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他在年仅十八岁时就主动让出了帝位。所谓太上皇，在当今的语言里就是在皇权政治中“退居二线”。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太上皇的例子，像北齐后主高纬、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赵佶以及乾隆皇帝弘历等。通常情况下，没有人会轻易舍弃那象征着至高无上权力的龙椅，即便是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例外，除非是面临国事艰难、遭受武力威胁或者身患重病而不得不退位。然而，拓跋弘的情况却与众不同，当时的北魏正处于国泰民安、蓬勃发展的时期，既没有内忧也没有外患；并且拓跋弘自身也是身体健康且充满活力。
根据史书中的记载，拓跋弘对佛道有着浓厚的兴趣，对于富贵之事却看得很淡，心中常常怀有出世的想法。在他退位之后，确实与和尚和道士们交往甚密，难道他真的是看破了红尘，皈依了佛门？这位少年天子放弃世俗权力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乙浑专权
拓跋弘身为太子，命运却充满波折。两岁丧母，年少即位时便面对骄横的权臣。文成帝骤然离世，未及为小皇帝选定辅政之人。拓跋弘根本无法掌控朝堂局势。
人们往往有欺凌弱者的习性，即便是皇帝也难逃此厄运。骠骑大将军乙浑便是如此之人。
欲独揽大权必先清除政敌。乙浑假传圣旨接连诛杀三位重臣，又设下圈套，派穆多侯前往温泉疗养处告知平原王陆丽皇帝驾崩之事，让其回都城奔丧。穆多侯提醒陆丽小心乙浑，陆丽却不以为意，毫无防备地返回平城。
陆丽因疏忽而付出惨痛代价，与穆多侯一同被杀。皇族成员拓跋郁图谋除掉乙浑，计划败露而遭杀害。乙浑联合外将慕容白曜，内部结党营私，在极短时间内将朝廷要员逐一铲除，独揽朝纲。少年天子沦为傀儡，乙浑嚣张跋扈至极。
当一个人过于自负时，往往就会暴露出弱点。乙浑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轻视了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却拥有置他于死地的能力。
北魏自开国之君拓跋珪立下后宫不得干预朝政的规矩以来，从未有哪位太后敢触碰军政大事。这便是乙浑对后宫不屑一顾的缘由。然而，他所面对的是冯氏，一个注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女人。若她甘愿被人任意欺凌，那她也就不是冯氏了。
正所谓欲擒故纵，冯太后暗中示意年轻的皇帝加封乙浑为丞相，其地位超越诸王，总揽朝廷大权，无论大小事务皆由乙浑定夺。乙浑被冯太后的假象迷惑，竟狂妄到要求掌管吏曹事务的安远将军贾秀设法封他的妻子为公主。这想法实在荒谬，大臣之妻怎能称公主？公主岂是轻易可封的？除非得到皇帝或皇后认作义女才行。
北魏王朝依旧弥漫着粗犷的气息，蛮横且不讲理之人众多。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不讲理，也并非所有人都惧怕死亡。
当贾秀坚决地回绝道：“荒谬！公主岂是外姓皇族之女可随意称呼的？我今日宁死，也不愿被后人耻笑。”
乙浑听后勃然大怒，破口大骂：“你这老东西，真是死脑筋！”这根本不是是否固执的问题。
乙浑对皇家毫无敬意，狂妄自大，毫无防备之心。冯太后则暗中联合官员密谋除去乙浑。
一年之后，在冯太后的授意下，拓跋丕上表弹劾乙浑谋反。冯太后迅速派兵将乙浑擒拿并处斩。乙浑一死，其党羽也随之土崩瓦解。这一切进行得如此顺利，如同行云流水般顺畅，让北魏朝廷内外都见识到了这位年轻太后的果敢与智慧。
冯太后开始临朝听政，汉人得到了重用，像中书令高允、中书侍郎高闾和贾秀等人都进入了决策核心。冯太后的兄长冯熙也被封为太傅。此时的冯太后并不完全沉迷于权力之中，她不是一个极度追求权力的女人，因为她心中有情。
一年后的酷热夏日，拓跋弘的皇儿拓跋宏（未来的孝文帝）呱呱坠地。烈日当空，光芒刺眼，耀目生辉。这个婴儿的到来，预示着北魏帝国将迈向鼎盛时期，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刻下震撼人心、灿烂辉煌的一笔。
