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傅雷赴法国留学，他偶然读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

仿佛得到治愈一般，傅雷忧郁的人生之路顿时开阔明亮。他决心要翻译《贝多芬传》，将自己所受的恩泽馈赠给国内的年轻一代。

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前言中，称贝多芬为英雄。他说：“我所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

罗曼·罗兰认为，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

长期的受难，或是悲惨的命运，使伟大人物往往具有特别坚韧的毅力，他们在对抗苦难的同时，也给自己的心灵注入一股清明的力量和强烈的慈爱，而成为一个不愧为人的人。

贝多芬肖像画

贝多芬，这位“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的伟大音乐家，上天给了他独一无二的音乐天分，却使他过早丧失听力。老天像是与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让他承受命运的捉弄和折磨。

作为古典音乐的集大成者，以及浪漫主义风格的开创者，贝多芬的名字在音乐的殿堂可谓是神一般的存在，即使命运对他万般苛刻，但他却始终保持着可贵的善良与坚强，他的音乐充满柔美、激情，以及与命运不屈抗争的态度，在悲哀中永远保存着一缕希望。

1770年12月，贝多芬出生于德国波恩一个比较贫寒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不太聪明的，喜欢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一个女佣，一个厨师的女儿，第一次嫁给一个和她身份匹配的男仆。男仆死后，她再嫁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的童年是没有多少快乐可言的，他的父亲或许看出了贝多芬的音乐天赋，从四岁起，他就被父亲强制钉在洋琴（钢琴以前的键盘乐器）面前，他想将儿子培养成莫扎特式的神通，但童年这种粗暴强制的方式让贝多芬异常痛苦，甚至令他一度对艺术充满厌恶。

由于家庭贫困，贝多芬在少年时代就不得不操心家庭生计，过早的生活压力使他在11岁时就加入戏院乐队，13岁时，成为一名大风琴手。

13岁的贝多芬肖像画

在贝多芬17岁时，他热爱的母亲因肺病去世，自此，他真正成为一家之主，不仅担负起两个弟弟的教育职责，还要照顾他那嗜酒成性的父亲。

贝多芬从来就不是美男子，他身材短小臃肿，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一头浓密的乱发。他的眼中总是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但眼神忧郁，目光总是向天凝视。

他的朋友曾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但他的表情通常是忧郁的，带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哀伤。

青春年少时期，贝多芬曾有一段温柔的感情，或许因为家庭悬殊，姑娘后来嫁给了一个医生，但她也成为贝多芬一生的知己之一，直到老年，他们也互通音信。

尽管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比较悲惨，但对贝多芬来说，那是一种凄凉但温柔的回忆。在不得不离开波恩后，他终生都住在维也纳，但他从未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称它是“我们的父亲莱茵”。

在20岁时，贝多芬结识古典音乐大师海顿，22岁时，在海顿等人的支持下，他离开波恩，前往维也纳发展。

时值大革命爆发，几乎蔓延欧洲全境。贝多芬受到爱国情绪的鼓动，在1796到1797年，他将弗列特堡的战争诗谱成音乐《行军曲》和《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族》，但这一切并没有让他的祖国幸免于难，大革命征服了欧洲，也征服了贝多芬。

贝多芬拥护共和，他知道他的意志所在，他相信自己力量。但在外表上，他显得高傲却举止粗鲁，带着非常强烈的家乡口音，态度是抑郁的，而藏在这种既骄傲，又笨拙的举止之下的慈悲，却没有几个人能看出来。

在维也纳，贝多芬的很快获得成功，他认为自己虽然有天生的外貌缺陷，但对他自己的天才充满信心。

这可以从他给朋友的信中看出，“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陷于窘境，倘若我的钱袋不够帮助他时，我只消坐在书桌前，顷刻之间便解决了他的困难……这多么美妙。”贝多芬说：“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得益。”

然而，接下来的痛苦始料不及，并且一旦上身，便毫无办法。从1796年开始，他的耳朵就出问题了，日夜作响，内脏也被剧烈的痛楚所折磨，但他不能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在好几年中，贝多芬都瞒着家人朋友，并且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疾不致被人发现，他独自困守着这个可怕的秘密。

或许当现实太残酷时，人可以将自己的欢乐沉湎于往昔美妙的岁月，尽管时间使它们不复存在，但光芒还会长久地照耀生活的黑暗。

贝多芬这种悲剧式的愁苦，也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创作于1796年的《第一交响乐》，是赞颂莱茵的歌谣，一个青年人在梦境中微笑着回忆，快乐、慵懒，略带一丝忧郁和希望。

要使心灵习惯于愁苦是需要相当的时间的，在十八世纪末的几年中，贝多芬的作品并非全然带有忧郁的情绪，相反，他创作了许多较为欢快的乐曲。

除了清澈如水的《第一交响乐》，欢悦的《七重奏》，都反映了一个青年人的天真和浪漫。

虽然承受着耳疾的痛苦，但贝多芬仍然对生命充满热情，对爱情充满向往。他赞美生命，赞美爱情，永远保有一种对爱情纯洁的渴望。他的朋友说贝多芬一生保持童贞，从未有任何缺德需要忏悔。

直到耳疾再也隐瞒不下去，在1801年，贝多芬才痛苦而绝望地写信告诉他的两个朋友：“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要是我干着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将怎么说，他们的数量又是相当可观……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

