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Ｅ297.3；Ｋ26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0257－0246（2023）09－0114－12

以往学界关于抗战末期日方应对战局并走向战败投降的问题虽有大量研究，但一旦落脚到美军的“登陆中国作战”计划及日军所做的研判与因应等具体问题时，便显得有些单薄滞后了。可以说，目前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不仅屈指可数，而且无相关专论，尤其是当时日军对情势的判断究竟如何，其中央与现地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分歧，曾制订过怎样的“反登陆作战”计划，发展与演变过程、落实与最终收效如何等，皆是有待进一步追查考证的问题。是故，本文拟基于既往研究的成果，利用日方遗留的史料文献档案，尝试就上述问题做一实证性的探讨分析，以就教于先学。

一、美军的计划与日军内部的意见分歧

美军的“登陆中国计划”最早可追溯至1943年8月14日美、英两国参谋长召开的第107次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时美方为了开辟海上援华通道并建立反攻日本的基地，提议在中国东南沿海实施登陆。此案虽由于英方态度趋于保守而未能获得通过，但在半年之后，随着太平洋战场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美方又于1944年2—3月再次重提并启动了此项计划的研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基于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的提案，将吕宋岛、中国沿海、中国台湾所构成的三角区设定为下一轮主攻目标，并在4月24日拟定了一份140余页的庞大计划，对行动做了三种设想，将登陆地点具体指定为中国的广州、香港、台湾、汕头、厦门、福州、温州、宁波、上海等地。由此大体明确了美国要在中国东南沿海实施登陆的想法。

然而两个月后，随着美军攻陷马里亚纳群岛，取得太平洋方面的战略基地并打开了直通日本本土的缺口，“登陆中国作战”计划又被搁置了下来。尤其是1944年7月14日召开的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判断战争已迈入新阶段，故做出了日后直接登陆日本本土的决定。但即便如此，美国在中国实施登陆的计划仍未被彻底放弃，毋宁说开始转变为辅助登陆日本本土的重要一环。譬如美国战略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坦言：“若向日本本土发起进攻，日本地面部队恐怕会在整个列岛铺开，为将其歼灭，我军需付出沉重的代价，即出现50万人的牺牲及数倍以上的负伤者”，为了规避此种风险，就有必要积极地利用大陆方面的登陆行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44年底，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向蒋介石提出了“组建一支中美联合部队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掩护下前往天津、秦皇岛登陆”的计划，并得到后者应允；而奔赴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沟通合作的美军观察组亦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交流过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敌后登陆的问题。美方表示，可以使用空降、两栖部队在连云港登陆并提供给中共部队5万人的武器弹药，中共方面对此表示了欢迎，称愿意为登陆的美军提供策应与后勤保障。

那么在同一时期，侵华日军的情况又当如何？众所周知，当时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正在以“打通平汉线、粤汉线、湘桂线并夺取桂林、柳州等地机场”为目的，悍然发动所谓的“一号作战”（又称“大陆打通作战”，即豫湘桂战役），同时也意识到美国与延安方面开展合作的问题。即在一份题为《关于最近美延军事交流的成立与苏延军事同盟缔结之说》的文件中报告称：“虽然情报的精准度有待确认……但最近确实接报，美延关系似乎已达成默契并迅速走向了发展，可能已缔结军事同盟以提供飞机、重火器并派遣军事顾问、空军指导员等。”而对于美军在华登陆的问题，则在制订并检讨其“一号作战”计划时完全未做过任何考虑，唯在同年下半年才由日军中央大体拟定了一份“捷号作战计划”，大体将未来的防守与抵抗区分成如下4个阶段：（1）“捷一号作战”，即在菲律宾决战；（2）“捷二号作战”，是指在“联络圈地区”即中国台湾与亚洲西南诸岛（含冲绳、奄美等）决战；（3）“捷三号作战”，即在日本本土决战；（4）“捷四号作战”，退至日本东北面的北海道、库页岛、千岛群岛实施决战。直至莱特湾海战遭致惨败，“一号作战”渐入尾声，这份“捷号作战计划”才被正式提上日程。

显然，日军中央着手研判美军的“登陆中国作战”计划完全是在“捷一号作战”已告失败，必须立即启动“捷二号作战”的情况下发生的，故其关注的战备重点自然是中国华南沿海地区。譬如日本东京的参谋本部在1944年11月14日下达的文件中指出，“美军进攻中国沿海的目的在于确保进攻日本本土的据点，以此加强大规模空袭并建立对华补给基地”，故“无论菲岛决战情况如何，皆有必要策划并实施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战备的增强”。而其具体方案便是建议尽快集结7个师团兵力以巩固中国温州、福州、厦门、汕头、香港、海南的防御。进而，鉴于该方面的防守愈发重要，日军中央还在12月做出决定：从中国战场调回第6方面军参谋长宫崎周一出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作战部长）以研究下一阶段的战备。

