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向荣将军夫人余慎，不习惯别人称她某某夫人：我有自己的事业

1960年的一个春日，军委办公厅里传出一阵窃窃私语。＂萧主任夫人为什么不回来呢？在办公厅工作多方便啊！＂＂就是啊，现在多少将军夫人都回来授衔了。＂议论声中，一位身着朴素的女子正在交通部认真地批改着文件。她就是萧向荣将军的夫人余慎。当有人向她转达这个消息时，她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我有自己的事业。＂这句话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人生故事？为何一个将军夫人会如此坚持自己的选择？让我们走进这位特殊的女性的人生轨迹。

一、从王素卿到余慎：一个女子的蜕变之路

1916年，在山东单县的一个贫苦农户中，一个女婴的啼哭声打破了凌晨的宁静。这个女婴就是余慎，她的原名叫余忠卿。在那个年代，生活的重担压得这个家庭喘不过气来。余父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选择加入当地的军阀部队。然而，军阀部队的腐败和压榨让这个决定并未给家庭带来多大改善。

1921年，生活所迫，五岁的余慎被送到了巨野县的姑母家。这一别，就是十一年。在姑母家，余慎被改名为王素卿。姑母家虽然生活条件稍好，但仍然无法供养余慎继续求学。然而，求知的渴望却在这个小女孩心中生根发芽。

1929年，年仅13岁的余慎听说菏泽地区有一所师范专科学校，不仅免除学费，还能提供住宿和生活津贴。这个消息让余慎看到了希望。她主动找到姑父母，提出要报考这所学校。姑父母起初并不同意，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但余慎的坚持最终打动了他们。

在师范专科学校的三年时光，改变了余慎的一生。这里不仅有知识的滋养，更有思想的启蒙。她开始接触到新思潮，了解到外面的世界。这段经历为她日后的人生选择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然而，1932年回到姑母家后，等待她的却是一场关于命运的较量。此时的余慎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姑父母开始为她筹划婚事。他们看中了当地一个殷实人家的公子，想借此改善家境。起初是软磨硬泡，见余慎坚决不从，便开始采取强制手段。他们甚至将余慎关在屋内，企图以此逼她就范。

在这场与封建礼教的对抗中，余慎展现出惊人的勇气和决心。在一位同窗好友的帮助下，她趁着夜色逃离了姑母家。这一走，不仅是对旧式包办婚姻的反抗，更是对个人命运的主动把握。

从此，余慎开始了独立谋生的生活。她先在济南的几所小学任教，接触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在这里，她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其中不乏北大学子和留日归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谈话让余慎对国家的命运有了更深的思考。

1937年，日寇的铁蹄踏破了济南的宁静。面对国难当头，昔日的知识女性余慎，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她加入了当地的抗日组织，开始了地下工作。这段经历，为她后来奔赴延安埋下了伏笔。

二、延安岁月：在革命圣地遇见真爱

1940年初春，延安杨家岭的梯田上，一位身着灰布衣裳的女子正在耕地。她就是刚到延安不久的余慎。为了适应延安的生活，她和其他同志一样，参加劳动，开荒种地。这时的延安，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

余慎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在这里，她遇到了同样来自山东的萧向荣。当时的萧向荣已经是八路军某部的团长，因为在战场上的突出表现被选派到延安进修。两人都来自山东，都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语言。

1941年的一天，中央党校组织学员参加武装大练兵。萧向荣负责指导射击训练。余慎第一次握枪时，动作笨拙，子弹总是打偏。萧向荣耐心地教她调整姿势，讲解要领。经过反复练习，余慎终于打中了靶心。这个场景，成为两人日后常常回忆的一段往事。

在延安，他们的感情在共同的理想和革命事业中逐渐升温。但这段感情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的延安实行严格的婚姻制度，要求干部谈恋爱必须报告组织。1941年冬天，萧向荣向组织提出了与余慎结婚的申请。

组织考虑到两人的家庭出身和政治背景都比较清白，而且在工作中表现突出，很快就批准了他们的婚事。1942年春节前夕，他们在延安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礼上没有花车，没有鞭炮，只有几个战友捧来几个苹果，唱了几首革命歌曲。