冯太后把权力交还给拓跋弘后，退居深宫，专心致志地教导小皇孙。她深知，帝国和冯氏家族的命运就系于这个孩子一身。
历经两年傀儡君主的日子，献文帝拓跋弘开始亲理朝政。他任命自己的岳父李惠为关右诸军事的都督作为外部助力，并在朝廷内部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势力网络。
拓跋弘天资聪颖、悟性极高，是一位锐意改革且充满想法的君主，史书评价他“聪慧早成，刚毅果决”。然而，年轻气盛的他容易被人唆使，做事有时欠缺周全考虑。正值青春年少亲政之时，本应大展宏图，但其浮躁的性格却让他失去了大部分官员的支持。
自亲政以来的这两年间，拓跋弘在内政上果断地推行了三项重大举措：一是振兴汉学文化；二是减轻百姓赋税；三是严惩贪官污吏。
拓跋弘推行的教育制度改革成果斐然，在贵族子弟中大力推广汉学知识，设立郡县乡各级学校，建立官办教育机构，从而构建起北魏相对完备的地方教育体系。
尽管汉代已有地方办学的先例，但真正实现系统化、制度化的还是从拓跋弘开始的。
北魏时期的赋税徭役体系十分繁杂，拓跋弘登基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废除了所有杂项征调，仅保留了十分之一的田赋。当时官员没有俸禄，导致廉洁自律性普遍不高，拓跋弘对贪腐现象深恶痛绝，但他在治理腐败方面却走了弯路，一味依赖严苛的刑罚，近乎不近人情。
他推行的“羊酒之罚”堪称历史上的奇葩政策：如果官员收受边疆地区送来的羊一只或酒一斛，就会被处以极刑，行贿者则按从犯论处；若有人揭发尚书以下官员的罪行，原官员将被免职，举报人可取而代之担任该职位。
这种做法即使在古今中外的反腐史上也属罕见。尚书相当于现今的部长级别，用被举报者的官职作为奖励，试问谁会不参与告密？于是官员们人心惶惶，工作积极性受挫。
这项法令遭遇了强烈抵制，因为不拿工资工作远不如通过揭发他人来获取官位容易。这岂不是在纵容不良风气？若要杜绝贪污，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给予合理的薪酬。最终，这项新法被迫搁置。
汉人官员张白泽的言论反映了官场的真实想法：“陛下这般规定不妥当，倘若收受一只羊、一坛酒便要被处以极刑，那陛下还能与谁一同治理天下？往昔朝代是有俸禄制度的。如今国家既不发放薪酬，又不准收受馈赠，这怎么行得通呢？鼓励举报来获取官职更是不恰当，如此只会使奸佞之人得势，让忠良之士心寒。不如推行班禄制，给官员们发工资，若拿了工资还贪污的话，就任凭陛下处置。”
按照“羊酒之罚”的标准，北魏国中九成的官员都将被处死，这足以看出贪腐现象的严重程度。拓跋弘无奈之下只能废止这道诏令。然而，他心中满是不甘。为何亲政两年了，还是无法依照自己的谋略治国？为何政令难以顺利推行？为何有这么多官员不服从？
献文帝拓跋弘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他终于恍然大悟。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无论是在台前还是幕后。大臣们之所以不惧怕皇帝，是因为皇帝并非真正的最高决策者。那么真正的最高决策者是谁呢？冯太后！
冯太后实际上就如同太上皇一般存在！
哪位皇帝能够容忍他人对自己指手画脚呢？没有！
献文帝拓跋弘决心摆脱冯太后的控制，而机会也终于降临到他的面前！
李敷之案
470年，北魏皇帝拓跋弘即位第五个年头，朝中突发两起重大案件。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与南部尚书高平公李敷被指控谋反，二人均被献文帝拓跋弘下令处死，此事震动整个朝廷。
这两桩案件并无关联。慕容白曜出身于慕容燕国皇族，是北魏的杰出将领，不久前刚在南征中获胜。他历经三年苦战，为北魏夺回了宋朝控制下的山东和淮北地区，功勋卓著。
然而，关于慕容白曜谋反的指控毫无实据。仅凭皇帝的一句话，他就被定罪为叛逆。