12月11日宫崎返回东京后，作为其下级的第一部第二课长（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便立即向其做了汇报：“从下一年度起，美国可能在吕宋北部、台湾南部及东南沿海一线发起进攻……故应强化（中国）东南方面的防备”，且估测认为向中国汕头、厦门、台湾等地的登陆将发生在1945年5—6月间。进而向宫崎建议，可于12月下旬至1月上旬派出一支“中国派遣班”前往南京、汉口、上海与华北地区探明现地实情，并督促战备与兵力调动。而宫崎本人则在12月27日专程赶赴菲律宾视察，并得出如下结论：“必须承认美军的作战已转入追击态势。故下一阶段将会在台湾、冲绳抑或中国大陆（东岸）发起作战，这或许不再是遥远的将来。”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日军中央最终在1945年1月出台了一份《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决定要“在日本本土实施最终决战，为此，需在中国沿岸要域、台湾、西南诸岛、硫磺岛建立起外围防线以进行强韧的持久战，拖住对方对本土的进攻”，这自然意味着其所考虑的中国战场的作战重点已从以往对重庆优先转向了对美军优先。

然而，身处中国现地的侵华日军尤其是“中国派遣军”有着不同想法。“一号作战”的成功似乎给其带来了极大的自信。重庆方面也承认，明明知道日军“企图沟通大陆交通线，以便撤退南洋之敌侨民与物资之转运，及维持中南半岛之联系；同时为打击我陆上之反攻，首须破坏我西南盟军空军基地”，却因为“无形中犯逐次使用兵力之忌”而走向了失败的结局。结果这种情况刺激了日军的进攻野心，使其开始重提业已搁置的“四川进攻计划”。尤其是1944年11月22日就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系该计划的积极倡导者。他在此前担任第6方面军司令官时就曾多次希望利用攻占中国桂柳地区（桂林、柳州一带）的有利时机向川渝发起强攻，所以在就任总司令官并得以操控对华侵略全局后便开始跃跃欲试。

冈村回忆道：“我于南京就任总司令官后，全面考虑了我军的前途，认为有必要打击一下重庆，制定进攻四川的作战方案。”其原因在于：“通过强攻重庆能够引诱美军前来中国大陆……且击溃重庆军队便可改变形势、打破美中一体，此举不仅能阻止夏季将要出现的美中联合反攻，而且击败中国就有可能为解决事变打开端绪。”可见，冈村是力主向西面发动强攻的，但也并非完全无视从东面而来的美军。“一号作战”的结局虽然“意味着中国沿海省份与重庆完全隔绝”，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日军极有可能陷入东西夹击的状态。

1944年12月15日，冈村召集全军参谋开会，商讨了1945年度的作战方针。席间，他正式传达了自己的战略企图：“取得胜利的方法，如今看来只可能在于太平洋方面青年的奋战，以及迫使重庆投降，我军理应排除万难、发动作战，以迫使重庆屈服”，继而命令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带领参谋部第一课启动相关研究。而后者则通过为期约两周的工作，最终于1945年元旦形成了《关于中国派遣军今后作战指导的意见》，强调：“大陆地区的战斗将迎来美中联合从陆海两正面发起的总反攻，故应捕捉目前战略与政略的最后良机，以超常之决心消灭四川要域的抗战基地，封杀重庆军队总反攻于未然并使其政权崩溃，从而为全局的战争指导做出贡献……若重庆政权被消灭，则美军的企图将被破坏大半”，甚至夸下海口：“完全可以做到推进东南沿海地区对美战备的同时，实施此次作战。”与此同时，“中国派遣军”还相信，无论是强攻四川还是维持现状，向老河口、芷江两地的空军基地发动侵攻都是绝对必须的。之所以如此，系因当时桂柳地区的机场被日军侵占后，美国驻华空军又利用这两处空军基地对日军的交通线实施了更为猛烈的轰炸，导致其忙于应付且行动吃力。日军基层部队对此大吐苦水：“Ｐ51、Ｂ25轰炸极为频繁……尤其对华北铁道与汽车进行攻击而致其瘫痪，平汉、陇海、津浦线自不待言，黄河铁桥亦多遭轰炸……而在华中，则是长江、西江、湘江水路及铁道公路遭到连续攻击。”这显然意味着日军为恢复交通而不得不需要大量资材与铁道部队，“为解决这个问题，甚至一方面拆掉全中国各地无关紧要的铁路分支线，另一方面以大量毫无铁路经验的官兵仓促编成铁道部队。而掩护好不容易修复的铁路桥梁并使其免遭对方空军的轰炸，也绝不容易”。

