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潜伏日伪高层的中共特工送来手绘图，粟裕：枪毙电报科长

1942年深秋的一天，苏中军区的一场高级别会议正在紧张进行。就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一名下属匆匆闯入，将两盒普通的香烟递到了粟裕将军面前。令人不解的是，粟裕仅仅看了五秒钟，脸色就陡然大变。更让人震惊的是，随后竟下达了一道出人意料的命令：立即秘密枪毙电报科长！这两盒看似平常的香烟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秘密？为何会让新四军一级指挥官如此雷厉风行？

一、特工的暗语

1942年11月的苏中，寒风凛冽。一场关乎新四军指挥部安危的暗战正在悄然展开。

这两盒普通的＂大炮台＂香烟，在外人看来不过是寻常之物，却是我党特工与新四军之间约定俗成的重要暗号。每一盒香烟都承载着不同的军事信息：一盒没有装满的火柴代表敌军一个小队的行动，一盒装满的火柴意味着敌军一个大队的扫荡，而一盒＂大炮台＂香烟则警示敌军将派出一个连队进行围剿。

这一次送来的是两盒＂大炮台＂，形势之危急可想而知。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香烟盒的夹层中，还藏着一张精心绘制的图纸。图纸上仅画着两只简单的耳朵，看似随意涂鸦，实则暗藏玄机。

这双耳朵的暗语来源颇有渊源。早在1941年，新四军就曾与地下党员约定：若发现敌人安插的内奸，就用＂耳朵＂作为暗号。两只耳朵的图案意味着内部已经出现了＂敌人的耳朵＂。

在这个节骨眼上，两盒香烟和一张耳朵图的出现，预示着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即将展开。日军不仅掌握了此次会议的地点，更获知了与会领导的往返路线。他们精心策划了一场＂围剿＂行动，意图一网打尽新四军的高层将领。

这次参会的都是新四军的中流砥柱：有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苏中行署委员会主任管文蔚、高级将领叶飞、王必成，就连华中局派来的代表谭震林也在其中。他们齐聚南坎村，本是为了商讨反击日军＂清乡＂计划的具体部署，却不想会议内容已被敌人获悉。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潜伏在日伪军中的特工抓住了一个关键时机。当天早晨，日军司令部召开了一场机密会议。会上，日军高官小林信男得意洋洋地宣布，已经掌握了新四军指挥部的确切位置，准备实施一次＂大围剿＂。特工立即意识到情况危急，必须马上通知新四军。

但此时日军戒备森严，特工不能轻举妄动。他们灵活运用事先约定的暗号系统，将情报隐藏在两盒香烟中，又巧妙地画了一张耳朵图，通过可靠关系火速送到了粟裕手中。

这个暗语系统的建立并非偶然。早在1940年，新四军就开始在敌占区建立情报网络，并逐步完善了一套独特的暗号体系。从普通的日用品到简单的图案，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蕴含着关键信息。这套系统在后来的抗战中不断发挥作用，成功破获了多起敌军阴谋。

二、千钧一发的应对

在这危急时刻，粟裕当机立断，向会议室内的同志们展示了那张藏在香烟盒里的手绘图。参会人员立即陷入一片沉默，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就在十分钟前，已有三位地区负责人按原定路线启程返回。形势刻不容缓，粟裕立即下达了三道紧急命令。第一道命令最为紧迫：派出三队骑兵，分头追赶已经出发的同志，务必在他们进入预设伏击圈之前将其拦截。

这三队骑兵像旋风一般冲出村子。他们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追上已经离开的同志们。第一队骑兵向东追赶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在一处岔路口追上了正准备渡河的管文蔚一行。第二队骑兵则在西面的杨柳镇拦住了另外两位领导。第三队骑兵虽然一路疾驰，却始终未能寻到最早出发的那位同志的踪影。

与此同时，粟裕的第二道命令也在紧锣密鼓地执行：所有部队立即转移，按预设的紧急撤离方案分散隐蔽。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收拾装备，按照不同方向悄然撤离。他们走的都是平日演练过的隐蔽小路，避开了日军可能设伏的主要道路。

最关键的是第三道命令：命令所有电台立即关闭，暂停一切发报活动。这个决定直指问题核心。如果电报科真的出了内鬼，切断通讯就能阻止进一步的情报泄露。果然，在执行这道命令的过程中，电报科科长表现异常，竟三次要求继续发报，声称有紧急军情需要传递。