面对这一结果，文武百官既震惊又困惑，但有识之士却能洞察其中玄机。当初乙浑专权时，慕容白曜曾依附于他。尽管乙浑的党羽众多，为何唯独慕容白曜难逃此劫？原来，这是拓跋弘借机震慑那些不服从管束的大臣：连立下赫赫战功的慕容白曜都敢杀，其他人更不必说。
正当众人惶恐不安之际，又一桩大案爆发。此案件由拓跋弘精心设计，唆使他人诬告李敷。皇帝对大臣设局，大臣哪有生还之理？拓跋弘并非真心要置李敷于死地，其真正目标是李敷的三弟李弈。而他最终的目的也不在于让李弈丧命，而是想给“太上皇”一点教训。
究其原因，李弈乃是冯太后的情人。李弈与李敷皆出自赵郡李氏这一北方名门望族。李弈年纪轻轻便入宫担任侍卫，身为禁卫军官，在帮助冯太后铲除乙浑一事上出力不少。他相貌英俊且才华横溢，令冯太后对他一见倾心。
正值妙龄却独守空房的冯太后，很快与李弈情投意合。太后豢养男宠，这在北魏帝国的历史上前所未闻。
献文帝拓跋弘对此怒不可遏，深感颜面尽失。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汉人豪强，都无法容忍与太后私通之事。于是，拓跋弘打算借此机会打压太后的威势。
然而此事不宜声张，尤其是宫廷隐私。直接针对李弈显然不妥，那等同于自曝家丑。于是只能从李弈的兄长——李敷身上着手。
但要给李敷定罪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毕竟李敷为人谨慎、为官清廉，毫无犯罪迹象。
谁有可能掌握李敷的罪证呢？要让朝野上下都相信对李敷的指控，恐怕只有他们内部的人才行。李敷自己或许谨慎守法，但他的亲戚朋友难保不会犯事。拓跋弘就想到了李诉。
李诉和李敷是自小一起长大的发小，是最好的朋友。这个关系很可能就是突破口！献文帝拓跋弘一查，发现李诉在担任相州刺史期间确实收受贿赂，做了不少违法之事。于是，他安排人告发李诉，一个连环案件就这样形成了。
当李诉的案子上报朝廷时，李敷还在为他辩解遮掩。然而，拓跋弘下诏将李诉押回平城受审，经过调查，证据确凿，李诉理应被处死。
就在行刑前一天晚上，女婿裴攸悄悄来探监，告诉李诉：“如果你能揭发李敷的罪行，就能免于一死。”
李诉起初坚决拒绝：“我和李敷情同手足，我怎能诬陷他？”他甚至试图自杀，但强烈的求生欲望让他最终放弃了。
经过一番挣扎，李诉动摇了：“可我真的不知道李敷有什么罪。”
裴攸说：“皇上就是要除掉李敷兄弟，您何必做替死鬼。冯阐被李敷害死后，他的家人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去找他们，一定能找到证据。”
最终，李诉屈服了，与范标一同上书，罗列了李敷兄弟三十多条罪状。
献文帝拓跋弘自然暴怒！李敷兄弟的性命必然不保！而李诉依旧能够担任官职！
拓跋弘自以为计划周全，却不知明眼人都能察觉其中的蹊跷。他杀害慕容白曜，这恰恰暴露了他心胸狭隘、不容他人的本性；而对李敷兄弟痛下杀手，则让旁人觉得他狡诈凶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冯太后有苦难言，只能眼睁睁看着情人被杀却无力回天，心中对拓跋弘的怨恨已达到极点。
拓跋弘此举并未达成预期效果，那些寒心的官员们反而开始同情起冯太后来。为何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局面呢？
由于种种因素，南北朝时期的史料十分稀缺，导致历史研究进展缓慢，我们难以确切知晓当时的具体状况。
从教育体制方面来看，中国古代高层对教育的理解往往与老子的那套“不尚贤……”理论相关，这种思想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种愚民策略。统治阶层掌控知识，推行精英政治模式。
隋唐之后，为了吸纳人才而设立了科举制度，这本质上仍是精英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即通过少数有文化的精英来治理众多百姓，以确保国家秩序的稳定。
科举考试的内容多围绕儒家经典展开，这一制度有着浓厚的儒学色彩。其实孔子本是伟大的教育家，他门下弟子众多，若生在现代，他肯定支持普及教育的理念。
献文帝拓跋弘年轻气盛，主张突破门第限制，扩大受教育范围，尽管当时无法实现全民教育，但他希望改变鲜卑贵族轻视教育、汉人豪强垄断教育资源的局面。
