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主席逝世，全国沉浸在哀悼气氛中。

这时，《伦敦日报》的记者得知曾经的共产党元老张国焘正在加拿大生活，便找上张国焘采访，想知道他对毛主席的死讯有何感想。

众所周知，张国焘是建党初期时地位极高的领导人之一，但他思想觉悟不够，将毛主席视为“死对头”，后来投靠国民党成为革命叛徒。

张国焘

如此特殊的一位人物，当他得知毛主席的死讯时有何反应？会作何感想？

面对记者的提问，张国焘说出十个字，字字戳心。

1897年11月26日，张国焘生于江西萍乡的一个官绅世家，其父为官兼经营钱庄，可谓家世显赫。

身为家中长子的张国焘从小就有志向，读书用功，成绩优异，19岁时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

家庭富足，年少有才，使得张国焘不知不觉就养成了心高气傲的个性，颇有几分盛气凌人的姿态，不过他一开始的表现还是极为进步的。

考入北大后，张国焘结识文科学长陈独秀后，思想进一步觉醒，他果断拒绝父亲给他安排的婚事，还把自己阅读过的《新青年》等书刊寄回家给父亲过目，以表决心。

不久，张国焘又结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对其钦慕不已，拜为老师，并在李大钊的介绍下认识了时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

张国焘心高气傲，对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毛泽东看不上眼，两人并没有深交，那时他根本想不到，这个没被他放在眼里的年轻人会在日后成为他最大的劲敌。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会上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北洋政府的代表唯唯诺诺，竟同意这丧权辱国的决定。

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愤怒。

5月4日，国内爆发了一场以爱国学生为主体，广大工商、市民都积极参与的游行示威活动，即是“五四爱国运动”。

张国焘时任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他组织学生到街头、火车站等公众场合演讲，发放抗议传单，并带头抵制日货，以此向无能的北京政府抗议。

运动愈演愈烈，北京政府不得不出手镇压，张国焘成为第一批被捕的学生领袖之一，不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又将张国焘等人释放。

出狱当天，张国焘昂首挺胸，受到全体学生的热烈欢迎。

五四运动是张国焘步入历史舞台的开端，他借此在学生群体中立下赫赫威名。

但在这个过程中，张国焘的性格弱点也暴露无遗，他为人心胸狭窄，事事以己为先，容不下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表现出极强的自我个性。

同年6月，全国学联成立，张国焘因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而被推选为负责总务工作，后来学联、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与当局的矛盾越来越深，张国焘受到波及，不得不转移到上海。

在上海时，张国焘住在陈独秀家里，那时陈独秀和李大钊已经有了建立共产党的想法，张国焘则是成为两人之间的联络人，参与建党事宜。

1920年，北京形势稍缓，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自己担任书记，并让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

李大钊

张国焘在演讲、动员方面极有才能，他没有让李大钊失望，经过一番努力，他成功动员长辛店的3000多名工人参与运动，还在李大钊的协助下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使得工人阶层能够得到教育，为工人运动兴起作出贡献。

随着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开来，各地纷纷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已经具备了建党的基础条件。

1921年6月，陈独秀、李大钊与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初步商量建党事宜，期间陈独秀与李大钊过于忙碌，便委托张国焘统筹马林与各个地方党组织代表的意见。

同年7月23日，在张国焘的协调下，中共一大顺利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因故不能出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议张国焘担任会议主席。

陈独秀

要知道，这可是宣告党成立的会议，能在此次会议上担任主席，可见张国焘当时有多被重视，彼时毛泽东也在会议之上，却只是担任书记员而已。

然而人生起起落落捉摸不透，爬得越高时摔得越惨。

大革命期间，孙中山先生注意到共产党这个新生政党及其背后的苏联共产党的力量不可小觑，遂提议“联俄联共，共抗军阀”。

但在中共三大会议上，张国焘逐步展露极端锋芒，竟然反对国共合作，因此被中央罢免领导职务，而一向不被他放在眼里的毛泽东却越来越受到党内重视，竟然进入中央局位列领导阶层。