对于日军这种身处穷途末路仍欲狂妄进攻的想法，毛泽东做过前瞻性的研判：“现在美国已打到莱特岛，并可能在中国登陆……敌人是否会停止它的进攻呢？我看还不会停止，它还有可能再向我国西南部及西北部进攻”，这实在是一语中的。东京的日军高层对现地部队的此种想法也不可能不了解，尤其是身为作战部长的宫崎，可以说是了若指掌的。因为他此前一直作为第6方面军的参谋长辅佐时任该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对其内心想法再清楚不过了。故为实现协调，宫崎选择在冈村、松井等人研究“四川作战计划”期间的1942年12月25日发去电报，暗示其派人回东京协商，另外则帮助其事先探问了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的意向。结果，冈村等人在完成计划的立案后，松井于翌年1月4日返回东京。次日，松井前往参谋本部作战室做了汇报，强调中方政权的抗日基地有“50％位于四川、20％位于贵州、15％位于云南、15％位于其他地区”，故极有必要对四川地区发起强攻，指出“在美军来攻之前应能完成此项任务”。对此，宫崎等人表示了同意，但作战课提出了异议，认为根本不可能实现对四川的作战，对西面只需控制在“短促突袭”的程度即可。梅津接受了后者提出的异议，进而正式下达了通知：“四川进攻作战的构想尚可，但鉴于我帝国总体战略态势及国力现状，为应对主敌美国，实在无法同时实施两线作战，故应暂时专注对美作战而强化中国东南地区之战备。”松井等人接令后，于10日返回南京向冈村做了传达，冈村便下达了如下指示：“将进攻四川的目的控制在重庆政权的转移等事上，交第6方面军司令官具体负责，我作为总司令官亲自督导第23、第13军等部队推进对美战备。”但实际上侵攻四川的念头仍埋藏于其内心。

二、“光号作战”方案的出台与政策落实

松井等人返回南京之后，日军中央又推进了两项措施。

首先，充实了《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正式以文件形式确认了未来的作战方针。其主旨是要“将重点指向主敌美军，破摧其进攻，随时利用纵深击破其战力，确保维系战场的各个要域”，尤其在大陆方面需要“强化中国东南沿岸要地的战备，与中国西南诸岛及台湾形成呼应，让中国周边的作战尤其是航空战力的发挥不留遗憾”，且规定“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可向西面扩大地盘”。可见，日本东京方面虽不同意“中国派遣军”集中主力强攻四川的行动，却也没有彻底否定向西面的侵略，故其方针可被理解为“东主西从”。

其次，因预想到“中国派遣军”会对日军中央下达的指令有所不满，所以特意差遣作战部长宫崎等人前去安抚并协调。于是，宫崎一行1943年1月25日飞抵南京，在传达上述大纲的同时，向其司令部宣读了《大陆命第1228号》《大陆指第2363号》命令。其中规定：在东面，强化战备的重点地区应置于华南、华中；在西面，作战的控制线设定为“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至山西省西南端的黄河、老河口、宜昌、秀山、黎明关、平马”，向该线以西发动进攻时只能实施小规模部队的短促突袭。另在附件《关于华南华中沿海地区作战的陆海军中央协定》中强调：“美军来攻之际，应适时集中必要兵力将其歼灭并破摧其企图，战力的重点指向广州周边。”事后，双方又举行了进一步会谈，并共进晚餐。

根据宫崎在《作战秘录》中留下的记载，席间冈村表态道：“对西部正面的进攻，我仍坚持己见，确信重庆的衰亡及其反攻企图的挫败将导致美军登陆计划的顿挫与踌躇……换言之，此作战实乃对美作战之一部，其重要程度绝不亚于东南海岸（望重新认识并予支援）”，进而摆出老上级的架子吹嘘道：“对方进攻大陆正是战势转换之良机，我对此点完全同意且有绝对必胜之把握……我没有对重庆军队和美国军队进行区分的意思，认为有必要纠正分而论之的观点。为何要在秀山划线？难道不应该进一步插入对方心脏吗……请在此点上给予理解，至少能同意追加‘大体’两字。”他甚至还调侃宫崎：“东京传来的话，让人感觉是一种投降思想。我们的人去过东京后都变得懦弱了许多，所以我现在尽量不让他们做事。”另据冈村在事后所做的补充说明，他当时之所以提出要给控制线追加“大体”两字，系因“四川作战还未完全放弃，仍坚信可在老河口、芷江发动攻势”。