另外，拓跋弘还重视廉政建设。廉洁的官员队伍是精英治理国家的关键所在，因为国家的管理依赖于这些精英。如果官员出现问题，国家就会陷入困境。这与全民教育不同，全民教育能提升民众素质，使民众能够通过选举等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如参与法律制定、官员选举等事务。
拓跋弘在反腐方面十分严厉，却并不赞同实行班禄制度。当时北魏的官员多为贵族出身，他们担任官职被视为对国家的一种义务履行，并且鲜卑贵族们也反对领取俸禄，因为他们担心一旦有了固定薪酬，就会失去部落时期分配制度下的一些特殊权益。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知识确实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关键因素。不过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擅长权术的冯太后显然比拓跋弘更加圆滑世故。冯太后向大臣们暗示，北魏王朝亟需一场变革，一场能带来巨大财富增长的改革。
当面临支持率骤降的局面时，年轻的拓跋弘又一次冲动行事，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将皇位禅让出去！在他看来，既然做皇帝变得索然无味，那不做又何妨，他要去修行佛法！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其实远非如此。
禅让之谜
当朝廷得知年仅十八岁的君主竟打算禅让皇位并出家为僧时，众人皆感愕然。
在中国历史上，主动选择剃度为僧的皇帝仅有三位：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南朝梁武帝萧衍以及清朝顺治帝。人们不禁疑惑，作为一国之君，怎能舍弃万千子民而遁入空门诵经念佛？由于朝野上下普遍反对，这三位一心向佛的帝王最终都未能达成心愿，拓跋弘亦是如此。
然而，放弃皇位并不意味着不能进行禅让。禅让政权、选拔贤能，这一理念源自儒家传统美德，也是儒学核心的政治思想之一，如尧舜二帝便是通过禅让制度实现权力交接。这种做法光明磊落，群臣难以找到反驳的理由。但令他们震惊的是，年轻的皇帝竟然计划将皇位禅让给其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
按照传统观念，只有圣人才配得上禅让之举，而拓跋子推是否具备尧舜那样的高尚品德和卓越才能呢？
拓跋弘共有十三位直系皇叔，其中文成皇帝拓跋濬排行首位，次兄阳平王拓跋新成早逝，而被选中接受禅让的京兆王拓跋子推则是第三子。
拓跋子推性格沉稳优雅，曾担任征南大将军及长安镇都大将，政绩斐然，在关中地区享有盛誉，深受百姓爱戴。返回平城后，他出任中都大官，负责司法事务，表现称职。
尽管履历看似光鲜，但从整体来看，拓跋子推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官员，距离人们心目中的大贤相去甚远。
拓跋弘确实对黄老之学和佛理有着浓厚的兴趣，时常召集官员和僧人一起探讨哲理，并在诏书中表明：“朕向往远古之道，心向淡泊，不求名利，只愿悠然自得，心境浩渺。”
然而，拓跋弘是否真的如他自己所言，看透尘世，轻视富贵，有隐退之意呢？他心境淡泊或许属实，但要说完全看破红尘恐怕未必。毕竟我们知道，禅让之后的拓跋弘依然紧握军权。
当你深入探究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时，就会发觉这个人的心思极其深沉，权谋运用得极为巧妙，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献文帝拓跋弘让出皇位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冯太后从权力核心的位置上挤出去。想要杜绝冯太后干预朝政，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剥夺她的太后身份。
