亲、黄教等手段，降伏了漠南蒙古，基本稳住了漠北蒙古诸部。

然而，漠西蒙古却意外强大起来，屡屡与清朝作对，康熙朝三次征伐噶尔丹，都没能使其元气大伤。而与此同时，青海则被和硕特蒙古盘踞。

在准噶尔突袭西藏得逞之后，蒙古势力一度在川西和云南北部的理塘、中甸一带深度渗透，并长期与当地土司眉来眼去，以待时机东进四川、云南、贵州，进而图谋攻击中原。

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在准噶尔势力支持下，发动叛乱，后被平定。

虽然青海叛乱未造成内侵的后果，但其背后的准噶尔势力仍然强大，不得不防。除了正面的用兵，西南方面的防范也至关重要。因为准噶尔随时可以再进西藏，甚至东进。看看雍正七年清军的惨败，就知道这并非虚言。

而稳定西南局势，就必须稳固西南统治。而在当时土司盘根错节的情况下，稳固统治无从谈起。在当年准噶尔攻进西藏时，丽江木氏土司就曾阻挠清军人员和物资入藏。

雍正四年（1726年），在鄂尔泰的主持下，首先对云贵川交界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司开始，实施“改土归流”。前后历时一年，利用土司之间的相互攻伐，先革除东川土司，再先后降伏乌蒙、镇雄，设立州府，并将三土司之地全部划归云南。

接下来则是针对黔东南苗疆“生界”，称之为“生界”是因为既不归政府管辖、也不归土司管辖，三不管地区。苗疆的“改土归流”更为棘手，从雍正六年（1728）到雍正十一年（1733），前后历时五年，多次重兵进剿，才算基本平定。并长期驻军，最多时达到15000人。

而此后的滇南一带土司，则剿抚并用，尽数革除澜沧江以北的土司。从此，进出西藏的西南地区，都在朝廷掌握之中。

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是配合清廷在西北对漠南蒙古准噶尔部用兵的战略行动，目的在于通过朝廷直接掌握西南地区的统治权，保障西南进藏通道的畅通，防止蒙古势力进入西南地区。当然，改土归流在客观上也打通了经济通道，促进了民族融合，但这并非雍正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