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钧的新片改编自余华的中篇小说，是一部以黑色犯罪片形式呈现的存在主义谜题，故事背景设定在我国省份，灵感来自阿尔贝·加缪的《卡利古拉》：“命运不可捉摸，所以我选择扮演命运的角色……”这部电影讽刺性地质疑了惊悚片类型对动机和行动的本质可知性的假设；人们犯罪的理由很明确，犯罪手段和机会也同样受制于物质世界的条件。

但在这部剧中，混乱和无意义不断显现——我可以想象大卫·林奇会执导另一个版本。（经典好莱坞黑色电影也有情节混乱的传统，有时使用作为带有异国情调的晦涩难懂的种族主义比喻，如《上海来的女士》或《唐人街》。）

朱一龙饰演马队长，一个聪明而雄心勃勃的年轻警官，被派去侦破一起女子谋杀案，该女子的尸体被发现在河岸边，他的上级在一个废弃的电影院设立了一个事件中心——后现代的地方。审讯在放映室进行，随后又有两人被杀。

这名女子在她被谋杀之前，似乎收养了一名患有学习障碍的男子，这个男子被粗鲁地称为“疯子”，当然，他是主要嫌疑人，他的疯狂以及被抓后从精神病院逃脱的神秘能力为随后发生的疯狂死亡提供了一种叙事掩护。马队长的上司很乐意用疯子对受害者的非理性来结束这起案件；但马哲并不相信他有罪，并被其他线索分散了注意力，包括一名承认犯罪的当地男子和一份神秘的录音，录音中一名女子给她的情人留下了神秘的信息。马队长一直折磨着自己，认为这件事还有更多的事情。

劳累过度的马队长一度睡着了，他梦到的犯罪场景被投射到屏幕上；后来发生的事情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梦境或幻觉。

至于马队长本人，妻子怀孕，医生无情地宣布孩子可能有先天缺陷，这让他压力很大。生孩子是最终的因果活动，无法预测和控制。最后，马队长崩溃了，他的上级认为他已经在一个黑暗的小巷里开枪打死了那个疯子，但这件事无法证实。

然而，我无法摆脱这样的怀疑：一部确实具有传统结构情节的黑色电影，能否对人类的处境提供同样多的评论，同时还能提供一部巧妙惊悚片的乐趣。但这部电影是一部引人入胜、制作精良的消遣片，就像一个拼图，缺失的碎片构成了令人不安的图案。

为了补充影片的叙事，魏书钧（他本人是 20 世纪 90 年代出生的）利用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在此期间，中国见证了集体主义的发展、腐败和失业率的上升、环境挑战以及备受争议的独生子女政策。事实上，1995 年（电影拍摄的同一年），明确警告不要以堕胎作为计划生育的手段。这一点对于刻画马哲日益恶化的心理状态至关重要，因为他的个人生活和调查开始在他的脑海中融合。他的妻子白洁高危妊娠意味着他很有可能生下一个有先天缺陷的孩子，而这对夫妇在是否终止妊娠的问题上意见不一。

魏书钧利用这些潜台词，让观众对现实和想象产生迷茫。朱一龙在准备拍摄这部电影时增重，但随着拍摄的进行又减重 49斤。他饰演的马队长有一种脆弱的人性，让观众很容易产生共鸣。他的表演让人想起年轻的梁朝伟，他能够同时表达出冷漠、情感投入和疯狂。

虽然这些都表明魏书钧在电影制作上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但《河边的错误》也因导演过于热衷于通过大量隐喻来发表评论而受到影响。除了引用阿尔伯特·加缪的话外，电影的开场片段还展示了一个小男孩在雨天和他的朋友们玩警察游戏。当他穿过一所废弃房屋的房间时，他打开了一扇门，原来是一栋即将被拆除的多层住宅。还有马队长的梦，将现实与幻想融为一体，最终导致了一场可能发生也可能根本没有发生的谋杀。

影片的最后一幕，到此时已经完全体现了它的模糊性和象征意义，让人感觉仓促且不值得。最后一幕强调了加缪的哲学：“命运无法理解，因此我选择扮演命运的角色。我戴着职业上帝的愚蠢、难以理解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