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8月30日，慕生忠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寇家塬镇慕家塬村
1930年，上中学时，慕生忠受陕北革命领导人刘志丹的影响投身革命。
1933年2月23日，在慕生桂和王国昌的介绍下，慕生忠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中共陕北特委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会后，吴堡区党委在中南区组建了党的中心支部，慕生忠被指定为中心支部成员之一，从事开辟红色村庄的工作，并与慕生桂等人在马家渠、东庄及其附近村庄组织了一个有10多名农民参加的游击小组，从事扰乱、袭击敌据点的活动。
1934年夏，慕生忠被推举为中共吴堡县委委员。同年10月，慕生忠任中共吴堡县委军事部部长。
后来，他拉起了一支杀恶除奸的游击队。为此，反动派杀了他一家包括父母在内的四口人。慕生忠发誓报仇，于是化名艾拯民，亲手砍掉过不少反动恶霸的脑袋。刘志丹夸他大胆，因而不少人也叫他“艾大胆”。他曾带领游击队东渡黄河，活动于晋西吕梁地区等20多个县。阎锡山曾贴出布告，悬赏1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
1935年1月23日，由慕生忠、慕纯农组织了国民党县政府保安队薛俊高和郭家地主保安队李启贤、薛英桂等人的兵变，创建了陕北红军第十五支队，此后又吸收了几股国民党士兵起义人员。 农历正月十一，该部队在佳县合编为陕北红军红五团，慕生忠担任政委。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县，慕生忠率领自己的队伍去吴起迎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土地革命时期，慕生忠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慕生忠任中共绥德警备区特委常委。同年10月，慕生忠受特委派遣，以八路军警备区七一八团民运股长身份回到吴堡，重新秘密组建中共吴堡县委，担任书记，兼任河防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和驻军718团、国民党县政府共同组成了抗敌后援会，为重建吴堡的党组织、动员抗战、保卫河防，作出了很大贡献。
1938年后，慕生忠离开吴堡，出任延安川东战区司令员，山陕特委军事部参谋长，晋绥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委、第九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慕生忠曾任第一野战军民运部部长、政治部秘书长等职。他跟随彭总东征西战，为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立下了累累战功。 在战争年代，慕生忠浴血奋战，九死一生，身上留下22处伤口。
1951年8月，当西南军区由张国华、谭冠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向西藏进军时，西北军区也组成了由范明、慕生忠领导的西北进藏部队。8月22日，以范明为司令员、慕生忠为政治委员的第十八军独立支队官兵、班禅行辕人员1300人，赶着两万多头背驮物资的牲畜踏上了进藏征程。范明、慕生忠在进藏前，就安排成立了政策研究室，组织力量调查研究西藏社情民情，整理各种资料，组织干部战士学习党的民族、宗教和统战政策，勘察制定行军路线，做了各种进藏准备工作。同时，在甘肃、青海吸收了一批藏族干部，这些干部在进藏途中和以后的西藏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选择从西南方向，也就是从青海香日德向南，走到巴颜喀拉山下的黄河源。这条道路有丰富的水系，但到处都是烂泥滩，一脚下去就拔不出来。范明、慕生忠率领的十八军独立支队出发后，沿着青藏线，经过艰难跋涉，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等多座终年积雪的大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沼泽，涉越通天河、沱沱河等冰河，克服缺氧、严寒、地震等重重困难。进军途中，慕生忠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带领战士们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遵守进军西藏纪律，宣传“十七条协议”精神，积极开展为群众服务活动，赢得了沿途群众的赞扬和支持，为解放军在藏北地区站稳脚跟奠定了群众基础。