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以前，关于回乱的记载较少。然而自清代起，西北河湟地区却屡次发生回乱，史称“河湟事变”。前三次河湟事变主要在甘青地区爆发，以回族为主力，同时也涉及撒拉族等少数民族。他们虽打着“反清”旗号，实则更多反映出深刻的回汉矛盾以及伊斯兰教派系间复杂的争斗。到了民国十七年（1928年），甘青地区再度爆发第四次河湟事变，此次的“主角”是马仲英。这场叛乱持续四年，波及甘肃、青海、新疆，致使几十万人伤亡，令西北大地饱受摧残。

1.军阀割据

冯玉祥在这场动荡中角色复杂。1925年1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又授其负责甘肃军务的善后工作，原甘肃督办陆洪涛则调任甘肃省长。冯玉祥接手后，派遣西北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为总指挥，率部进驻兰州，迅速铲除原甘肃督办陆洪涛的残余势力，牢牢掌控甘肃局势。

冯玉祥

然而，冯玉祥并没有让甘肃局势好转，反倒因连年征战、残酷压榨本就贫瘠的本地百姓，进一步激化了当地的社会矛盾。当时的甘肃由八位镇守使分治各地。驻银川的宁夏镇守使马鸿宾、驻武威的凉州镇守使马廷勷、驻张掖的甘州镇守使马璘、驻西宁的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这几位都是回族军阀；驻天水的陇南镇守使孔繁锦、驻平凉的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驻酒泉的肃州镇守使吴桐仁以及驻临夏的河州镇守使裴建准，这几位则是汉族军阀。国民军的入驻对各地军阀构成不小威胁。

冯玉祥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一面打压汉族军阀，一面拉拢回族军阀。他通过回族将领马福祥、马邻翼与回族镇守使沟通，暂时维持局势稳定，并抽调回族部队编入西北军以削弱其独立实力。1926年初，刘郁芬大力扩充军队，逐步肃清汉族军阀势力。对西宁和凉州两地的回族镇守使部队予以改编，使其归国民军指挥。此外，他从四名回族军阀的部队中各抽一旅，限期集中至陕西，意在牢牢掌控地方武装。

然而1926年1月，直奉两派军阀联手反击国民军，挑动驻平凉的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和驻天水的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对兰州发起进攻。冯玉祥的部队节节败退，他本人不得不撤往苏联暂避。不过国民军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同年9月16日，冯玉祥自苏联归国，在绥远五原誓师，重组中国国民军联军，正式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支持北伐。一直保持中立的回族军阀马麒为表对国民军的投诚，与西宁道道尹黎丹协商后，决定让黎丹辞职，空出的职位请冯玉祥派人接管。冯玉祥顺势撤销马麒的甘边宁海镇守使及蒙番宣慰使职务，将其改任青海护军使，进一步削弱其实际权力。自国民军入甘以来，汉族军阀势力近乎瓦解，回族军阀也元气大伤，冯玉祥看似稳住甘肃局势，实则为后续的回乱埋下更大隐患。

2.社会动荡

1926年，甘肃的社会矛盾达至顶峰，河州（临夏）地区向来是回族的聚居地，出现过很多回族军阀。例如，马麒曾任甘边宁海镇守使、护军使，同时兼任青海蒙番宣慰使；其弟马麟曾任甘肃提督。他的儿子马步青掌控甘肃河西走廊，马步芳于1936年出任青海省长。而河州西南地区，也有众多出自宁夏的知名回族将领。马福禄曾参与平定义和团之乱，其子马鸿宾为八十四军团司令。马福禄的弟弟马福祥在民国初期曾任安徽省长和青岛市长，其子马鸿逵长期担任宁夏省长。这些人形成错综复杂的势力网络，河州因而有“三十年一小乱，六十年一大乱”之说。赵席聘出任河州镇守使后，治理手段极为粗暴，频繁征粮募款、强行征兵，回汉民众都苦不堪言。而且他们多次触犯伊斯兰教禁忌，无意间点燃回族怒火。

民国十七年（1928年）4月，河州西乡、南乡之间的新教和老教再度爆发教派纷争。赵席聘误信谗言，认为新老教的纷争是回民造反的幌子。于是他决定不分青红皂白逮捕双方首领并斩首示众，以杀鸡儆猴。刘郁芬更是公然宣称，要彻底消灭回乱，让“三百年、六百年都反不起来”。这种高压手段反而促使新老教教民联合，成为河州事变的导火索。马麒开始鼓动回族群体反抗，他放言：“国民军这是灭回灭教，逼得太紧了，难道我们要任他们宰割？难道没有一个儿子娃站出来替咱们出口怨气？”在座年仅17岁的马仲英是马麒的堂侄，也是宁海军代理营长。他从小对“二祖父马海晏在太子寺新路坡全歼湘军”的战绩心怀敬仰，在马麒的言语煽动下，他决意行动。

1928年5月2日，马仲英携7名同伙袭击循化城，劫持县长、搜刮公款、释放囚犯，迅速扩充队伍规模。随后，他在大力家山伏击国民军，斩杀13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马仲英行动果决且极具煽动性，不仅获凉州镇守使马廷勷部队的倒戈支持，还有多名回族阿訇声援。马仲英提出“官逼民反”和“不杀回、不杀汉、专杀国民军”的口号，规定“杀一回民一人抵罪，杀一汉民二人抵罪”的律例。有很多回族、撒拉族等群体纷纷加入。

以上是第四次河湟事变的背景和导火索。不稳定的政局和动荡的社会早已让甘青地区的回族人心怀不满，从上层的军阀到普通百姓都积攒了怨气。当教派冲突再次爆发，汉族镇守史处理不当，最终让回乱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