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更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文学巨著。
它的作者历经磨难，却依然坚持完成这部鸿篇巨制。
这本书为什么能让后世读者为之传颂？它的作者又是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完成这部传世之作的？
《史记》中所包含的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主要记载了从皇帝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中国二十四史中，《史记》是唯一一部完全意义上的通史，其影响居二十四史之首位。
其中传记文学的开创更是成为后代散文家学习写作的圭臬，并对散文的创作手法有所开拓。《史记》全书有 130 篇，总算下来有五十二万余字，其中包括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表”是以时间为顺序，用表格的形式记载历史之大事件，可分为月表、年表、世表，如《秦楚之际月表》《六国年表》《三代世表》；“书”是指以专题文章的形式记叙典章制度和军事、经济等情况，有《历书》《律书》《礼书》《乐书》等；
“本纪”是为帝王或能左右天下局势者所写的传记，司马贞在《史记索隐》解释说 ：“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如《周本纪》《五帝本纪》《秦始皇本纪》；
“世家”主要记载具有重大影响的诸侯王或显贵之家，同时兼叙一些对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孔子世家》《越王勾践世家》；
“列传”在《史记》是占有重要比重，主要记载了本纪、世家之外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单传、合传、类传、附传四类，如《货殖列传》《游侠列传》。司马迁以高度的实录精神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现实，表现了坚守正义、寻求真理的史官精神。
关于天人思想的新诠释
司马迁敢于探索、不拘泥于传统观念的束缚这一特质，成就了《史记》无与伦比的价值意义。
他因受到李陵之祸的无辜牵连犯下诬罔之罪，不得已用宫刑替代以求苟活续写《史记》，莫大的耻辱使司马迁发出 ：“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耶？”的感慨。
司马迁极为重视人的重要性，认为事之成败由人来决定。这种认识打破了先秦时期神的主导性地位，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进步。司马迁之后，《史记》的实录精神在历代史官中无人超越。
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了鲜明的爱憎，同时也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他的独立思考精神历来为人称道，尤其是对于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客观地再现史实，具有很强的实录性。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塑造从不局限于传统的观念，敢于打破陈规，不以统治者的是否标准为取舍，独抒己见。
尤其对于游侠这一群里的热情赞颂上与朝廷的传统观念相背离。因当时的游侠群体经常无视法纪，触犯法网，种种罪行引起了朝廷的不满与打击。
但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因，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主者焉。”
他认为游侠的行为虽不合于统治者的 “正义”，但他们舍己为人、讲求信义而不自傲的品质是值得褒扬的。
并把游侠与儒学大家原宪、季次等人相提并论，认为“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正统儒家学者班彪评价道 ：“是非颇谬于圣人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
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所谓“是非颇谬于圣人”正印证了司马迁具有敢于质疑传统的天道观，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由叔齐与伯夷的遭遇联想到了历史上的种种不公，于是提出“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 ；
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遭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说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质疑天道，实则是质问现实，揭露了现实中好人遭祸，坏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的矛盾性。
于是把矛头直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传统观念，大胆提出质疑，并把批判的锋芒直指造成这一不合理现象的统治者。这正印证了司马迁继承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敢于真实地记载历史事迹的实录精神。
司马迁曾引用《左传》中的“三立”人生观，并重申先秦时期士人“三不朽”的进取精神。“三不朽”对儒家来说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它关乎人生的生死问题。既然人生的长度有限，那就依靠人生的使命来加厚生命的宽度。
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成年之后便以广泛传播儒道作为自己的使命，通过立言致远，以追求人生立于不朽。家族使命的鞭策加之创作《史记》的艰辛历程，使司马迁坚信人定胜天的理念，并直接影响了他在史书创作过程中对于历史人物的评判态度。
司马迁在探索历史发展原因时，极为重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记载了项羽坑杀降卒，以至于“所过无不残灭”，最终导致“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的情形，并在段末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
乃引‘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岂不嘐哉！”深刻揭示了项羽的失败是由自身的过失造成的，也就是认为战争的成败在人而不在于天。
《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称帝后在宴会上让群臣讨论汉胜楚败的原因，群臣纷纷称赞刘邦的功德，但刘邦却有着清醒的认知，他认为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连百万之军，战必性，攻必取， 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这段话也代表了司马迁的观点，他认为刘、项二人胜负的原因在于是否善于用人。在《楚元王世家》中也明确指出：“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这句话就体现了国家的安危在于政令与用人的正确与否。
重视经济的基础性作用
《史记》中诸多作品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观念，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货殖列传》《平准书》，集中阐述了司马迁在经济方面的独特见解，对后世经济具有基础性地位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自发的行为，顺应经济发展意味着顺应社会的发展变迁。只有具备了充实的经济基础，才能扩大政治的决策范围，以提高汉民族的地域扩张性。
司马迁非常重视经济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史记·货殖列传》可以说打开了封建正史为商人立传的先声。司马迁在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以有所作为、奉公守法、能自力更生且才与德兼备来作为衡量商人能够入传的标准。