这是慕生忠第一次进藏。据慕生忠后来的回忆，第一次进藏他们第一天就损失了20多人，骡马损失了几百匹，加上有些骡马啃吃了有毒的草，中毒死亡近千匹。12月1日，经过海拔4000多米1600多公里的艰苦跋涉，这支部队终于到达拉萨，但慕生忠却没有多少喜悦，他们损失的不光是近四个月时间，还有许多人员和三分之二的牲口。抵达拉萨后，中央决定成立统一领导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慕生忠任工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与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一起领导着西藏和平解放后的党政工作，同时在各族各界积极开展统战和群众工作。此时，在外国反动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对进藏部队实行经济封锁，扬言要把解放军饿绝困死。中央对进藏部队也有明确的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其意在于不增加农奴制下饥寒交迫的西藏人民的负担。进藏部队共约3万人，每天仅粮食就要消耗四、五万公斤。极度紧张的供应状况很快出现，最困难时，每人每天4两面都难以保证，而市场上1个银圆只能买作为燃料的八斤牛粪，1斤银子只能买到一斤面。粮食、补给问题成了人民解放军能否在西藏站稳脚跟的关键问题。
1952年3月，慕生忠带领机关工作人员，浩浩荡荡开赴拉萨西郊东嘎哲蚌寺附近拉萨河畔的荒滩上，搭帐篷、埋炉灶，进行开荒生产。在动员大会上，慕生忠深情地说：“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教导，发扬南泥湾精神，领导带头，齐心协力，艰苦奋斗。树立长期建藏思想，以藏为家，安心地工作、生活和学习。”慕生忠在战争年代曾多次负过伤，每当气候变化或过度劳累时，都会感到浑身剧烈疼痛，但他仍然咬紧牙关坚持带头投入开荒生产运动。3月的拉萨乍暖还寒，慕生忠身先士卒带着大家挥舞着铁锹、十字镐、钢钎、锄头，在寂静的拉萨河畔披荆斩棘。那些长满了倒三角刺的荆棘丛缠绕在一起，盘根错节，深深地扎根在乱石下，拔不动、砍不断，一不小心就会被刮破衣服、刺破手脚，只能几个人合力将荆棘一丛一丛连根刨出。劳动一天下来，包括慕生忠在内的开荒者们的衣服上到处是被刺刮破的口子，身上随处可见血痕。把荆棘刨掉后，接下来就要面对在冻土之上层层叠叠、大大小小的鹅卵石。用十字镐或钢钎砸在冻土上，只留下一小点白印子，砸在石头上，就会溅起无数火星，虎口被震的发麻酸痛，手掌都磨出了血泡；铁锹遇上大石头就卷刃了。为了鼓舞干劲，激发大家的劳动热情，慕生忠领着大伙唱起了“南泥湾”“歌唱二郎山”等歌曲。他每天都要到工地的各个帐篷了解情况，问寒问暖。如果发现有病号，就及时让医生治疗，并嘱咐病号好好休息，可他自己却经常带着病痛坚持劳动。在慕生忠的带领下，从开荒到播种历时3个多月，共开荒种地1500多亩，修筑水渠2500米左右。慕生忠身先士卒，带领大家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征服这千年沉睡的荒滩，开辟出大面积的良田，建起了著名的“七一”农场。至今，在“七一”农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已经成为西藏农业产品的科研基地，仍在向拉萨市场供应着各种蔬菜瓜果，成为西藏各族人民的“菜篮子”。全区各地开展的开荒生产运动，解决了粮食困难，同时挫败了上层反动分子困死、饿死解放军的企图。从进藏途中，到进驻西藏后，慕生忠与老一辈进藏部队干部战士、工作人员共同铸造了至今仍然在发挥巨大作用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西藏各族群众也从进藏部队的模范行动中认识了解放军，认识了共产党，他们亲切地称呼解放军是“新汉人”，是毛主席派来的“菩萨兵”。
