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初遇

太原，山西省的省会，有着 “锦绣太原城” 的美誉 ，是中国北方军事、文化重镇。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太原有着 2500 多年的建城史，其历史的脉络可追溯至春秋时期。提到春秋，就不得不提当时的强国 —— 晋国。晋国在春秋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曾称霸中原，是春秋五霸之一，其疆域辽阔，国力强盛，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太原，与晋国之间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让人们不禁好奇，太原是否做过晋国的都城呢？

（唐叔虞）

在探究太原是否为晋国都城之前，我们先来全面梳理一下晋国都城的变迁历程。

晋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周武王姬发之子、周成王姬诵之弟叔虞，被封于唐地，史称唐叔虞 ，当时的都城便是唐都，位于河汾东百里，大致在今翼城、曲沃、绛县等区域。“桐叶封弟” 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周成王与叔虞玩耍时，将一片梧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戏言要封叔虞为诸侯，没想到周公却认为天子无戏言，于是叔虞便被封到了唐地。这虽是一则充满趣味的传说，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晋国的起源。

公元前 1020 年，叔虞去世，其子燮父继位，因筑宫室于晋水之旁，改国号为晋，都城也迁至翼（今翼城），燮父成为第一任晋侯，其遗址在翼城县故城村，实际上与唐都在同一地域。在晋国初期，翼都作为政治中心，见证了晋国的初步发展。然而，晋国的历史并非一帆风顺，在 “曲沃代翼” 的长达 70 年的内乱时期，大宗居于翼都，却与小宗曲沃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

公元前 724 年，曲沃庄伯杀晋孝侯，晋人立鄂侯于鄂（今山西乡宁南 ），此地成为晋别都。但鄂侯仅在位 6 年就去世了，公元前 718 年，哀侯又复都翼。

公元前 746 年，穆侯之孙昭侯迁都于翼，而在公元前 745 年（周平王二十六年），晋昭侯封其叔成师（桓叔）于曲沃（今闻喜上郭古城），号 “沃国”。历经桓叔、庄伯、武公三世，曲沃逐渐发展成为晋国当时的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公元前 679 年，曲沃代翼后，武公以曲沃（闻喜）为都城，并在当地建造宗庙，作为祭祀历任国君的地方。

（曲沃县）

公元前 669 年，晋献公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他将都城从曲沃迁至绛（聚），也就是现在的绛县南城村车厢城，史称 “始城都绛” 。《史记》中对此也有记载，“献公八年，使士蔿城聚邑而令居之，命曰绛，始都绛。” 晋献公在此定都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和军事扩张，他先后消灭了耿、霍、魏、虞等诸侯国，战胜骊戎、赤狄，使晋国的疆域大幅拓展，成为东周春秋时期的大国。此后，晋文公、灵公等共历 7 位国君 80 余年都以绛为都城，这里见证了晋国的辉煌与荣耀，也经历了诸多的政治纷争和动荡。

晋文公二年（前 635 年），晋文公曾居 “晋城荀”（今新绛北席村 ），这里本为荀氏邑，后晋文公又迁回绛。公元前 585 年，晋景公时期，晋国又一次迁都，迁至新田（今新绛、侯马、曲沃一带），此地亦称绛，为了与之前的故绛区分，被称为 “新绛” 。

（《左传》）

据《左传》记载，“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将新中军，且为仆大夫。公揖而入。献子从。公立于寝庭，谓献子曰：‘何如？’对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泽、林、盬，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公说，从之。”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晋景公迁都新田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综合了土地、水源、民生等多方面的因素。此后，新绛作为晋国后期的都城，历经 8 位国君，见证了晋国的逐渐衰落以及最终的三家分晋。

公元前 403 年，三家分晋，晋国名存实亡。公元前 378 年，晋孝公被驱遣于屯留（今长治屯留县），公元前 376 年（晋静公 2 年），赵、韩、魏瓜分了公室仅存的土地，废晋静公为平民，晋国最终灭亡。屯留作为晋国最后阶段的安置地，也标志着晋国长达数百年历史的终结。