于是，拓跋弘打算将皇位传给年仅五岁的儿子拓跋宏，自己则退居太上皇之位。这样一来，冯太后虽然能晋升为太皇太后，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参政的资格。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拓跋弘为何还要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皇叔？这岂不是多此一举，甚至可能弄巧成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实际上，这是拓跋弘精心策划的一场戏码。他通过这一举动既巧妙地嘲讽了疑心重重的冯太后，又为幼主赢得了人心。一旦皇叔拓跋子推真的登基，冯太后甚至连留在宫中的权利都将被彻底剥夺。
难道拓跋弘不担心这场戏演砸，导致恶作剧变成现实吗？以他的智慧，当然清楚朝廷上下绝不会同意让位于皇叔，因为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
果然，满朝文武一致反对禅让。反对禅让，实际上就是在支持自己。在任何事情中，总需要有人带头发声。
八皇叔任城王拓跋云第一个站出来，明确表示反对：“天下是祖宗留下的天下，父子相传已有悠久的传统。陛下若真想放下政务，也应由皇太子继承大统。”拓跋云的话说得非常明白，即使拓跋弘不愿继续执政，也只能由太子来接替。
掌握漠南六镇兵权的太尉源贺立即表示赞同，朝廷重臣拓跋丕、陆馛、赵黑与高允也相继发言力挺太子。其中陆馛立场坚定，甚至以死相逼："陛下若弃太子而另议诸王，臣愿在殿前自刎，绝不敢奉命！"
拓跋弘闻言假装大怒，正欲发作之际，选部尚书宦官赵黑面无表情地说道："臣愿以死效忠皇太子，别无他念！"
老臣高允则跪地痛哭："臣不敢多言烦扰圣听，只望陛下铭记宗庙重任，追忆周公抱成王之典故。"
太子年仅五岁，朝中难免有人轻视。于是拓跋弘故意提出禅位给皇叔，以此试探群臣反应，一方面向冯太后施压，另一方面强化群臣辅佐太子的决心。
鲜卑和汉族大臣齐心保全太子，这让献文帝拓跋弘感到安心。他随即转变态度说："立太子并由众卿辅政，有何不可？陆馛乃忠直之臣，定能护佑我儿。"
这场戏码不仅巩固了太子的地位，也让谏言的大臣们日后成为太子拓跋宏的坚定支持者。原本有意废黜太子的冯太后，因群臣反对最终作罢。
父子之间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拓跋宏后来的表现丝毫不亚于他的父亲，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趣的是，拓跋弘竟然给儿子取了和自己名字同音近义的名字——拓跋宏。在那个非常重视家族避讳的南北朝时期，这仿佛是拓跋弘留下的一个小小的未解之谜。猜测，也许拓跋弘想借此向冯太后表明，天下永远是他拓跋弘的。
当然，南北朝时期的读音可能与现在有所不同，毕竟汉语四声的概念还要再过三十年才会出现。
另外，有一个迹象表明拓跋弘善于权谋表演。那就是皇叔拓跋子推一家的悲惨结局。当太子拓跋宏登基后，拓跋子推被调离平城去担任青州刺史，在赴任途中去世。拓跋子推的死因十分可疑，如果他真的身患重病，那当初拓跋弘为何要选择这样一个病人来继承大统呢？
拓跋子推的儿子拓跋太兴看透了世事无常，放弃了荣华富贵，在太和年间出家为僧，法号僧懿。
一切都在拓跋弘的精心策划下展开。
公元471年八月，年仅五岁的太子拓跋宏以从容的姿态登上代表至高权力的皇位。参与新皇登基庆典的人们绝不会料到，这位看似只是傀儡的小皇帝日后会成为中国历史教材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从孩童教育到高等教育都会提及。
众臣上奏：“古时汉高祖刘邦称帝后，尊其父为太上皇，明确表示不干预朝政。如今陛下年幼，国家大事仍应由您掌控，故此敬献‘太上皇帝’之号。”
这一举动清晰地区分了拓跋弘的太上皇身份与汉高祖之父刘太公的不同之处，显示出拓跋弘意在继续掌握朝廷实权。他苦心孤诣地安排这一切，只为让冯太后远离权力核心。乍一看，这计策似乎十分巧妙。
然而，聪明过人的献文帝拓跋弘虽然保住了儿子，却未能保住自己。因为他的对手是冯太后。实际上，禅让帝位成为拓跋弘政治生涯的一大失误。