1953年，为了解决粮食补给困难，中央决定采取当地适当购买、打通内外贸易、从内地运输补给等措施，来缓解驻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的困难。中央政府命西北局组建了西藏运输总队，征购全国各地的骆驼，向西藏赶运粮食，慕生忠任西藏运输总队政治委员，负责具体运输事宜。运输总队从宁夏、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先后买了两万多峰骆驼，长途跋涉从青海向西藏运粮。由于高寒缺氧和路途艰险，运粮途中，人畜死亡成为常态，一路下来两万多峰骆驼死得就剩下几千头。春夏之际，从陕、甘、宁、青及内蒙等地征购的2.8万峰骆驼连同雇佣的牵骆驼的民工1000多人，集合在了运输总队的大本营香日德。为了避免再次陷入黄河源沼泽地，运输总队对这次进藏的路线重新作了选择。5月的一个晚上，慕生忠听运量队员说，从香日德向西600多里，有个名叫“郭里峁”或“格里峁”的平川，旁边还有一条南北向小河。沿那河往南，就能沿雪山边缘，越过昆仑山和唐古拉山，经黑河（那曲）去拉萨。那天晚上，慕生忠一直在心里念叨着：“郭里峁”是什么意思？在什么地方？第二天一醒来，慕生忠就吩咐部下找来一张马步芳时期留下的地图，在上面找了又找，终于找到了“噶尔穆”三个字和一个小黑点。他心里想，“噶尔穆”会不会就是“郭里峁”？他叫人去问周围的牧民，回来的人兴奋地冲着他喊，“噶尔穆”是蒙古语名字，意思是“河流密集的地方”。而且，那张地图上还标示出从香日德通往噶尔穆的一条公路，也就是说，马步芳以前在这里修过公路。这个发现使慕生忠极为兴奋，他立即命助手带了一个小分队，拉着几峰骆驼，去找这个叫“噶尔穆”的地方，小分队一路走走停停，见人就问：“这是不是噶尔穆？”一天傍晚，他们走到一个地方，突然看见一片芦苇，许多黄羊和野马在追逐着。助手立即派人回去告诉慕生忠。慕生忠领着大队赶到后，大家聚拢在一起争论，这里到底是不是那个“噶尔穆”。慕生忠开始一言不发，后来就说来句：“帐篷驻在哪儿，哪儿就是噶尔穆”。然后转身走了。第二天，队员们醒来的时候，看到一块牌子插在帐篷旁边，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噶尔穆”。这个由6顶帐篷划定的“噶尔穆”，就是后来的进藏大本营——格尔木市的雏形。1991年3月，慕生忠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格尔木空旷的原野上没有一顶帐篷，一棵乔木。有的只是枯草和大漠戈壁。向南望去，昆仑山巅白雪皑皑；向北看，沙丘一座连一座，恰似一片破败的墓葬群。有的同志问我，格尔木到底在哪里？我回答说，格尔木就在你的脚下。我们的帐篷搭在哪里，哪儿就是格尔木。”10月，西藏运输总队格尔木站正式成立，驻站的十多名工作人员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代格尔木人。新的进藏路线选定后，运输队不用再走沼泽地，但是，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连绵雪原却给习惯于吃高草的骆驼带来极大的灾难。雪地无高草，自带的草料不几天就吃完了，身躯高大的骆驼不得不弯下脖子去啃地皮上的草根，最后，骆驼越死越多，宝贵的粮食只好被抛弃在路边。要彻底解决西藏物资供应、西藏发展建设和巩固西南国防的根本问题，只有修路。在决策解放西藏之初，毛泽东主席就提出了“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方针。再次进藏的艰难经历终于让慕生忠明白，靠原始的运输方式来保障西藏的供给，绝非长久之计。于是，他的脑海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954年2月，慕生忠从青海来到北京，找到了交通部公路局。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在青藏高原修一条公路的要求，请交通部多少批些钱。这可让局长犯了难，修青藏铁路，既不是国家安排的，也不是主管领导机关西藏工委要求的，而是慕生忠自己来请求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艾大胆”胆子也太大了，难道连这点组织程序都不懂？这时，彭德怀刚从朝鲜战场归来，慕生忠立即登门看望，并把修筑青藏公路的设想，给老首长作了汇报。听完汇报，彭德怀踱步走到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前，抬起手从敦煌一下子划到西藏南部，说：“这里还是一片空白，从长远看，非有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可嘛！”临别前，彭德怀要慕生忠写个修路报告，再由他转交给周恩来总理。几天后，周总理批准了慕生忠的青藏公路修路报告，同意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段，拨30万元作为修路经费。经中央批准，由慕生忠担任青藏公路筑路总指挥。随后，彭德怀又安排兰州军区为慕生忠拨出了10名工兵、10辆十轮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150公斤炸药等物资。慕生忠后来在回忆中多次提到这件事，说：“没有彭老总，就没有青藏公路！”