（晋国霸业）

虽然太原并未成为晋国的都城，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晋国历史中无足轻重。实际上，太原在晋国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春秋时期，太原地区最初并不属于晋国。据《左传》记载，周鲁昭公元年（晋平公十七年，前 541 年） ，晋国荀吴率兵北征，大败占据今太原一带地区的无终及赤狄别族廧咎如，太原地区才始入于晋国版图 。从此，太原进入了晋国的历史舞台，开始在晋国的政治、军事等方面发挥作用。

太原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地处山西中部，北靠系舟山、云中山，东靠太行，西依吕梁，三面环山，形成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 。同时，汾河流经太原南北，串起一连串的盆地，使得太原既有险峻的关塞御敌，又有足够的盆地和河流实现自给自足。

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让太原成为了晋国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在那个战乱频繁的年代，军事战略地位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晋国通过控制太原，不仅可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还能够以此为据点，向周边地区拓展势力范围。

（晋国都城）

关于太原是否为晋国都城这一问题，在历史学界和文化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一部分人认为太原是晋国的都城，这种观点的依据主要来源于一些文献记载和传说 。在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中，就有关于太原是晋国始封地的记载 ，这也是 “晋阳说”（太原在古代曾称晋阳）最早的文献出处。此后，《括地志》中也提到 “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 ，进一步支持了太原是晋国早期都城的说法。从传说方面来看，“桐叶封弟” 的故事中，叔虞被封于唐，而有观点认为这个唐地就在今天的太原。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太原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遗迹等方面进行分析，试图证明太原在晋国历史中的都城地位 。他们认为太原的地势险要，具备作为都城的军事防御优势；而且太原地区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如晋祠等，这些都与晋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暗示着太原在晋国时期的重要地位。

（唐叔虞祠）

尽管存在太原是晋国都城的观点，但从地理方位、考古发现、历史文献等多方面的证据与逻辑来检验，会发现这种观点存在诸多疑点。

从地理方位上看，《史记・晋世家》明确记载 “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 ，而太原位于汾水之西，与这一记载不符。翼城则位于汾水之东，更符合文献中对于晋国早期都城方位的描述。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指出，春秋时期的晋国是从翼城一带扩展开去的，没有远迁七百里由晋阳（太原）到曲沃的可能。从当时的交通、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这样远距离的迁都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困难，也缺乏合理的动机。

在考古发现方面，翼城、绛县等地的考古成果为晋国都城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翼城、曲沃两县交界处的天马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了晋侯墓地 。这里共发掘出九组十九座墓葬，其中有晋侯墓九座，晋侯夫人墓十座。考古队和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这九组墓主的年代衔接紧密，应该是世系相次的九代晋侯及其夫人墓葬。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其中一些青铜器上还刻有铭文，为研究晋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

此外，在绛县南城村发现的车厢城遗址，据考证可能是晋献公时期的都城绛 ，这里的城墙遗址、建筑基址等都显示出其作为都城的规模和地位。而太原地区，虽然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但至今尚未发现能够确凿证明其为晋国都城的考古证据 。在对晋阳古城遗址的勘察中，发现其营建年代大体与文献所记不相上下，绝不能早到西周初年，在今晋祠所谓叔虞家的发掘中，也不见晋国早期的实物。

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分析，虽然有《汉书・地理志》《括地志》等文献支持太原是晋国都城的说法，但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较晚，且存在相互矛盾之处。而《左传》《史记》等更为权威的早期文献，在关于晋国都城的记载中，并未提及太原。《左传》中详细记载了晋国的历史事件、政治变迁以及各国之间的交往，其中对于晋国都城的描述主要集中在翼、绛、新田等地，从未将太原与晋国都城联系起来。

此外，许多古代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当时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一些错误或不准确的记载。比如，唐代因李唐发迹于太原，当时文人特别乐意把太原描绘成一个 “龙兴之地”，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文献对于太原在晋国历史中地位的记载 。

通过对晋国都城变迁的梳理、太原在晋国历史中角色的分析以及对争议观点的辨析，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太原并非晋国的都城 。从晋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其都城主要集中在晋南地区，如翼、绛、新田等地，这些地方在不同时期承载着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