在《货殖列传》中，他认为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并指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并在同一篇传记中，司马迁又指出正是人们不断地追求财富，才刺激了社会的生产与交换，从而促进了社会进步。他在分析不同物产时，认为“此其大较也。
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中国古代的四种主要经济活动为农、虞、工、商，司马迁认为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团结稳定。
此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截然相反，他的经济观念的提出突破了封建壁垒，提高了人民的思想认识。
司马迁还对“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予以分析，他指出工商业的发展加快了社会新问题的产生，有问题就会有矛盾，但矛盾的解决并不是抑制新问题的出现，而是及时应对以提高社会发展速度。事实上，工商业的发展是抑制不住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还指出“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说明了经济活动不是被动进行的，而是人们的自发行为，并给人们提供了物质生活的需要，促进了社会的生产发展。这就是所谓的“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
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提出：“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这里完全从经济方面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
并进一步从经济角度来记载了汉朝政治的变迁。《平准书》中先讲汉初经济凋敝，国家财用匮乏，因此采用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到了西汉中期，经济得以发展，国家财力雄厚，于是朝廷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
“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这里指出武帝大量地对外用兵，导致了国家财力亏损，朝廷为增加财用对人们采取一系列横征暴敛的措施，进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为了调节社会矛盾，汉武帝任用酷吏以压制百姓。在这里司马迁深刻揭示了汉代政治变化背后的经济原因，表现出了一个史学家长远的卓识。
在司马迁看来，经济不但决定了政治，而且会影响到一定社会时期的道德风貌。司马迁十分认同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观点，并认为仁、义、礼、智、信、荣、辱、廉、耻等传统的道德观念的产生也是由其财富的多寡和经济地位的高低为前提的，即道德修养起源于物质生活。
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社会伦理秩序才能更好地运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于经济方面的相关记载也能反映出经济发展对于朝廷治理能力的提升大有益处，其中记载的内容是汉武帝积极进取的执政理念在经济层面的表现，西汉中期的社会矛盾和历史条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养生休息，物质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种变化同时也为朝廷执政能力的发挥提供了客观契机。
维护国家大一统的观念
大一统的观念铸就了《史记》的理论基础。春秋战国以来，中华民族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走向了统一。到了汉朝时期，中国已然成为一个空前统一的强盛大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司马迁以深刻的见解，由衷歌颂这一伟大的历史变迁，热情拥护国家之大一统。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上承于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派。《史记》打破了先秦史书的国别体形式，代之以纪传体通史来取叙述历史。
以王朝更替为线索，把上下两千年的历史贯穿起来。并且在每段历史时期都有一个正统的政权，把统治者专门列入本纪中。这种体例的安排鲜明地体现了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
《五帝本纪》为《史记》的开篇之作，分别记载了皇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位帝王通过禅让制传承王位，建国立业，可谓是中华文明起源的象征。五帝虽是一家，但并不是血缘关系式的传承，而是国与家一个草创时期的发展进程。
司马迁以此上升为人文始祖建立国家的人文历史，是一种家国情怀的信仰。五帝传承由皇帝创始，立家建国，其他四帝遵序，以此完成国家建制。其中颛顼是皇帝之孙，其活动范围北至幽陵，南至交趾，东至蟠木，西至流沙。
而后帝喾接管颛顼之位，据史料记载，帝喾普施利物，执中以治理天下。尧全称帝尧，号陶唐。帝尧任用四贤，放逐四凶，深得百姓爱戴。舜史称虞舜，名重华。帝舜经过深思熟虑重用二十二贤来治国安邦，从此使得国家机构进一步得到了完善，各部门也开始建立，虞舜在治家治国方面都做出了表率。
到了夏商周时代，天命开始转移，成就历代开国帝王的主要因素归结于德行之高低。《尚书·五子之歌》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得以反复印证，后被春秋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予以传承与发扬。
尤其到了秦朝，秦始皇结束了七国战乱，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但秦朝暴政，严刑立法，至二世而亡，雄壮的秦朝仅在历史上存在了约十四年的历史。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时，由于刚结束战乱纷争的状态，于是非常重视百姓的休养生息。
直至汉朝中期，随着经济的恢复，国家实行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政策。司马迁作为西汉中期的思想家也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对于儒家精神予以认同。
在对少数民族的记载中，司马迁把匈奴、大宛、东越、南越、朝鲜、西南夷等注入列传之中，这种安排旨在说明少数民族与大汉王朝本为一体，少数民族的君主也是汉朝的臣民。司马迁宣称各民族同根，都是炎黄的后代，表现了四海一家，天下一统的思想。
他在《史记》中涌现出一大批爱国之士，有李广、子产、孙叔敖、李离等等。在《太史公自序》中称赞东越、南越、西南夷的国君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逐渐融合于汉民族的发展中。与此同时，他又对那些进行分裂割据的诸侯王予以猛烈地抨击。
对晁错削藩的建议以及汉景帝平定七国战乱的功绩进行热情的歌颂。司马迁认为维护国家统一有利于国计民生，在《货殖列传》中写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他看到了大一统带给人们人民的安居乐业的生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因此大力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割裂战争。司马迁还认识到了军事的重要性，并在《史记·律书》中把国家武装比作猛兽的爪牙，强调武备具有一国之基的作用。主张非兵不强，非德不昌来实现国家的一统。
司马迁从战争的视角审视国家发展进程，通过“通古今之变”记载了华夏民族三千来年的历史，从历代无数次的战争中来反映历史之变，从这一视角来探索《史记》一书，它更像一部战争史，用以揭示历史发展的轨迹，从而抒发主题思想——热情歌颂于秦汉之一统。至今，无数中华儿女高举振兴中华文化的旗帜，重温司马迁大一统的思想观，这对于我们现代社会来说仍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