由此看来，日军中央与现地部队之间所存在的意见分歧并非在于“对东或对西、防华南或防华中”的问题，而是“东主西从与西主东从、华南优先与华中优先”的矛盾。在后者看来，防备美军登陆进攻之前完全可以设法击败重庆，而在部署反登陆的问题上，虽然华中与华南都应有所准备，但置于优先地位的应是华中地区，因为美军即便来攻华南也似乎不会像华中那样造成太大威胁。不过，我们仍可以看到，通过宫崎等人此次赴宁沟通，日军中央与现地之间最终还是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究其原因，或许对冈村而言，不仅“大体”两字得到了应允，而且“宫崎部长此行的目的本身就是来安慰的，也不想让他太过为难”。而在日军中央看来，当时施压重庆也确实势在必行。

接到命令的次日，冈村便召集司令部高层举行了为期3天的秘密会议，进而在1943年1月29—30日召开各部队指挥官的联席会议，并正式下达了具体指令。他在训话中扬言：“本官要求全军将士奋勇决起……在东面海岸布下铁桶之阵，待敌登陆之际予以彻底歼灭。在西面，排除万难、突进重庆，扫灭其据点。”尔后将应对美军登陆的计划命名为“光号作战”，并下发了《沿岸方面对美作战准备要纲》，其中规定：（1）将在华南执行“光一号作战”，由第23军负责防守广香地区（广州、香港一带）及厦门、汕头、雷州半岛、海南岛等地；（2）将在华中执行“光二号作战”，由第13军负责防守上海周边及长江北岸、宁波、温州、福州等地，而第5航空军则应专注于提前在海面上搜索并攻击美军的登陆船队，并配合陆军的地面作战。他对防御阵地的部署提出了要求，强调“应确保在遭受对方炮击轰炸与坦克轰击的情况下仍能长期坚持独立战斗，巧妙利用地形，从海边滩涂开始形成纵深，且尽量修筑坚固的洞穴型阵地，在主阵地的选址上应尽量设在能够躲避敌方舰炮射击的位置”，此外亦对兵力运用、兵备、特攻战术等方面做出了规定。他还就其念念不忘的“西面作战”下达了命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尽快攻占老河口附近，第6方面军司令官尽快攻占芷江附近并派一部协助老河口的作战，第5航空军司令官须派其一部支援上述两项作战。

从冈村的阵地设置要领可以看到，当时日军在研判并因应美军登陆时所作的设想系基于以往在太平洋战场上积累的经验，改变了通常的“岸边歼灭主义”策略，而企图构筑纵深防御阵地：（1）先集中力量在海面上搜索、盯住美军运输船队予以猛攻；（2）即便无法彻底击沉船队，仍可在美军建立滩头阵地、运输重火器登陆以前，做到岸边的炮火压制；（3）待其登陆以后，还将退守至腹地洞穴开展长期消耗战。因此，当时预设的阵地，主要分成4种类型：（1）指向滩涂以尽量造成巨大杀伤的“岸边阵地”；（2）从岸边适当后撤并具有纵深横宽的“主抵抗阵地”；（3）设在主抵抗阵地身后，供撤退使用或炮兵使用的“预备主抵抗阵地”；（4）长期消耗战使用的“二道防线阵地”。

尽管如此，由于“中国派遣军”始终惦念着“西主东从”，对东面的反登陆工作并不重视，所以其战备的落实情况实际上是相当糟糕的。例如负责华南战备的第23军，一直就存在着任务目标混乱不清的现象。其参谋长鹈泽尚信在接到命令后的1943年1月31日曾前往冈村处争执了一个小时，围绕军队的指导方针和行动要领提出了不少问题，却未能得到足够清晰的回答。这导致其下辖的各个师团或不知所措或频繁调防，第104师团仅接到了在海丰陆丰地区收集情报、调查兵要地志的命令，遂向上反映：“达成任务的基准、战斗指导的方针等并未予以明示或未能确定，导致我师团在日后的战备指导中感到极为苦恼”；第27、第40师团则在2月接到命令前往广州后，3月上旬被调去了厦门和雷州附近，至下旬又再次接令分别向惠州、新会、台山移动。用疲于奔命来形容亦不为过。而在修筑阵地的质量和进度上也是问题重重，他们仅利用当地的黏质土层，不过是向地下挖掘约4米而已，基本上不具备抵抗轰炸的能力，而被预想用作长期消耗战的龙眼洞阵地，更是要到年底才能完工。