青藏公路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河网密布，沼泽绵延不绝，年平均气温只有零下5摄氏度，永冻土层深达12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也不足海平面的一半。在这种恶劣的气候、环境中，在极度缺乏人力、物资的条件下修筑公路，不能不说是一场极其艰苦的征战。当时修筑青藏公路，没有一个正规测量队、工程队，只有一个工程师。慕生忠给大家做工作，他说：“当前，我们迫切需要修出一条路来，否则我们在西藏的同志就会吃不上饭，穿不上衣。这是关系到西藏前途和国家安危的头等大事。试问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我们这次修路是不合常规，不合基建程序，但并非我们执意要那样做，而是形势所迫，时间不许可啊！如果我们按常规办，先踏勘后测设，然后经过审批再施工，这样一来，起码二、三年过去了，将产生什么后果呢？我们不是想蛮干，也不是不相信科学，当按常规办事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只好打破常规，去创造新的科学。”开工前，慕生忠召集全体筑路人员开了动员大会。他在大会上说：“不平常的事业，就是我们平常人干出来的。我们要修一条青藏公路，这是历史上没人干过的一项伟大事业。青藏高原，咱拉骆驼走过，骆驼死了，可人都好好回来了，这里可以生活，可以劳动，我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咱把路修成，也算为祖国干了一件好事。”5月11日，慕生忠带领19名干部，1200多名民工和战士出发了，青藏公路在格尔木破土动工。筑路队伍在格尔木河畔、昆仑山口、楚玛尔河拉开战场，他们边修路边通车，只用了79天就打通了300公里公路，于7月30日把公路修到了可可西里五道梁。慕生忠立即召集干部会议，做出了继续向前修路的部署。随即，他又一次赶往北京，再次向彭德怀请示下一步工作。这一次，慕生忠满载而归，国家拨给了200万元经费，100辆大卡车，1000名工兵。彭总说：“你只管往前修路，有困难直接找我！”8月中旬，筑路大军翻越了风火山，公路向沱沱河延伸。有一次，沱沱河里修的过水路面被洪水冲毁了。慕生忠第一个跳到河中搬石砌路。河水冰冷刺骨，在水里站一会儿，两腿就麻木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慕生忠始终站在河水最深最急的地方，整整在水中干了10个小时。路修好了，慕生忠的双脚却肿得穿不进鞋了。大家都说：“政委今天可受苦了！” 慕生忠笑着说：“我受点苦，可是价值大。”10月20日，筑路大军战胜唐古拉，向在海拔5300米的冰封雪岭修筑公路30公里。唐古拉山上空气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不要说是抡大锤修路，就是站着说话都非常吃力。这时也是最艰苦的时期，粮食的供应基本断绝，喂骆驼的黑豆都被人吃光，每人一天只能喝两碗稀汤。但慕生忠带领大家以无比的坚强和英勇的精神，在唐古拉山上整整鏖战了40天，这段路终于被打通了。当汽车轰鸣着翻过唐古拉山口时，慕生忠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我们已战胜唐古拉，在海拔5700米以上修路30公里，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现正乘胜前进，争取早日到达拉萨。”11月11日，公路修到了藏北重镇黑河。12月15日，慕生忠率领2000多名筑路英雄，100台大卡车，跨越当雄草原，穿过羊八井石峡，直抵青藏公路的终点——拉萨市。慕生忠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坐着汽车进拉萨的人。7个月零4天的时间，25座被切断的雪山，1283公里的高原公路，创造了新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慕生忠后来回忆说：“那时修路，不分军民，不分职务，都得干活。18磅的铁锤，每人一次抡80下，我也不例外。修桥时，干部和民工一起跳进水里打桥桩。见面握手，谁的手上没有老茧和血泡就不是好干部。”在修路过程中，慕生忠认为，在困难的情况下要想打开局面，还需要有不怕死的精神，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慕生忠说：“人生都免不了一死，但人生的死大致有三种，无非是老死、病死、战死。我不愿意躺在床上慢慢老死、病死，而愿意死在战斗的岗位上。”为此，慕生忠在一把铁镐上烙上了“慕生忠之墓”五个字。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了，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头冲着拉萨的方向。