在场的通讯员回忆说，当时电报科科长的额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手里还紧握着一份所谓的＂加密电报＂。这个细节立即引起了警卫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搜查，在这名科长的住处发现了一台微型电台和一本特殊的密码本，这些都是日军特务机关的标准配置。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对电报科长的突击审讯中，这位＂科长＂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是日本陆军情报部派来的特务，1941年通过伪装身份潜入新四军，凭借专业的电报技术很快就获得了重用。

在确认电报科长的叛徒身份后，军事法庭仅用了半个小时就做出了判决。当晚，这名日军特务就在南坎村外的一片树林中被秘密处决。

事后的调查显示，如果不是这及时的三道命令，新四军不仅会损失多位重要将领，还可能暴露更多的军事部署。而那位最早出发却未能被骑兵追上的同志，原来是凭着多年的军事经验，察觉到路上的异常，临时改变了行进路线，反而躲过了日军的伏击。

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最终以新四军的完胜而告终。日军精心策划的包围圈扑了个空，损失了大量兵力，还暴露了潜伏多时的重要棋子。而新四军则通过这次行动，不仅保住了指挥系统的安全，还抓获了这个潜伏在电报科的日军特务。

三、线人的特殊身份

就在电报科长被处决的同一天，一个叫施亚夫的人正在日伪军总部参加一场高级军官会议。谁也想不到，这位穿着笔挺军装的＂伪军中将＂，就是送出那两盒致命香烟的关键人物。

这个出生于1915年的南通青年，有着一段不寻常的革命历程。在他13岁那年，家乡南通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年幼的施亚夫经常给罢工工人送饭，由此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很快，他就加入了共青团，两年后又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930年，15岁的施亚夫已经在红军担任连长。这个年纪的连长在红军中并不常见，但施亚夫展现出的过人才干让组织对他委以重任。他不仅指挥作战英勇果断，更善于做敌后情报工作。

然而，1933年的一次工人运动中，施亚夫因为一个好友的出卖被捕。他被关押在南京著名的毛虎桥监狱。这座监狱关押着大量的政治犯，但也成为了革命者交流思想的特殊场所。在这里，施亚夫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狱友，其中就包括后来在他潜伏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

1937年，日军开始轰炸南京。一枚炸弹击中了毛虎桥监狱，造成了一片混乱。施亚夫抓住机会，在烟尘弥漫中逃出了牢房。但当时局势动荡，他一时难以与组织取得联系。回到家乡后，施亚夫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主动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中国工农守土团。

这支队伍表面上是一支普通的乡村自卫队，实际上却在暗中打击汉奸，保护乡里百姓。施亚夫带领这支队伍打了几次漂亮的伏击战，在当地声名鹊起。

1938年3月，施亚夫终于重新联系上了组织。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来了。他在狱中结识的一位狱友找到了他，这位狱友已经加入了汪伪政府，想拉施亚夫一起投靠汪精卫。

组织经过慎重研究，认为这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难得机会。于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特殊任务开始了。施亚夫以一个＂追随汪精卫＂的姿态出现，开始了他的地下工作生涯。

为了让身份更加可信，组织特意为施亚夫设计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出场方式＂。1941年6月的一天，南通城内外突然出现了大量告示，宣布施亚夫担任绥靖军第七师师长。这支所谓的＂七师＂实际上只有200多人，但在施亚夫的运作下，却被传得有一万五千人之多。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汪精卫的耳中。经过调查后，汪伪政府认为施亚夫确实是个可用之才，立即任命他为伪七师师长，还授予了中将军衔。就这样，一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开始了他在敌人心脏地带的惊险潜伏生涯。

四、危机四伏的潜伏生涯

在汪伪政府的高层圈子里，施亚夫这个年轻的中将很快就站稳了脚跟。他每天都要参加各种军事会议，出席重要场合，甚至还要陪同日军军官视察部队。为了维持身份，他不得不时常出现在南京的高级宴会上，与汪伪政府的权贵们觥筹交错。