但这种痛苦的折磨并没有将贝多芬打倒，他仍然对神圣的爱情抱有至真至纯的热情。他不断钟情，亦不断梦想着幸福，也不断在爱情中幻灭，同时不断在悲苦中煎熬。

1803年，贝多芬再次深受爱情的打击，他所钟情的姑娘又嫁给了别人，这几乎彻底摧毁了他，贝多芬甚至给自己的两个弟弟写下了遗嘱，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

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写到此处时，格外怜惜，他说贝多芬差不多要结束生命时，仅仅靠着坚强的道德情操才止住往深渊的方向滑去。

就是靠着这种坚毅的，不轻易屈服的勇气，贝多芬又活了25年。此后他的精神状态一改之前的颓靡和忧伤，感觉自己的青春不过才开始，他向自己的目标每天都迫近一些，“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能使我完全屈服……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

贝多芬终是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这种时而颓丧，时而骄傲地反抗都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有时候如一场伟大而凄婉的独白，有时如磅礴而翻腾的海浪，他渴望治愈，渴望爱情，充满着希望。

罗曼·罗兰说，贝多芬在这种反抗的轮回中试图探寻生命的根源，直到相当的年纪，他这种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有年少气盛的情爱，但显然意志占了上风，“一种无可抵抗的力把忧郁的思想一扫而空，生命的沸腾掀起了乐曲的终局。”

这时大革命的号角吹到了维也纳，贝多芬和朋友热烈地谈论政局，目光犀利而明确地下判断，他同情革命党人，爱共和的原则，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他渴望一个美好的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

在1804年到1809年，贝多芬接连写下《英雄交响乐》、《科利奥兰序曲》、《田园交响乐》、《第五交响乐》等伟大作品。

这一时期，贝多芬的作品更多表现的是光荣的革命叙事歌，情感是强烈而纯洁的。在维也纳，贝多芬两次目击革命的胜利，但不久，他就十分厌恶法国的征略者。

罗曼·罗兰说：“他对于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依旧能很清楚的感觉到，所以凡是不能像他那样感觉的人，对于他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绝不能彻底了解。”

1806年5月，贝多芬和喜欢他的布伦瑞克小姐订婚。这一年，他所写的《第四交响乐》像一枝纯洁的花朵，其中蕴含着他一生中难得平静日子里的鸟语花香。

然而，不幸的是，爱情又一次把他遗弃了，他重又变得孤独。但这次他并没有让悲伤吞没他，很快他就回到自己所爱的音乐中。

贝多芬在日记中写道：“屈服，深深地像你的命运屈服，你不复只为你自己而存在，你只能为别人而存在，你只在你的艺术里才有幸福。”

他明白，只有自己征服自己，他的生命才能重新焕发光彩。

贝多芬曾在爱情中挑剔自己的外貌，但现在，他已然没有了太多的顾虑，他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除了仁慈以外，他不再迎合任何人，见了王公贵族，他也不愿搭理。

贝多芬与歌德俩人相互欣赏，有一次，他们见面，一起散步，正好遇到王室的车队经过，歌德恭立路边迎候，但贝多芬压低帽檐，转身就走。

贝多芬对歌德这种屈尊俯就特别生气，他教训歌德不该如此，这让歌德也十分恼火。

荣光之后，贝多芬迎来了生命中最悲惨最黑暗的时期。

大革命后，维也纳的趣味开始转变了，社会的目光从艺术转移到政治方面，音乐方面的口味被意大利作风败坏了，他们将贝多芬视为过时和迂腐的人。而且，贝多芬在维也纳的朋友和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贝多芬完全陷入孤独之中。

贝多芬的耳朵完全聋了。从1815年秋天起，他和人交流只能靠纸笔传达。在台上指挥时，他开始和乐队的节奏紊乱了，这对贝多芬的打击非常之大，他很受伤，难以忘记台上那可怕的一幕。

隐遁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和其他的所有人都隔绝，贝多芬的悲伤难以言喻，他只有在自然中，可以觅得些许安慰，他爱花木、田野、云彩……自然界成为他的庇护所。

贝多芬画像

此时，贝多芬的经济状况也很不乐观，他为金钱烦虑。1818年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着日常生活并不艰窘的神气。”以工作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痛的事，他负重债，作品又卖不出钱。

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贝多芬，在他弟弟死去后，他拼死和弟媳争取侄儿的监护权，为他规划良好的教育和美好的前景。他将自己所有的爱给了这个孩子，但被“宠坏”了的侄子却与他对抗，一再伤害和辜负了他。自始至终，贝多芬都为此受苦。直到临死，他也没等来侄儿的悔意。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在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他的《第九交响乐》，原标题是《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结局的交响乐》。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想把欢乐颂歌留下来，放在第十或第十一的交响乐中去。

罗曼·罗曼写道：“这个不幸的人永远受着忧患磨折，永远想讴歌‘欢乐’之美，然而年复一年，他延宕着这桩事业，因为他老是卷在热情与哀伤的漩涡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他才完成了心愿，可是完成的时候是何等的伟大！”

罗曼·罗兰认为贝多芬在德国享有的声威，不仅是艺术方面的，而且是道德方面的。他的崇拜者称颂他的天才时，所想到的第一个字既非学术，亦非艺术，而是“信仰”。

晚年的贝多芬贫病交加，孤独无依，可是他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他自己的命运，战胜了他的痛苦。

1827年3月26日，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贝多芬孤独而凄凉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在弥留之际，贝多芬还安详地说：“我耐着性子，想到：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

这个善，是解脱，是“喜剧的终场”，然而，平庸的世人却说是他悲剧的终场。

本文参考资料：罗曼·罗兰《贝多芬传》，傅雷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