他还向大家说，修路要哪里好走走哪里，先通车、后测量、再重建。同时向干部、民工说明，我们是深入无人烟地区施工，人人要有“拼命三郎”的气势，在任何困难下不能低头。 每通一段险路、险桥时，慕生忠经常是带头坐上第一辆汽车通过。慕生忠对筑路队中的唯一工程师邓郁清说：“像我这种土八路出身的政委，今日死了，今日就有人来接替；明日死了，明天就有人来接替。你是咱们唯一的工程师，万一有个闪失，再没有第二个了……”。在整个修路过程中，慕生忠与大家同吃同住，甚至还在医疗条件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共同用缝衣针缝合脚后跟上的裂口。12月25日，康藏公路、青藏公路的通车典礼在拉萨举行。这两条公路的通车，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基本上解决了西藏物质供应问题。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像青藏高原上的两条金色飘带，被藏族同胞称为“地上的长虹，幸福的金桥”，给西藏人民带来了现代文明，为西藏的发展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青藏公路开通后的庆祝仪式上，刚刚从工地上下来的慕生忠没有来得及穿军装，而是穿着一件和驮工们一样的旧棉袄，那幕场景令许多人潸然泪下。在青藏公路经过的很多地方，当年都是没有名字的，给这些地方起名字便成了慕生忠等进藏修路同志的“业余爱好”，不冻泉、五道梁、风火山、沱沱河、万丈盐桥……这一个个如今在青藏线上已经耳熟能详的地名永远留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上，留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也留在了青藏两省区各族人民的心里，这些地名更是一块块丰碑，镌刻着慕生忠将军的不朽功勋。通车典礼结束后，慕生忠带上他的人马，浩浩荡荡回师格尔木。慕生忠在格尔木宣布，青藏铁路已经修好，休假三个月。民工回家后不想来的，可以不来了。几个月过去了，回老家探亲的人们又回到了格尔木，这回已有人携妻带子。问他们为什么又回来，他们说：“自己养的娃儿还是自己亲，舍不得离开青藏公路和格尔木……”于是，望柳庄、十八间窑洞、格尔木农场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平地而起。此后，慕生忠兼任西藏运输总队政治委员，西藏工委工交部长等职。
1955年，青藏公路管理局在格尔木成立，慕生忠被任命为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青藏公路运输指挥部总指挥，在西藏的交通建设以及进藏人员的后勤保障等方面，付出了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慕生忠深知，要从根本上克服进藏交通的困难，还要靠铁路。早在1955年10月，他就带领铁道部西北设计分院的4名工程师，开车沿青藏公路进藏，历时3个月，就修建青藏铁路的可行性进行实地调查。1956年，铁道部正式承担修建进藏铁路的前期规划，开始进行青藏铁路勘测设计工作。格尔木到拉萨段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1957年底通过选线方案，1958年开始初测。为此，国务院特意批准组建了青藏铁路工程局，慕生忠任局长。1960年6月，由于国民经济困难，青藏铁路工程局被撤销，青藏铁路的建设被搁置。
1955年12月，慕生忠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慕生忠带领部下打土坯、烧青砖，在格尔木建起了一座小二层楼房，作为青藏公路管理局的办公用房。可以说，这是格尔木最早的一座楼房，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将军楼”（现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旧址（将军楼））。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在如今的格尔木，人们对很多关于慕生忠的故事仍然津津乐道。当年慕生忠从北京筹到30万元的修路款和物资后，准备带领运输队的驮工大干一场。可是在驮工中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青藏高原上根本不能劳动，一干重活就会死人。”于是，民工队伍中有的人开始闹逃跑，人心惶惶，慕生忠将这些人召集到一起，说：“青藏高原的确太苦，你们一定要回家，我也不强留。