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望城古墓被盗案始末
在2008年的湖南长沙望城，一场震惊世人的盗墓案件引起了广泛关注。这场案件不仅因为涉案人员之多、手段之恶劣，更因为被盗古墓的非凡价值。四名涉案的盗墓者，在法律的严惩下，被一审判处了死刑，这一判决在摸金界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被盗的古墓位于望城星城镇银星村附近，这里紧邻湘江，是一片风景秀丽的山丘，当地人称之为“风篷岭”。长久以来，这片山丘并未引起外界的过多注意，直到2005年，随着房产开发项目的启动，这座隐藏千年的古墓才意外地显露出来。
当时，挖掘机在风篷岭上作业时，无意中挖出了一座古墓。当地文物部门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大墓的上部封土已被破坏，再往下挖掘一米即是椁室。经过考古专家的初步鉴定，这座古墓是西汉时期长沙王后的陵墓。
自2006年3月至10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望城县文物管理局联合组成的考古团队，对这座陵墓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抢救性发掘。这座古墓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位于湘江以东约两公里处，往南约3.2公里是西汉三石戍城址，再往南约六公里的咸家湖一带则是西汉前期长沙国王陵的密集区域。
在发掘过程中，二号墓由于保护需要，并未进行发掘，而是采取了原地保护的方式，并对外严格保密。然而，这一消息仍然被一些不法分子得知，他们开始觊觎这座古墓中的宝藏。
时间来到2008年3月，一个名为“林老板”的人来到了风篷岭山后的村民李建国家中。他声称要开发矿泉水，需要在李建国家附近打一口深井。在本地人龙寿云的介绍以及打井带来的潜在好处下，李建国同意了这一提议。然而，在接下来的半年中，这个所谓的矿泉水开发项目却迟迟没有进展。直到八、九月份，林老板才带着两位“技术员”和工具来到现场。他们选择的打井位置异常蹊跷，竟然选在了李建国的猪栏内。
在挖掘过程中，李建国逐渐发现了不对劲。一般打井都是垂直向下挖掘，但林老板他们却在挖了五六米深后开始横向挖掘。面对李建国的质疑，林老板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坦言自己是在盗墓。他们选择从猪栏内挖洞是为了更加隐蔽。面对这一真相，李建国原本想要阻止他们继续挖掘，但林老板却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如果挖到文物，将给他一成的分红。在利益的诱惑下，李建国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这位被李建国称为“林老板”的人真名叫林细生，来自江西省分宜县，1972年出生，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却是个盗墓高手。他不仅是这次盗墓团伙的组织者和协调人，还是现代盗墓帮派中“江西分宜帮”的重要成员之一。
林细生得知风篷岭二号墓的存在是通过他的老乡、另一名盗墓者龚国良。为了寻找宝藏，他组织了彭红生、刘春牙等人来到望城进行挖掘。
在盗墓过程中，林细生有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叫张庆省。他是团队中的“掌眼”人物，对盗墓技术有着深厚的造诣。负责盗挖风篷岭二号墓的技术指导工作正是由他完成的。此外，还有丁东亮、刘西力、周细生等成员负责挖掘和搬运等“苦力”工作。
而龙寿云等本地人则负责疏通地方关系和盗墓时的望风工作。龙寿云作为长沙市岳麓区人，1970年出生，他和林细生分别代表了本地帮和江西帮的头目。根据事先约定的分配比例，盗出的文物变现后，林细生一方将获得六成五的收益即65%，而龙寿云一方则获得35%的收益。
事发后，林细生和龙寿云这两名主犯分别被列为“一号被告人”和“三号被告人”，接受了法律的严厉审判，一审均被判死刑。这起案件的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唏嘘的文物盗窃与流失的历程。
案件的起始，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盗墓行动。为了进入墓室，犯罪分子首先从猪舍内打了一个竖洞，随后巧妙地转打横向盗洞，一路通往李建国家房子下面的排水沟。接着，他们再从排水沟处打出一个新的盗洞，直接通向了墓室。这一连串的盗洞，就像一条条黑色的蛇，悄无声息地伸向了那些沉睡千年的文物。
墓室内，堆满了大量的随葬品，每一件都珍贵无比。用盗墓者的行话来说，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坑”。然而，不幸的是，许多随葬铜器因为长时间的埋藏和搬运过程中的碰撞，已经碎残不堪。尽管如此，墓中的文物依然价值连城。
警方在案发后迅速展开调查，通过现场勘查和同伙的交代，他们查获了众多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鎏金铜铺首、弦纹双辅首铜杵舀、豆型铜灯、镂空羽人蟠龙纹金扣饰、铜盘残片、七云纹铜饼等。这些文物不仅工艺精湛，而且历史悠久，是研究古代文化和历史的重要物证。
然而，在分赃的过程中，林细生和龙寿云却表现得十分贪婪和短视。他们仅将这些珍贵的文物作价12万元，并按照事前的约定比例进行了分配。林细生将大部分文物带回江西，试图寻找买家出手。他通过刘智华的介绍，将其中的双面云纹玉璧、螭纹玉剑格等4件文物以14.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了他人。刘智华因此获得了5000元的中介费。
而龟钮玉印这一珍贵文物，林细生并没有直接出售。他将其交给了同伙袁木根匿藏，并计划在未来寻找更合适的时机进行倒卖。这枚玉印的珍贵之处在于其印文为“长沙王印”，为确定风篷岭二号墓墓主身份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逐渐锁定了这些犯罪分子的行踪。除了林细生和龙寿云外，刘智华也因为涉及其他犯罪行为而被一并抓获。在审判中，刘智华被一审判处死缓。这一判决不仅是对他个人罪行的惩罚，更是对文物盗窃和流失行为的严厉打击。