相对受重视的华中地区，战备情况也不理想。他们不仅同样存在着指示不明的现象，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原本第13军在此地主要负责驻守与警备，大多埋头于政治工作、情报与生产管理，与其说是作战部队，莫如说带有更为浓厚的后勤部队色彩。在接到命令后，他们虽然启动了向作战部队的转型，但“炮兵、工兵、通信部队的能力已完全丧失，唯有一个野战高射炮联队勉强用于三角地带的防空任务，而在运输上仅有一个汽车联队而已”。同时在阵地修筑方面，虽曾扬言要建立看不见、打不中、坏不了的“三不阵地”，但实际情况是，“因长期以来缺乏资材，为节省水泥只能使用中国当地的石板，水泥只能用于重要部分，其他则用木材进行填补”。而负责为华中华南地区提供空中掩护与支援的第5航空军更是自顾不暇，连基本的制空权都难以保障。他们不仅没有防遏美军Ｂ29轰炸机的能力，在空战中屡屡败下阵来，而且仅拥有约150架战机，远远少于美国驻华空军约750架的数量，以致此前在美军一举出动120—130架飞机对汉口进行数小时的地毯式轰炸时，显得束手无策。可以想见，在此种情况下若美军果真来攻，驻防阵地的日军必然是抵挡不住的。

三、西线的挫折与华北战略地位的提升

进入1945年4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在其最关切的西面战场开始遭受挫折，4—6月间发动的芷江作战（即湘西会战）最为典型，亦是战争期间“日军发动的最后一次会战”。负责此次战役的日军第6方面军，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自身的困境。他们的主力部队“在抽调时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尤其是向远距离的转调，面对美军掌控制空权的情况不得不依靠地面行军，且各部队在一号作战后战斗力显著低下，恢复起来亦需要很长时间，再加上重庆地面部队逐渐推进了美械化并得到了增援……在进行西面作战时，要在整个正面发动全面攻势几乎不可能，而为了在一个地区集中发动攻势，就必须考虑缩小另一方面的战线而进行兵员调动”。因此，当时身处武汉的第6方面军司令部采取了较为消极的态度，主要是指派其下属的第20军去发起战斗。该军在推进至宝庆（现湖南邵阳）地区时放缓了脚步，未能立即发动攻势，结果重庆方面察觉到此一动向后，决意联合美国空军对其实施坚决的歼灭打击。4月14日，近百架美军大型轰炸机突然对宝庆发起猛烈轰炸。在一片狼狈之中，日军部队不得不于次日出动，向芷江方面推进。但其在同月下旬推进至洞口附近时落入了中方的既设阵地，面对着二十七八个师的围攻，最终付出伤亡约6.5万人的代价后于5月溃逃回了宝庆。自此，日军的西线作战便进入僵局。正因如此，重庆方面在事后曾做过如下回顾：“情况明暸，使敌无瑕可攻……我发挥空军威力，予敌进攻部队以歼灭性质轰击，为扭转战局之重要关键……故本会战，已奠定我反攻胜利之基础。”而中方的反攻计划正是在此前不久刚刚确定的。

原本在1944年底，蒋介石就已下令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由何应钦任总司令，龙云、卫立煌任副司令，其任务是保卫抗战大后方的同时亦积极准备反攻作战。在接受了魏德迈的“阿尔法计划”后，其下属部队便源源不断地得到了美械装备并接受美式作战训练。故在实力大幅增强的背景下，何应钦等人于1945年春季制订了代号为“冰人”与“白塔”的反攻计划：“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为适应军事形势之发展，并协调同盟国邻接战区之作战，经策定总反攻计划，代名为冰人及白塔计划。决于本年秋间，开始对在华之日军断然反攻。预定先夺取中国西南海岸之港口，以增加中国战区陆、空军之供应（物资、器材），俾能在对日作战之最后阶段，作最大之贡献。”可见，中方的反攻策略并非日军所设想的“美军于东南沿海登陆后从西面策应反击”，而是直接在西南沿海发起进攻，以开辟美军安全登陆的据点并打通海上援助通道。日军在芷江战役中遭致惨败，不仅意味着西面的挫折，更暴露了其虚弱状态而使重庆的反攻计划得以提前。

几乎在同一时期，日方又收到了东面传来的“噩耗”：3月下旬美军攻占硫磺岛，开始将日本本土纳入其战机的航程范围，同时又自4月起在冲绳本岛实施了登陆以图完成其“跳岛战术”的最后一击。在此种形势下，日方高层逐渐意识到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丢失冲绳以后，华南的战略地位将骤然下降，再在当地继续推进针对美军登陆的战备已毫无意义。而事实上经历了硫磺岛、冲绳岛等艰苦战役的美军也确实在当时有了放弃登陆作战的念头。在其看来，英印联军在英帕尔战役中牺牲的人数仅为日军的1／16，甚至在缅甸米坦河战役中仅牺牲了97人而已（日军阵亡约1.5万人），但美军在太平洋方面的登陆作战不断出现巨大牺牲，与日军的伤亡比，莱特岛战役为1／4.6，吕宋岛战役为1／5，而硫磺岛战役与冲绳战役甚至高达1／1.25、1／2。这让美方大受震撼，以致此后决定暂且搁置登陆日本本土的“小王冠计划”。所以，在华南沿海实施登陆必然不会再是美军的首选。