张国焘自视甚高，自认比毛泽东强，眼看毛泽东的风头盖过了他，心里自然不舒服。

屋漏偏逢连夜雨，1924年，由于叛徒出卖，张国焘被军阀曹锟逮捕，他在狱中被吓破了胆子，竟出卖党的机密免去遭受皮肉之苦，导致多名党员先后被捕，着实可恨。

而张国焘被营救出来后并没有向党吐露真相，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监狱硬汉”，声称没有吐露过任何有关党的机密信息。

这个谎言一直没有被人揭穿，直到建国后，党组织在整理敌人资料时，才从过去的档案中发现他变节的真相，却也是后话了。

毛主席

当时党内对张国焘“坚贞不屈”的品质极为欣赏，他因此重回领导岗位，却又不改“作妖”本性，接连闹出事情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制造“反革命政变”，共产党陷入黑暗时期，敌人气焰嚣张，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捕杀革命党人。

为遏制敌人的嚣张气焰，周恩来等人计划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中央对此高度重视，特地派张国焘以中央特派代表的身份来主持起义事宜。那时党内面临重大危机，内部出现以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倾向”，张国焘深受影响。

8月1日，起义即将发动时，张国焘竟错误理解党中央关于“起义要慎重”的意见，要求开会讨论。

此举惹得一向温和的周恩来拍案而起，怒声抗议，当时起义已经是箭在弦上，甚至一些部队都已经开始行动，这时候还讨论是否起义不是扯淡吗？

周总理

“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

即使多年以后，周恩来回忆往事时仍有些不快，以他的个性绝少会跟人这般发火，可见张国焘的“作妖”能力有多强，连周总理这般温和的人都看不下去。

但事实证明，众人还是低估了张国焘的能耐，跟后面的“作妖”比起来，南昌起义这点小插曲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1928年，张国焘被组织派到苏联学习，实则是要纠正他过去犯下的“机会主义倾向”。

而毛主席则是在这段时间内带兵踏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井冈山为例子为中央展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

这一举动对于当时的党中央而言意义非凡，各个地方的党组织纷纷效仿，使得自“反革命政变”以来饱受重创的共产党开始恢复元气，到1931年时党内已经拥有11个革命根据地。

那时毛主席还没有取得主导地位，其才能就已经展露无疑。

相比之下，目中无人、心高气傲的张国焘显然无法与毛主席比肩，当张国焘在党内走下坡路时毛主席逐渐崛起，预示着两人注定要碰撞出火花来。

1931年，张国焘从苏联回归，考虑到他是建党初期的高级领导人之一，虽有过错，但党中央仍予以重用，让他到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全面工作，接管红四方面军。

张国焘在苏联憋屈了好几年，他那刚愎自用的个性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一到根据地就推行王明那一套“左”倾冒险主义，大搞所谓的“肃反”运动，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

徐向前

关于“肃反”运动中被杀的人数，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徐向前曾在《历史的回顾》中说过“杀了2500多名指战员”，但也有人说红四军12个团死了6000多人。

唯一肯定的是，“肃反”使得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内的地位无可撼动，军中简直只有他一人能发声，谁敢反对就面临着被“肃反”的风险。

“肃反”让红四方面军战斗力锐减，后来面对国民党的围剿不得不退出鄂豫皖根据地，转战川陕恢复并壮大，而张国焘的血腥手段则为他日后不得人心埋下伏笔。

1934年年底，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

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王明、李德等人的左倾错误，并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导的政治局面。

遵义会议的召开令张国焘感到不满，过去他不曾将毛泽东放在眼里，如今却被毛泽东爬到头上，一向刚愎自用的张国焘根本无法接受，于是他又开始“作妖”。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张国焘趁机大发雷霆，质疑遵义会议的合法性，话语中满是对毛泽东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满与嫉妒。