我带着大家来运粮，粮运不过去，你们能走我却不能走。这样吧，大家临走之前，帮我开一天荒，往地里种点儿萝卜籽，我好留下来待命，自己养活自己，行不行啊？”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将近100名驮工来到荒滩上，挥起铁锹开荒。一天下来，所有的驮工都安然无恙。慕生忠又把这些人集合起来说：“谁说青藏高原上不能干重活？大家开了一天荒，这活也不轻嘛。修路就跟开荒差不多，有什么可怕的？”听了这话，再也没人说回家了。这天开出来整整27亩荒地，后来被称为“27亩园”。格尔木作为西藏门户和后勤基地，为西藏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年，彭德怀来到了格尔木，登上昆仑山口。当他看到千年戈壁滩上栽种了白杨，泛起一片片绿荫，当年野兽出没的荒原，盖起了一排排整齐的房舍，沉寂的处女地上穿梭着满载物资的汽车的时候，高兴地慕生忠说：“感谢我们的筑路英雄们为开辟青藏公路付出的辛劳，应该为你们写一本书。”同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慕生忠担任委员。他为加强民族团结，推进西藏各项建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在担任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期间，慕生忠带领全局职工白手起家，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拔海4000多米的雪山草地间，大力修盖房屋、建设城市，兴办厂矿、农牧场、加工厂等各种企业59个，开垦了4万亩荒地，初步改变了青藏公路沿线的荒凉面貌。在藏工作期间，慕生忠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用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书写了辉煌的人生。
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为了保障平叛战斗中物质供应，慕生忠和青藏公路管理局干部职工，全面研究了在原有条件下提高运输效率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相应的措施，超额完成了繁重的运输任务，为平叛作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同年，庐山会议后，作为彭德怀的老部下，慕生忠被打为“彭德怀的黑干将”、“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撤销领导职务，送兰州军区处理，从此受到残酷的批判。他后来曾对人谈及自己处于逆境中的岁月：“在此期间，我曾打算不计较地位而做点事情，但都因客观方面的原因而一事无成。这一时期，我不敢‘乱说乱动’。每天只做两件事，一是面对墙壁凝神注视一张大地图，在这张图上青藏公路被我用红笔勾画得很粗很粗。”
1971年，慕生忠患病住院，西藏自治区党委派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热地专程到兰州探望这位对西藏建设有功的老人。
1979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报告中央，建议撤销1959年对慕生忠的处理决定，慕生忠得到平反。平反后，慕生忠先后担任兰州军区后勤部政委、甘肃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慕生忠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去青藏公路看看。
1982年、1989年、1993年，慕生忠不顾年事已高，三次走上青藏线。他对西藏一往情深，在长期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与藏族同胞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热爱西藏人民，热爱西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说：“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是在青藏高原上的荒漠冰川冻土间度过，我思念这里的山山水水。”
1994年10月19日，慕生忠在兰州逝世，享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