意识到此问题后，日军中央便采取措施调整了战略部署。1945年4月14日夜，东京的大本营陆军部召开内部会议确定了总方针，认为日后的防守重点将不再是华南与华中，而应变更为华中与华北，并计划将侵华日军的精锐部队第3、13、27、34师团集结到华中华北地区待命。同时向“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紧急发去指令，要求其收缩华南战线：“为尽快落实兵力调配以因应美苏形势并促进对美作战准备，沿海地区的战备重点应优先指向上海周边，其次指向山东方面。”这显然说明，随着华南地位的下降，华北的地位得到了提升。翌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部第一课高级参谋西浦进便奉命飞返日本东京，除具体探问战略意图外，亦表示在中国战场仍可以做到“将不可能化为可能”，但陆相阿南惟几坚持要其回报：应首先放弃广西、湖南等华南局部地区，向华中华北收缩整理战线，因为“上海武汉附近不可能不确保，否则与战败无异，而华北若收缩战线则将难以确保粮食自给”。结果冈村接令后不得不于27日撤走湘桂铁道沿线的所有日军，并命令第13军适时撤离驻温州部队。

同时，“中国派遣军”在华北地区尤其是山东沿海的反登陆战备亦由此正式得以启动。以往负责此地驻防警备任务的是日军第12军，但由于1944年发动“一号作战”期间，其司令部调去了河南，因此遗留在山东的原第12军下属部队便改为华北方面军直辖，由第59师团长官细川忠康负责统一指挥。进而在1945年新成立第43军以后，细川又晋升为该军司令官。在接到上级发来的战备指令时，细川开始着手实施两项举措：（1）4月25日至5月26日间集中发动了“秀岭一号作战”，要求各部队先扫荡清理各自辖区；（2）扫荡结束后，派独立混成第五旅团进驻青岛、独立混成第1旅团进驻日照、第12独立警备队进驻海阳，其余部队分驻胶济铁路沿线，尤其在济南附近开始修筑防御工事。

但事实上，当时的青岛地区一直存在着日本陆海军之间的内部摩擦，而日照和海阳地区则大多已成为八路军的敌后根据地，交战与袭扰极为频繁，而再加上建筑资材的短缺，导致其反登陆的战备进度变得相当缓慢。早在1944年间，山东的八路军就已经连续发动过多次攻势作战，不仅巩固并发展了滨海与胶东的联系，还使鲁中与滨海逐渐连成了一片。至年底时，其正规部队已发展为15万人，民兵游击队亦达37万人之多。中共中央早已认识到：“（若盟国要实施登陆），日军可能采取运动防御节节抵抗，以拖延时间。华北可能成为主要的决战战场，然而使敌最感头痛的是共产党、八路军、许多民兵游击队，这些抗日力量，不仅直接危害日军作战，而且是英美在华北登陆最好帮手。”因此进入1945年之后，八路军又相继开展了春季攻势与夏季攻势，不断扩大了解放区、压缩了沦陷区。在日军的“秀岭一号作战”中，山东军区还成功地粉碎了日伪的敌后扫荡并歼敌五千余人。这种凌厉的势头当然意味着此后日军防备美军登陆的作战计划必将迎来最终崩溃的局面。

四、日军“光号作战”方案的调整与最后的挣扎

1945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以后，日方开始感到压力骤增。为应对这种新情势，日军中央乃于5月28日向冈村下令，要求其彻底落实中国战线的收缩整理：“（1）速从湖南、广西、江西省方向的湘桂、粤汉铁路沿线的占领地域撤兵，将兵力转用于华中华北方向，加强该方向的战略态势；（2）（鉴于德国投降后苏军开始东移，）应进行必要的对苏防卫作战准备。”而参谋总长梅津更是邀约“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等人于6月初在大连相见，下达了《大陆命第1339号》命令，催促其加紧调兵以巩固华中华北要地，策划对苏对华持久战并防备美军登陆。

在6月8日的御前会议上，日本政府与军部首脑则当着天皇的面决定了一份《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基本大纲》，强调要“将七生尽忠之信念作为源动力，凭借地利与人和，最终完遂战争以期护持国体、保卫皇土并达成征战目的”，具体措施是通过制定《国民义勇兵役法》《战时紧急措施法》，动员15—60岁的所有男性与17—40岁的所有女性加入“义勇兵”，以便在军部的指挥下进行“一亿总玉碎”的本土决战（“决号作战计划”）。刚就任首相不过两个月的铃木贯太郎甚至在会上要求大家以“事不成则剖腹的高度责任感”贯彻此一大纲。

