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直至现在，中医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存在、运用了数千年之久，堪称中华民族之“瑰宝”。

然而，尽管中医存在历史悠久，但其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清朝末年以后，由于列强入侵、国运衰弱，传承千年的中医甚至一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中。

中日甲午战争后，人们开始效仿日本向西方学习，并试图将西方先进的东西统统搬到中国，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

那时候，他们纷纷夸赞西方的社会制度好、科技先进、教育先进、医学先进，而中国什么都不行，就连梁启超也说：“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

在这股“西方好”的巨浪中，存在几千年的中医，毫无疑问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一些人纷纷站出来指责中医不科学、诊断方法落后等，就连大文豪鲁迅、胡适等人，也都站在了质疑中医的阵营中。

而在这期间，出现了一个“始作俑者”式的人物——余云岫！

余云岫是中国近代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是当时上海滩一位小有名气的中医。

1908年，余云岫公费前往日本大阪医科大学预科习医，期间因受到日本废止汉医汉药的影响，回国后其思想和行为竟发生巨大转变，将中医描绘得一无是处，四处指责、诽谤中医中药。

不仅如此，他还借着给汪精卫治疗糖尿病的机会，向汪精卫大力推崇西医、贬低中医。在余云岫的鼓动下，汪精卫也开始在各大公开场合贬低中医。

1929年初，在余云岫和汪精卫的密谋下，南京政府召开了由120名西医参加的所谓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了由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

他们把传承几千年的中医说成是“旧医”，是“卫生改革的障碍”，必须将其清除干净……此等言论，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反对中医”的言论和政策一直都没有得到平息，国民政府甚至还变本加厉地进行“反中医”政策，期间陆续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打击中医的条文。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中医的命运也迎来了全新的转变。

不过，在建国初期，个别人因长期受到旧时代反中医政策的影响，还是对中医持质疑态度，而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当时两位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和王斌。

贺诚，四川三台人，1901年出生，早年曾在北京医科大学学习，参加革命后曾历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卫生局局长、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部长和政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

王斌与贺诚是老乡，都是四川人，他早年毕业于成都医学专科学校，参加革命后历任八路军卫生部医务主任、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建国后任卫生部党组成员兼副部长。

事实上，无论是贺诚还是王斌，他们都是功勋卓著的革命者，更是我国医学界久负盛名的专家、领导。

然而，在五十年代初，他们却一度提出了“废除中医”的言论，其中王斌更是曾在《东北卫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反对中医的论文——《在一定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

他在文中称：中医是封建社会里产生的“封建医”，否认了中医的治疗作用，并表示“落后的东西就应该废止”。

作为卫生部的重要领导，王斌此文无疑在界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使得不少中医师放弃中医改学西医，而很多西医在看了这篇文章后，则更加鄙视中医。

中医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作用和价值早已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就得到印证，怎能如此草率地对此予以否定呢？

随着事件愈演愈烈，此事也传到了毛主席耳朵里。

众所周知，主席向来对中医很感兴趣，也非常重视中医的发展，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曾力排众议主张正确对待祖国的医学遗产。建国后，他还是“中西医结合”医疗卫生方针的重要制定者。

所以可想而知，对于贺诚和王斌反对中医的言论，毛主席听后该有怎样的反应！

1955年12月20日，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撤销贺诚同志卫生部副部长的职务的决定》。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随着事态的升级，对贺诚的批判逐渐变得有些过火，原本可以在当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贺诚，直到3年后才得以补授。

与此同时，王斌也被强行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不仅被监禁了8个月，还被下放到内蒙古担任内蒙古医学院副院长，直到1975年周总理病重期间，毛主席去看望总理时，才知道王斌被下放到了内蒙古，于是便立即指示卫生部请他回来。

当然了，贺诚与王斌的故事，也只是建国后关于中医“存”与“废”的争论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有过这种言论而忽略他们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上的贡献。

即便是现在，关于中医存与废的争论依旧存在，但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中医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糟粕”，而是实实在在的“精华”，不仅不能废除，反而要弘扬光大。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传统中医和现代医疗科学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发挥出它的妙用，实现它“治病救人”的根本作用。

总之无论如何，中医绝不可废除，但却可以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