194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汪精卫在南京举办了一场军官毕业典礼。当时的宴会上，汪精卫破天荒地走到施亚夫面前，亲自举杯说道：＂我敬青年将帅一杯。＂这一幕被许多在场的日伪军官看在眼里，从此施亚夫在汪伪政府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施亚夫竟然与汪精卫的儿子成为了＂好友＂。两人经常一起喝茶论道，谈古论今。在这些看似寻常的交谈中，施亚夫总能巧妙地套出一些重要情报。有一次，汪精卫的儿子在酒后无意中透露，日军即将在苏北地区展开一次大规模＂清剿＂行动。施亚夫立即通过秘密渠道将这一情报传递给了新四军。

在日伪军中，施亚夫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情报传递系统。他表面上是个嗜好烟酒的军官，实际上每一盒香烟、每一瓶酒都可能暗藏机密信息。他还培养了一批可靠的下线，这些人分布在伪军的各个部门，形成了一张严密的情报网。

1942年春天，日军在江苏地区展开了一次突然性的搜查行动。施亚夫提前得知消息，立即让下线们暂停所有活动。当日军搜查人员来到他的办公室时，只看到一位正在悠闲品茶的＂伪军将领＂。

但最危险的时刻发生在1942年夏天。一天，汪精卫突然召见施亚夫，说日本特务机关发来电报，举报军中有共产党的特务。施亚夫面不改色地建议立即展开调查，并主动请缨负责这项工作。这个大胆的举动反而打消了汪精卫的疑虑。

为了传递情报，施亚夫想出了各种巧妙的方法。他经常以检查军务为名，带着几个亲信外出＂视察＂。在这些看似普通的视察中，重要情报就被秘密地传递出去。有时是藏在水果箱底下的密信，有时是夹在报纸中的密码，甚至连钓鱼时使用的鱼饵盒都成了传递情报的工具。

最令人称奇的是，施亚夫竟然利用日伪军的通讯系统传递情报。他在电报中使用了一套特殊的暗号，表面上是在报告军情，实际上是在向新四军通报敌情。这些电报经过日军的检查也查不出任何问题，因为它们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军事报告。

就这样，施亚夫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周旋了整整一年多。他不仅要应付日伪军的各种场合，还要设法保护其他地下工作者的安全。每当有同志被捕，他就想方设法周旋，有时甚至要出面做戏，表演痛斥共产党的一幕，以此来掩护更多的同志。

五、最后的转机

1943年初，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施亚夫在敌营的平静生活。一天下午，他陪同几位日伪军官在南京郊外的一处茶园里饮茶。一位军官的夫人无意中提到，她在打麻将时听说日本特务部门正在秘密调查施亚夫的背景。

更令人震惊的是，日军不仅查出了他曾经在红军服役的经历，连他在南京监狱的档案都被翻了出来。就连当年那支子虚乌有的＂绥靖军第七师＂的真相，也被日军特务机关一一查证。

消息传到新四军指挥部，粟裕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此时的施亚夫已经在敌营建立了一支秘密力量，包括一批同情革命的伪军官兵。组织决定，是时候让施亚夫带领这支队伍公开起义了。

然而，要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组织一场起义并非易事。施亚夫首先以练兵为名，将可靠的部下调到了同一个营地。他还巧妙地利用职务之便，将一批武器弹药秘密转移到预定地点。

1943年3月的一个雨夜，施亚夫以紧急军事演习为名，调动了所有信任的部下。当夜幕完全笼罩南京城时，这支队伍突然调转枪口，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

起义部队首先控制了日军的通讯中心，切断了敌人的联络。然后，他们分成几路，有序地突出重围。小林信男率领的日军仓促应战，在混乱中损失惨重。这位曾经在高级军事会议上夸下海口要剿灭新四军的日军长官，最终死在了自己的部下手中。

施亚夫带领的起义部队共有800多人，他们携带着大量武器弹药，通过预先设计的路线，成功突围到新四军的根据地。在这次行动中，施亚夫不仅带出了一支生力军，更带来了大量珍贵的军事情报。

到达根据地后，粟裕亲自接见了施亚夫。这位在敌营中出生入死的共产党员终于可以重新戴上红五星帽徽。他带来的起义部队被改编为苏中军区的一支抗日纵队，施亚夫担任纵队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施亚夫继续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他先后担任南京公安总队副总队长、江苏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2010年11月23日，这位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战士在南京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96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当有人问起当年在敌营潜伏的经历时，施亚夫总是说：＂我不过是千千万万革命战士中的一个。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地下工作者还有很多，他们中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