然而，9日从中国大连返回日本东京的梅津在向天皇汇报情况时，做了极为悲观的判断：“在满洲和中国，我军总体战斗力仅相当于美军的8个师，武器弹药只能供全军发动一次会战使用。”日本天皇听后错愕不已，感慨道：“国内部队比驻守满洲和中国的部队装备更差，如此，将无法再继续作战了吧。”数日后，海军方面的军事参议官兼“战力查察使”长谷川清、东久弥盛厚王也提交了报告，告称：“武器贫弱、资材不足、缺乏训练，赶造的小型船舶已只能使用二手汽车的发动机，实在无法进行本土决战”，甚至“如今只能利用敌人炸弹爆炸后剩下的废铁来制作铁锹等物”。日本天皇听罢更是一脸惊讶，丧失了继续抵抗的信心。

即便如此，日本军部尤其是现地部队为逃避“不战而降”的骂名，仍在不断鼓吹誓死要将战争进行到底。冈村从中国大连返回后，于1945年6月10日向全军下达了《中国派遣军对美作战计划大纲》，提出了新的“光号作战”方案。该文件虽在1945年8月15日战败时被日军烧毁，但1946年5月又根据当事人回忆被重新整理了出来。该文件正式将华北地区纳入“光号作战”之中，并规定“对美战备的重点将优先华中三角地带，其次指向山东半岛，须尽量在事前识破对方的登陆企图，适时集中派遣军主力。若情况万不得已，至少应确保南京、北平及武汉周边要域”。其具体措施：（1）“光一号作战”，位于华南的第23军迅速将分散的部队集结至广州，专心致力于确保广香周边要地；（2）“光二号作战”，位于华中的第13军迅速撤走福州与温州的部队，以主力防守长三角地带，派一部确保湖口下游的长江与津浦铁路南部沿线，同时在南京构筑复廓式阵地、在徐州建立南北联络据点；（3）“光三号作战”，华北方面军继续控制华北要地并在1945年9月底以前完成山东的战备，同时与日本关东军保持呼应。此外，亦尝试为“光一号”“光二号”“光三号”计划设想了美军来攻的方向及其因应策略，对西线的第6方面军提出要求，令其确保武汉周边要域并抵挡住中方军队的进攻，以图为对美决战减少障碍。

为了保证以上大纲能够得到顺利实施，1945年6月11日，冈村又下达了《中国派遣军后方准备要纲》，叮嘱全军“在控制华中华北要域的同时也保证华中华北之间的交通联络并竭力与关东军形成联系”，进而对粮秣资材的囤积数量与位置、阵地修筑计划、交通与通信线路做了具体规定：（1）粮秣资材的囤积。应准备3个月的燃料和半年的粮秣，以供北平5个师团、南京5个师团、武汉3个师团、济南3个师团、徐州1个师团、郑州1个师团使用。（2）阵地修筑。北平、济南、郑州、上海、南京、徐州、武汉的防御强度应在7—8月间提升至能够充分抵挡枪械射击的水平，9—10月间进一步提升至足以防护火炮坦克飞机轰击的程度。（3）道路交通。努力确保重要干线的运输能力，其顺序为津浦线、平汉线（含粤汉线的武汉—岳阳段）、津山线、长江。（4）通信线路。增强平津、济南与徐州、华中三角地带、武汉及广香地区作为通信中枢的持久力，强化上述中枢间的无线电通信网，确保主要中枢间的有线通信网。而这正是侵华日军在战败前所做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部署。

接到上述命令后，负责防守华中华北重点地区的第13军、第43军便进一步制订了详细的战备计划。前者在《第13军作战计划》中决定：“作为中国派遣军的主决战兵团，要稳固守备地区要域并进行周到的作战准备，通过果敢强韧的指导歼灭来攻的美军”，故计划构筑从岸边延伸至腹地约40千米拥有纵深的斜交阵地，同时对美军的登陆位置与因应策略做了3种设想：（1）若在长江口的上海北岸登陆，将通过短促突袭、夜间攻击等方式迎战，万不得已时须坚决确保上海市区与苏州常熟一线。（2）若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将确保平望镇湖州余山一线，待主力到来后发起决战。（3）若在其他方面诸如宁波启东连云港登陆，可边打边退，分别退守杭州扬州徐州等地以待救援。而后者则在《山东方面对美作战计划》中强调要“采取果敢柔韧的游击战和持久战”，并将其抵抗区分成三个阶段：一是沿海地区作战，要执行“强行放血”策略（即造成大量流血伤亡），充分利用水上特攻队与空中特攻队。二是美军进攻腹地，将开展全面的游击战，极力干扰其推进腹地。三是济南会战，继续用游击战等方式实施牵制并以主力死守济南附近阵地。可以看到，华中日军采取的策略是分散各点并实施阵地战，而华北日军则选择了相对集中的地点并打算开展游击战。后者之所以会谋划游击战术，其原因或许在于，通过多年来与八路军的交战：（1）其部队装备与作战经验已逐渐转向了游击战与反游击战的类型；（2）已逐渐认同此种战术在以弱抗强时的有效性。