但遵义会议的合法性毋庸置疑，张国焘质疑无果后又威逼“索权”，逼得周恩来把自己的职务让给了他。

就这，张国焘还不满足，又表态反对中央北上的决定，吵着要南下川康，不久便付诸行动，带兵南下另立“中央”，属实荒唐至极。

中央红军决定北上是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结果，目的是到达国民党无法触及的地带休养生息，并为抗日战争做准备。

张国焘不知是真的不懂，还是不愿让毛主席压在他头上，执意“另立山头”，他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张国焘

在张国焘的带领下，红四方面军先是南下，后来又渡过黄河“西征”，最后几乎把八万人折腾殆尽，他才意识到自己错得离谱，灰溜溜地跑回延安作出一番“自我批评”。

即使如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念及他是革命元老，还是不愿放弃他，在教育和批评后仍委以重任，派他到陕甘宁边区担任政府代主席。

张国焘为人强硬又好面子，虽然毛主席不提他犯下的蠢事，但与他一向不和的王明处处揭他的短，令他大感颜面扫地，加之他个性极端，容不得别人指指点点，便萌生叛变之意。

王明

1938年4月，趁着国共合作抗日、共祭黄帝陵的机会，张国焘逃出陕甘宁地区，投靠国民党。

至此，曾经参与建党的革命元老成为叛徒，“屠龙少年终成恶龙”。

毛主席得知张国焘逃到武汉的消息时颇为痛心，尽管张国焘过去曾有过极端之举，但他作为革命元老为党效力多年也是事实，毛主席一向主张“团结所有力量”的方针，所以他给张国焘发去电报，诚恳地希望他早日回归。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派出周恩来到武汉劝说张国焘悔改。

张国焘想到共产党内已经形成了以毛主席为主导的政治局面，他回去根本占据不到主导地位，还会被王明不停“揭短”，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叛变，他在武汉公开发表声明，脱离共产党。

蒋介石

对于张国焘的叛变，蒋介石自然是极力欢迎，因为张国焘叛变对于共产党的名声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因此，蒋介石对张国焘礼遇有加，授予他中将军衔，地位完全不输给军统头子戴笠。

随后蒋介石命张国焘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所谓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说白了就是要利用张国焘大搞策反活动。

令老蒋和戴笠感到郁闷的是，张国焘这枚棋子并没有发挥出想象中的价值，几年下来策反活动的进展慢得可笑，老蒋内心甚是不满，逐渐就不再重视张国焘，将其“边缘化”。

蒋介石和戴笠

解放战争末期，眼看共产党胜利在望，张国焘害怕被“清算”，跟着国民党逃到台湾，后来又辗转到香港。

他在香港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68年才被儿子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生活。

这时的张国焘已不是过去那个盛气凌人、心高气傲的“天之骄子”，只是一个迟暮老人，他到了加拿大后坚持去住免费的养老院，不给儿子添麻烦。

1976年，毛主席去世，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人士为之默哀。

《伦敦日报》的记者得知张国焘住在多伦多，特地去采访他，告知毛主席的死讯，希望能从他口中得到有“爆点”的新闻。

不料，张国焘一改过去对毛主席颇有微词的态度，用充满沧桑的口吻说出十个字：“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张国焘对毛主席逝世一事表现出几分淡然，又有几分遗憾，话语中充满对时代变迁的感叹。

显然，经过这么多年，他已经认识到自己当年犯下的错误，也知道毛主席坚持的路线才是正确的，因为事实摆在眼前，自从解放战争结束，新中国一日比一日强盛，远非过去可比。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一个寒冬之夜被冻死在居住的养老院中，死得默默无闻，宛若一粒历史的尘埃。

纵观张国焘这一生，他拥有富贵的出身，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曾为国奉献，最终却因为思想觉悟不足走上歪路，沦为叛徒，落得个晚年冻死的结局，属实令人吁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