婚后不久，萧向荣就接到命令，要回前线指挥作战。余慎并没有随军，而是主动请缨，要求继续留在延安工作。她说：＂革命需要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这句话，成为她此后数十年坚持工作的真实写照。

1943年，余慎被调到延安妇女大学任教。在这里，她不仅要教授文化知识，还要组织学员参加生产劳动。当时的延安正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余慎带领学员们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和蔬菜，为前线提供物资保障。

1944年秋天，萧向荣受伤后被调回延安养伤。在短暂的相聚时光里，两人常常在延河边散步，交流工作心得。萧向荣曾提议让余慎随他到部队工作，但被余慎婉言谢绝。她认为在教育岗位上同样可以为革命做贡献。

1945年春，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向关内发展。萧向荣奉命率部向东北进发。临行前，他再次询问余慎是否要随军。余慎依然选择留在延安，继续她的教育工作。这一别，又是数年。

在延安的岁月里，余慎不仅收获了真挚的爱情，更坚定了自己的人生信念。她始终认为，革命事业需要每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贡献力量。这种信念，使她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始终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工作态度。

三、建国初期：在交通部的坚守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此时的余慎正在北平协助筹建新中国的交通运输体系。当许多将军夫人都选择回到丈夫身边时，余慎却坚持留在交通部工作。

1950年初，交通部成立了铁路管理总局。作为最早进入交通部的干部之一，余慎被任命为人事处副处长。当时的交通运输系统百废待兴，铁路线大多年久失修，人才严重匮乏。余慎带领同事们走访了全国各地的铁路局，摸清人才底数，建立人事档案。

在一次去天津调研时，余慎发现当地铁路局留用的老职工中有不少技术骨干。这些人虽然在旧社会工作过，但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她立即向部里建议，要妥善安置这些技术人才，并制定了一系列培训计划，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

1952年春天，全国铁路系统开展技术改革运动。余慎提出要将老技术工人和新招收的年轻学徒结对子，以＂传帮带＂的方式培养新人。这一建议得到了部领导的重视，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到年底，全国铁路系统培养出了数千名技术骨干。

1953年，萧向荣被任命为军委办公厅主任。他派人转告余慎，希望她能调到军委工作。这时的军委办公厅正在筹备授衔工作，许多将军夫人都被安排到办公厅任职。然而，余慎婉拒了这个提议。她说：＂交通部的工作才刚刚步入正轨，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1954年，全国掀起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高潮。交通部承担着运输大量建设物资的重任。余慎被调任运输司副司长，负责协调全国的物资运输工作。她经常深入车站、码头，了解运输状况，解决实际问题。

有一次，上海港口积压了大量进口设备，亟待运往内地。余慎立即组织人员研究运输方案，调配车辆，昼夜不停地疏通物资。经过一周的奋战，终于将所有设备安全运达目的地，保证了重点工程的建设进度。

1956年，全国掀起了公私合营高潮。余慎负责接收私营运输企业，安置原企业主和职工。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照顾国家利益，又考虑企业实际，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一些地方盲目要求增加运力。余慎多次在会议上指出，运输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风＂。她的这些意见虽然一时不被接受，但后来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

在这段时期，余慎始终保持着独立工作的态度。即便是在＂长官夫人＂的身份备受关注的年代，她依然坚持自己的专业追求。她常说：＂工作岗位无分贵贱，只要能为国家建设作贡献，在哪里工作都是光荣的。＂

在交通部工作期间，余慎经常加班到深夜。有时萧向荣派司机来接她，她总是婉言谢绝，坚持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这种严于律己的作风，在部里传为佳话。

四、文革岁月：坚持本心的选择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交通部机关很快就陷入了混乱。作为司长，余慎成为造反派批斗的对象。他们指责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军委大院里的特权分子＂。

面对批斗，余慎始终保持着镇静。当造反派要求她交代＂特权行为＂时，她拿出了多年来的工作日志和乘坐公交车的月票存根。这些细节记录着她始终如一的工作作风。即便在丈夫担任要职的情况下，她依然坚持自己独立工作和生活的原则。

