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渊统治的初期来看，他的治国之道还在摸索之中，而唐太宗统治的治国之道处在发展阶段，唐高宗统治的治国之道和武则天统治的治国之道已经成熟。

唐高宗、武则天时代，唐代的国土面积，政治势力，经济实力，总体上都处于鼎盛状态，并保持着较为平稳的状态。

大唐周围的国家，都在暗中虎视眈眈，但是，大唐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上风，根本无法对君王们的统治造成任何的威胁。

唐高宗、武则天两位皇帝上台后，为保证国家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并进一步实现南北统一，在此基础上，中央继续强化对江南地区的统治，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江南地区发生的反叛活动进行评估。

隋炀帝在江南统治时期，对江南的许多学者进行了重用，从而使大多数的江南学者对他忠心耿耿。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大唐在经历了一场叛乱后，虽然一统天下，但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从某种意义上讲，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的“南下”，与隋后期的“南下”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种“南下”的情况，早在唐高祖时代，就已经出现过，例如武德七年，就有一次“南下”的叛乱。

此时，李渊出兵，很快将这一次叛乱平息下来，巩固了大唐的南部，同时也宣告着大唐的南北大一统正式结束。然而，领土上的一统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臣服于他，南边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骚乱。

唐太宗建立了一个著名的“贞观”时代，但即便是这样，南方也是水匪横行，大部分都是隋王朝末期的余孽，就像是明代早期的海洋灾难（张士诚和方国珍的遗孤）。

贞观二十二年，北方发生了一场大型的起义，唐高宗年间，陈硕贞造反，这一切都说明，大唐并没有完全统一江南，所以李世民才会对江南的读书人敬而远之。

此外，在高宗李治时代，更有一些琼州的少数民族“造反”，甚至武则天时代的“徐敬业”造反，都有江南文人的“鼓动”。

南疆的那些小规模的起义，并没有隋朝那么严重，但也对大唐的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随着战争的持续，唐高宗与武则天对于江南文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江南文人依旧在被吸收，但与隋炀帝与唐太宗相比，却是相形见绌。

当然，这种事情也是可以解释的，因为江南的读书人参与到朝廷的事务中，势必会对朝廷的统治产生不利的作用，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再加上江南受到南朝梁国的影响，佛教十分的盛行，这种宗教对于皇帝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有不少背叛大唐的人，就是以佛教来煽动民众。

明白了这一点，李世民的治国之道和隋炀帝的治国之道完全是两个极端，李世民的治国之道，是为了用儒学来代替佛教，从而彻底的打消人们对于大唐的反感，让人们恢复忠君爱国之心。

他让南朝文人写书，从事各种文化活动，就是要在不知不觉中，将他们的佛教观念转化为儒学观念，从而达到一种既能促进南朝文化融合，又能巩固和提升皇权的目的。

无论李渊还是李世民，乃至唐高宗和武则天，表面上看起来是以“抑而重之”，实际上却是以消减地域文化，增强大唐在南部的势力。

在儒学的指导下，逐渐的改造南方士子们混乱的百家争鸣，这样不仅可以让他们的文化达到一种统一，同时也可以提升他们的权力，从而加速南北文化的融合，这是大唐必须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