原本以为让太子拓跋宏继位，自己成为太上皇，冯太后则成为太皇太后，无论如何她都无法染指朝政。但他忽略了一点关键：自己不再是独一无二、君临天下的皇帝，大臣们若想对付他，再也不必承担弑君的风险。
鹿野浮屠
退位后的拓跋弘搬到了北苑的崇光宫生活。没有人会把这座宫殿当作真正的宫殿，因为它简朴至极，自然至极。崇光宫的台阶是由泥土堆积而成，房梁则是未经雕琢的原木。乍一看，就像回到了远古时代，仿佛置身于古印度的波罗奈城。
太上皇特意在园林中的西山建造了一座佛教塔寺，取名为鹿野浮屠，供僧侣居住。虽然园中养的鹿并不多，但这个名字显然是受到释迦牟尼佛在鹿野苑讲法的影响。
山林幽静，佛门圣地，拓跋弘每日与高僧们谈禅论道，似乎已大彻大悟，超脱尘世，接近成佛。
然而，年轻的皇帝心中怎能真正放下万里江山？
军国大事仍需向他请示，征讨柔然时他也亲自出马。太上皇频繁巡视各地，裁撤不称职的官员。以法治国是他追求的理想。过去，各部门遇到疑难问题时，通常会当面奏报，等待皇上裁决，再口头传达决定。这一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有时官员会曲解或假传圣旨。
中国官员往往倾向于依靠人际关系处理事务，遇到案件时习惯推给上级，甚至一直推到皇帝那里。对此，拓跋弘深感不满，他发布诏令：所有案件都必须依据法律来办理，符合法律的由朝廷批准，违背法律的则被驳回，最终裁决通过手诏直接下达。
太上皇拓跋弘特别关注刑事案件的判决，对于死刑犯通常会下令重新审查，有些囚犯因此在狱中被关押多年而未能结案，这让群臣颇有微词。
然而，太上皇拓跋弘认为：“虽然长期羁押并非理想之策，但总比草率处决要好得多。人在遭受牢狱之苦时往往会反思自己的过错，从而向善转变，这正是聪明之人将监狱视为磨炼之所的原因。朕就是要让罪犯体验一些痛苦，希望他们能改过自新，之后再予以宽恕。”正因如此，尽管北魏时期的囚犯常常被长时间关押，但最终的定罪却大多比较公正合理。拓跋弘觉得大赦制度容易纵容犯罪行为，所以从延兴年间开始，北魏就不再实行大赦政策了。
拓跋弘与冯太后之间的矛盾，除了个人恩怨之外，还体现了法治理念与人治传统之间的冲突。拓跋弘没有充分意识到宫廷斗争的复杂性和险恶性，在李敷案件发生后，本有机会一举制服冯太后将其幽禁起来，当时的情势下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他缺乏足够的果决和冷酷无情。
拓跋弘至死都以为自己安然无恙，毕竟帝国的军队尽在其掌控之中。然而，即便拥有百万雄师拱卫，他终究只是凡人一个。既然是人，就必然存在弱点，而弱点往往意味着死亡的可能！
献文帝拓跋弘那轻率且毫无防备的性格，恰恰给了冯太后可乘之机，轻易地夺去了他的性命。
公元476年的六月，冯太后假借小皇帝的名义，将平城的守军分作三批调走。仅仅过了六天，宫廷便正式对外公布了太上皇帝驾崩的消息。
拓跋弘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世，终年仅二十三岁。
事实上，在那些忠于太上皇帝的部队被调离之前，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尽管此事做得极为隐秘，但朝野上下还是传出了冯太后是幕后黑手的传闻。这些传言绘声绘色，说太上皇帝是被毒杀的，然而谁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只能感叹冯太后手段之高明、心思之缜密。
三十四岁的冯太后再度宣布临朝听政，随即着手肃清献文帝的势力，对李诉展开报复并将其处死。紧接着，她以叛国罪名处死了小皇帝的外祖父南惠王李惠，从而独揽大权。
北魏帝国自此进入了冯太后长达十四年的专制统治时期。
历史的舞台为她而设。作为一位女性，她是当之无愧的成功者，身边不乏才俊相伴，彻底打破了红颜薄命的宿命；身为太皇太后，她的成就更是斐然。她即将改写历史，推行均田制，引领北魏从蛮荒走向文明，从武力征服转向文治天下，将一个游牧民族的帝国转变为农耕社会的国家。
中世纪中国那段失落的三百年时光，恰似为冯太后量身定制的舞台，让她得以施展非凡才能，最终赢得千古第一后的美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