1967年初，一些造反派提出要将余慎押送到军委机关批斗。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打击＂军内走资派＂。消息传到萧向荣耳中，他立即表态：＂余慎同志是交通部的干部，她的问题应该在交通部解决。＂这个态度，既是对组织程序的尊重，也是对余慎多年来坚持独立工作的支持。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余慎并未向组织申请特殊照顾。她和其他干部一样，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在干校期间，她主动承担了最繁重的农活。白天在田间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批斗会。即便如此，她仍然坚持记录每天的工作情况，保持着严谨的工作作风。

1968年，一批老干部被派往基层＂接受再教育＂。余慎被分配到河南某铁路段当搬运工。每天清晨，她都准时出现在货场，和工人一起装卸货物。当地工人不知道她的身份，只当她是一个普通的下放干部。直到多年后，他们才知道这位默默干活的老太太竟是一位将军夫人。

1969年冬天，正值农闲季节，余慎主动请缨参加铁路检修工作。天寒地冻，她和工人们一起爬上铁轨，检查道钉、道碴。这期间，她把自己的棉手套送给了一个年轻工人，自己则忍着寒冷继续工作。这个细节，被当地工人传为佳话。

1970年，局势略有缓和，一些老干部开始返回机关。有人建议余慎通过萧向荣的关系调回北京，但被她婉拒了。她说：＂既然组织安排我在这里工作，就要把工作做好。＂她继续在基层站段工作，直到1972年才正式返回交通部。

回到交通部后，余慎被安排在资料室工作。这个岗位比起从前的职务要低得多，但她毫无怨言。她开始整理多年来积累的交通运输资料，为部里的工作提供参考。期间，她还培养了一批年轻同志，教他们如何系统地收集和整理资料。

文革期间，余慎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工作信念。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她依然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工作态度。她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和对待生活的朴素作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这段经历也让很多人看到，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职位的高低，而在于对工作的态度和对信念的坚持。余慎用实际行动证明，即便是在动荡的年代，依然可以保持本心，坚守自己的选择。

五、改革开放：重返教育岗位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余慎迎来了人生的新阶段。这一年，她正式从交通部退休。然而，对于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来说，退休并非意味着安享晚年。

1979年春天，北京市教育局向余慎发出邀请，希望她能到一所中学担任历史教师。考虑到自己在延安时期的教学经验，余慎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她说：＂教育工作永远不嫌年龄大，只要还能为教育事业作贡献。＂

在这所中学里，余慎主要负责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她不满足于照本宣科，而是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融入教学中。在讲授抗日战争时，她为学生们讲述了延安时期的生活；在讲到建国初期时，她又分享了参与交通运输建设的经历。

1980年，一些老同志提议她编写回忆录。但余慎认为，与其写回忆录，不如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教育工作上。她说：＂现在的年轻人最需要了解的是历史，而不是某个人的故事。＂于是，她开始着手整理历史教学资料，编写适合中学生阅读的教材补充读物。

1982年，余慎在学校创办了一个历史兴趣小组。每周六下午，她都会和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们一起探讨历史问题。她不仅讲述历史事件，还带领学生们参观北京的历史遗迹，让历史课堂延伸到校园之外。

1984年，萧向荣去世。许多人劝余慎放下工作，安心养老。但她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教学工作。她说：＂教书育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是我对丈夫最好的纪念。＂

1986年，余慎开始关注中学历史教育改革。她提出要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主张让学生通过讨论和实践来学习历史。她的这些建议，在当时的教育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1988年，已经年过七旬的余慎仍然坚持站在讲台上。这一年，她开始整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教学笔记，准备编写一本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历史读物。她说：＂让年轻人了解历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1990年，余慎终于完成了这本历史读物的编写工作。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材，而是一本将历史知识与亲身经历相结合的普及读物。书中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为青少年了解近现代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1992年，余慎正式结束了她的教学生涯。在最后一堂课上，她对学生们说：＂历史不仅是过去的故事，更是未来的镜子。希望你们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这些年来，余慎始终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她住在一套普通的老房子里，仍然习惯乘坐公共汽车。她说：＂保持简朴的生活习惯，才能更好地工作。＂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