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夫子认为：

“顺逆之应，系由于人心之所感。”

也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国的顺逆，

有很大程度上，是由此人、此家、此国的集体意识决定的。

在古代来说，天人之际的问题，

非常谨慎。

司马迁写《报任安书》，说自己的著述，

是想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也就是说，通过研究天人关系来了解古今治乱兴衰的变化之道。

从而为后世的从政之人做参考。

这天与人的关系，

汉武帝时期，由董仲舒深刻阐述，

形成天人感应的学问。

但实际上，天人相感，

在春秋之时，就有记录。

比如春秋时期的宋国因为淫雨为患，

发生大水，引发水灾。

此时鲁国派代表来慰问灾情。

宋君接见鲁国的使臣，首先是罪己自责，

不将此灾推诿于天时，

而是归咎于自己施政不当，

没有防患未然导致上天降灾于宋，施行惩罚。

并且对鲁国的慰问表达关心。

孔子听说后，非常赞赏宋君的认知。

并且说：“桀纣之所以失国，是因为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

不能自我检讨。

成汤、文王之所以兴盛，是因为能够反省自己。

也因此，见过能改，兴盛如立竿见影”。

宋君听了孔子的夸奖，愈发勤政爱民。

达到三年则年丰政平。

可见天人之际，系乎治乱兴衰。

邵夫子又发挥说，

“大哉时之与事乎！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

时与事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中国的史书之所以记载天象与人事，

无非就是要从这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找出两者之间感应的证据。

这其实是绵延千年的利用历史事件与天文事件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的课题。

所谓“时者天也，事者人也。时动而事起，天运而人从。

犹形行而影会，声发而响应欤。”

时动是天道的运行节律，

事兴是人事的运行节律。

时动而事起，是说天道的节律影响了人道的节律。

所以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治乱兴废。

时间长河无一刻不运转无息，流淌向前，

人事亦如此，世间之人与事，如同戏台上的戏一样，

演完一折，又上一折，

无时或止。

天时动，人事应。

天时人事，如同“如影随形，如响斯应”。

“时行不留，天运不停”，

正是这天地阴阳无所滞留的运转，

推衍出纷繁复杂的人事。

所以才有董仲舒所说的：

“乱世之所起，皆因天地之化而成，

败物乘阴阳之资，以任其所为，所以为恶”。

也因为阴阳之流变，

我们也可以从天下小事的发展，推知人事的治乱，

风气的邪正。

正如当今所说的，

南美的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

可以引起狂暴的飓风狂飙。

这些都是天地之化的结果。

回溯历史，映照到当下，

很多天人之际的关系非常明朗。

邵夫子在洛阳天津桥上听到有杜鹃鸟啼鸣，

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说：“三五年间必有南方人为宰相，吏治将大变，从此多事矣！”

如今的形势也有很多啊，

只不过不好公开说明。

好在可以说的是，当前的华夏是科技腾飞的前夜，

不过在整个“皇极”周期里，

是整个人类社会阴长阳消的大波浪下，

阳长阴消的回光之兆。

此一回光后，

阳神之文明终将沉入海底，

阴欲之文化还是要统领全社会，

直到下一个大周期的到来。

当然，这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

短短百年之身，还看不到阴欲极盛之时，

不过，只要众人之心可以回光，

那么此周期内阳之神未尝不能持续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