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横扫北方时,明朝的局势岌岌可危,崇祯帝为何不迁都南京?

文史砖家 2024-02-27 15:07:00

文|格瓦拉同志

了解晚明历史的人大多都有一个困惑,即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横扫北方、明朝局势岌岌可危之际,困守北京的崇祯帝理应迁都南京,唯此才有脱离险境、徐图再举的可能。然而,直到北京被攻陷,崇祯帝也没有实施迁都的计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崇祯帝为何应该迁都南京。

01南京的优势

首先,南京有一套现成、完整的中央机构,便于施政。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沦为陪都的南京虽然失去京师的地位,但依然保留着一套完整、现成的中央机构,包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部门,在级别、职能等方面跟京师相同。如此一来,崇祯帝迁都南京后,不需要重新组建中央机构便可推行各种政令,对于维护政策的连贯性大有裨益。

明朝南京城布局图

其次,南京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便于从事防御战。南京号称“钟山龙盘,石城虎踞”,以地势险要而著称,北方拥有长江天险,其他三面则环山,如果战略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御敌于城门之外,确保整个江南地区的安全。从吴大帝孙权在南京筑城并建都开始,先后有东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明、太平天国、民国等9个政权在此定鼎,由此可见其军事、政治地位的重要性。

再者,江南驻扎着近百万军队,进可攻退可守。根据史料记载,明朝末年驻扎在长江以北的4个军镇共有兵力约40万,而以湖北为大本营的左良玉号称拥兵百万,再加上镇守各地的官军以及名义上隶属朝廷的私人部队,就算是打对折,在江南驻扎的明军也有百万之巨。如果崇祯帝迁都南京,完全可以凭借这支庞大的军队从事北伐,即使不能成功,也大可以效仿东晋、南宋,与北方划江而治。

明朝军队行军图

最后,南京靠近最重要的税源地,便于集中财力办大事。纵观整个明朝,国家的税收主要来自靠近南京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湖州、嘉兴等7个府,它们向朝廷输送的赋税,长年占据全国的36%-50%,对帝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迁都南京,崇祯帝可以就近征收江南的赋税,并将其用于各种大事业当中。如此一来,复兴王朝或许不仅仅是个梦。

02南迁计划“胎死腹中”

崇祯帝虽然刚愎自用,但毕竟不是个糊涂蛋,在北方局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必然会产生迁都南京、徐图再举的计划。据史料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三,洞悉皇帝心意的左中允李明睿正式提出建议,希望崇祯帝迁都南京,“徐图征剿之功”。对此,崇祯帝答复到:“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两处引文均见《平寇志·卷八》)。

崇祯帝画像

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崇祯帝早就有迁都南京的想法,但碍于群臣的反对,无法顺利实施。就当时的情势而论,崇祯帝口中的“无人赞襄”,是指以内阁首辅陈演、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为首的反对迁都派,在他们看来,迁都无异于逃跑,是弃社稷、百姓于不顾的懦夫行为。不仅如此,他们还坚决反对左都御史李邦华提出的由太子监抚南京的方案,真可谓冥顽不灵。

其实,以崇祯帝强硬的行事风格,他完全可以致群臣的反对于不顾,强制推行迁都南京的计划,毕竟北方的局势已无可挽回,固守北京只能是死路一条。然而,崇祯帝最终并没有这样做,究其原因无非是强行南迁有逃跑之嫌,不仅会令天下臣民寒心,并且会在历史上留下巨大的负面评价。崇祯帝是个非常在意自己生前身后名声的皇帝,为了面子,他当然不愿冒这个险。

明末农民战争形势图

所以,对崇祯帝而言,唯有朝野达成一致意见,共同呼吁朝廷南迁时,他才能采取相应的行动。对此,曾做过翰林院编修、左庶子等职的吴伟业看的很清楚,并在《绥寇纪略》评价道:“上意非不欲南迁,自惭播越,恐遗恨于万世,将俟举国请而后许。”不过,就当时的形势而论,要想让朝野在迁都问题达成一致比登天还难,而就在毫无希望的空等中,崇祯帝最终错失迁都南京的机会。

03皇帝末路

既然迁都南京的计划无法施行,崇祯帝只能将目光东移,准备将宁远总兵吴三桂调入北京,用关宁铁骑来对付李自成。不料,崇祯帝的计划再次遭到陈演的强力阻挠,后者以撤防山海关将导致建虏(明朝对满族的蔑称)大举入侵为由,坚决反对将吴三桂调入北京,并宣称北京周围的兵力完全可以对付李自成。崇祯帝被陈演的一番话所欺骗,也只能搁置这个想法。

崇祯帝殉国处

然而,面对李自成的凌厉攻势,北京周边的明军纷纷不战而降,而等到局势溃烂到无法收拾、崇祯帝再想召吴三桂入京勤王时,已是难于登天了。同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因不愿接受投降后受辱的局面,便在次日自缢于煤山的一棵歪脖树上,终年才33岁。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还是宁愿相信,如果崇祯帝当初强硬执行迁都计划,明朝的历史完全有可能被改写。

参考书目

吴伟业(明/清):《绥寇纪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张廷玉(清):《明史》, 中华书局1974年版。

彭孙贻(清):《平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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