至于林细生卖给江西分宜老乡钟传生的鎏金铜铺首、五铢铜钱、双面龙纹玉璧等文物，警方也在后续的调查中成功追回。钟传生在被抓获后承认从林细生手中购买了这些文物，但他坚称自己并非为了倒卖而是为了个人收藏目的。他还透露自己之前曾给分宜县博物馆捐献了400多件文物。
话说林细生，这位来自江西的盗墓团伙首领，在风篷岭二号墓的盗掘行动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其熟练的手法和高超的盗墓技巧在小范围内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时的长沙望城地区，盗墓活动猖獗，不仅江西（尤其是分宜地区）的盗墓者频繁出没，还有来自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盗墓团伙也在此地活跃，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盗墓网络。
而在这个网络中，一个名叫刘胜利的人成为了关键的一环。他，长沙市天心区人，生于1971年，拥有着正规知名大学的研究生学历，表面上担任着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计生办副主任的职务，然而，他背后的另一重身份却是文物走私的幕后黑手。正是他，成为了林细生从风篷岭二号墓盗出文物的买家，他不仅负责“接手”这些文物，还向盗墓者提供关键的信息和情报，成为了盗墓者和文物买家之间的桥梁。
刘胜利与多个盗墓团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江西帮、山东帮还是本地帮，他都了如指掌，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合作关系。在风篷岭二号墓被盗后的短短两三个月内，长沙及望城周边地区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西汉及更早期古墓被盗的案件，这些案件都与刘胜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风蓬岭二号墓盗案的侦破，得益于警方对已被举报的刘胜利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和深入的调查。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后，警方迅速采取行动，将刘胜利等人一举抓获。在随后的庭审中，刘胜利作为“二号被告人”受到了审理，与林细生、龙寿云等人一同被判处了死刑。
林细生他们的盗墓行为也引起了其他盗墓团伙的注意。其中，一个来自山东的盗墓团伙头目王宗敏，在意识到这是一个发财的良机后，找到了名叫张计超的“投资者”，计划前往湖南望城进行盗墓活动。张计超是一个富有的商人，对文物市场有着深厚的了解，他看中了这次盗墓行动的巨大利润，决定出资支持王宗敏的计划。
在王宗敏的精心策划下，他们招募了一批技术精湛的盗墓人员，并购买了先进的盗墓工具和设备。不久后，王宗敏便带领着手下来到了湖南长沙，与刘胜利进行了会面。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合作盗墓。他们约定，盗墓所得将按照四六的比例进行分配，王宗敏等山东帮占据六成，而刘胜利等本地帮则分得四成。刘胜利负责提供食宿、交通工具以及协调与本地人的关系，而盗墓的技术指导则由张庆省担任。他还找来了林细生盗墓团队中的关键人物龙寿云等人参与，共同策划和实施这次盗墓行动。
这次盗墓行动取得了重大收获。他们从墓中盗得了一枚长沙王印以及包括长方形水晶管、兽型琥珀饰等在内的十多件珍贵文物。其中，长沙王印尤为引人注目。这枚长沙王金印（长宽高约1.6厘米，重约33克）和一枚长沙王金玺（长宽高约2.2厘米，重约90克）的上方都雕刻着龟钮，下方则是方形印面，分别刻有篆文“长沙王印”和“长沙王玺”。
然而，关于这两枚印章的真伪问题却引起了争议。有关部门邀请了多家具有法定鉴定资质的机构进行鉴定，但结果却出现了分歧。其中，国家文物鉴定机构认为这两枚印章是“赝品”，而湖南省文物鉴定机构则坚持认为它们是“真品”。两家鉴定机构的结论都各有依据，难以相互驳斥。（这个故事我另外文章介绍）
然而，更有趣的是，刘胜利和王宗敏等人在盗得这些珍贵文物后，并没有告诉同伙龙寿云等本地人，而是选择了私自瓜分。王宗敏将兽型琥珀饰等部分文物交给了刘胜利处理，而其余的文物则全部运回了山东，交给了“投资者”张计超负责寻找买家。张计超又将包括长沙王印在内的部分文物交给了郑海辉、刘成等人进行处理。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文物能够赚取巨额的利润。
然而，他们的阴谋并没有得逞。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下，“12·19”系列盗掘古墓葬案逐渐浮出水面。2008年12月29日上午9时55分，望城县文物局接到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电话报告称风蓬岭二号墓被盗。文物局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核实。次日，当地警方成立了专案组，结合近期频发的盗墓案件开始进行调查。经过艰苦的侦查和取证工作，警方最终锁定了这个盗墓团伙的所有成员，并成功地将他们一一抓获。
这起案件在全国范围内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它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湖南的涉案人员最多、涉案范围最广、社会影响最大的盗墓案件之一，还展现了现代盗墓团伙的高智能化和专业化。在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了盗墓团伙内部的复杂关系和分工明确的组织结构，以及他们使用的先进技术和手段。这些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要加强对文物保护的意识和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