但即便如此，各地日军部队在落实政策时仍面对着巨大困境。譬如大范围收缩战线与调动兵力的行动，由于交通线屡遭飞机轰炸和游击队不断破坏而发生了严重迟滞的现象，甚至在很多地方已陷入了难以抵抗、半身不遂的状态。而阵地的修筑，则更是困难重重。1945年6月调任第43军参谋长的寒川吉溢曾前往各地进行过一次实地视察，从他的报告中我们应能窥其一斑：济南方面，“正大规模修建阵地，即便在司令部也能整日听到附近用炸药施工的声音……最感困难的是木材和炸药的不足”，济南东面山地的阵地施工现场“从山腰掘出了石块与土块，它们像尾巴一样从山里拖延而出，即便看不到阵地，这股石土形成的尾巴也是一目了然的，仿佛已标明了所在位置。对于美军的火力攻势，应坚持隐匿第一主义，但此种情景不用说隐匿了，简直弄得一团糟”。青岛方面，“刚发生了陆海军之间的大冲突……和其长官打过招呼后，便随即接到了对方参谋递来的抗议信，内容关于物资的获取问题……海军真是一步也不肯相让”。日照附近，“共产党部队的势力很强……日军的小队长穿着中国人的衣服，士兵的衣服也是各式各样，有人还像老百姓一样戴着蓑笠……尤其是第一线小规模部队，似乎都穿着这样的衣服。其对手不存在兵与民的区别，所以日军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我们一行乘火车经过了花生田，不时会遭到道路两旁的射击，到处都潜伏着游击队，途中遇到居民也无法判断其究竟是老百姓还是游击队员”。面对眼前的景象，寒川当时发出了长叹：“望着一片广袤的大地和零零星星的部队，我开始沉思，我们究竟能够抵抗到何种程度……而此种情况，绝不仅仅局限于第43军。”显然，日军的投降与抗战的胜利至此已只是时间问题。

结语

综上所述，抗战末期日方对美军“登陆中国作战”计划的研判与因应，始自豫湘桂战役进入尾声、莱特湾海战遭遇惨败之后的1944年11月，止于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从其总体发展脉络来看，应能大致进行四个阶段的区分：第一阶段即1944年11月至1945年1月。在这3个月里，日军中央首先做出了要在中国东南沿海推进对美战备的决策，并强调其重点应置于华南方面（东主西从、华南优先论）。对此，作为现地部队的“中国派遣军”在其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率领下，仅表示了部分赞同的意思，认为虽可着手战备，但其重点应在于华中方面，且坚信继续向西压迫重庆更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西主东从、华中优先论）。这种中央与现地的分歧直到1945年1月25日前后才借由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宫崎周一的沟通与协调暂时得以消除。第二阶段即1945年1月至1945年4月。在这一时期，“中国派遣军”终于按照日军中央的指示拟定了“光号作战”方案，部署其麾下第23军在华南（“光一号作战”）、第13军在华中（“光二号作战”）分别推进兵力调遣、阵地修筑、物资囤积等战备活动。但仍固执于向西的侵攻，接连发动了老河口战役、芷江战役。在此种情况下，其东面的部署与准备只会进展缓慢并面临着任务不清、调兵混乱、转型不便、阵地粗劣的困难。第三阶段即1945年4月至1945年6月。在这3个月里，日军向西的侵略遭遇了重大挫折，而东面的战略要地冲绳业已落入美军之手，由此导致华南的战略地位下降、华北的战略地位提升。为应对此种局面，冈村等人只得接受日军中央的指令，撤走了广西、湖南等地的部队并着手启动华北地区尤其是山东沿海的反登陆战备，但其前景并不乐观。第四阶段即1945年6月至1945年8月，此时日军已完全走上了穷途末路，故作为最后的手段又对“光号作战”方案进行了调整，以期挣扎。

在这轮调整中，其华南方面的战备已大幅缩水至“仅确保广香地区”，华中方面则开始加紧修筑纵深交叉阵地，企图凭借分散的阵地战应对美军的登陆，而华北方面的战备则被列为“光三号作战”，企图集兵于山东半岛并以游击战等形式继续顽抗。不过在此之后，随着中方抗战力量的不断壮大并发动反攻、美军从太平洋一侧持续叩击日本本土、苏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东北迅速进兵，日方不得不最终吞下了战败投降、走向灭亡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