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那时候陈永贵身体已经不行了，他跟家里人说：“……我给毛主席脸上没抹黑……我敢拍着胸脯说，我这样的农民，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

陈永贵心里头，对毛主席那是崇敬得不得了。反过来，毛主席对陈永贵也是特别信赖......

1959年，正好是国庆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陈永贵被邀请去了天安门观礼台。那时候，他还有幸在中南海住了一段时间，并且亲自见到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那时候的国家一把手直接去了劳动模范们住的地方探望大家，他也在那儿。轮到他自我介绍，陈永贵心里头那个激动啊，怎么也藏不住，开口就说：“总理您好，我是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的村支书，陈永贵。”

1963年，对大寨来说真的是个特别难熬的年头。那一年，大寨遭遇了超大洪水，还有两次风灾、一次冰雹灾和一次霜冻，这些灾害把村民们折腾得够呛。尽管如此，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的村民们还是硬着头皮，自己想办法，一点点地把家园给重建了起来。

这一年，大寨不光没伸手向国家要过一分钱救济，自个儿还种出了56万斤粮食。更厉害的是，他们还往国家库里交了24万斤粮食作为商品粮。

不久之后，大寨村遭遇战争和天灾的情况就吸引了上级领导的极大。因此，山西方面特地请来了陈永贵，在省里的农业劳动模范大会上，让他详细讲述了大寨村的经验和做法。

在这次大会上，陈永贵跟大伙儿分享了大寨人民如何跟天地较劲的故事。就这一回他的讲述，真的让到场的每一个人都领教到了他那超厉害的说话本事。

他讲完话以后，大文豪赵树理立马窜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屋里头，喊道：“陶书记，今儿个我碰上个能人！”

陶鲁笳一听赵树理这么说，就笑着问：“那个人是谁呢？”

赵树理说着，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那就是陈永贵！今天他在台上，虽然没直接提毛主席，但句句不离毛泽东思想。他也没明说哲学，可讲的全是辩证法那套。说真的，我现在对他真是打心底里佩服，真是个能人！陈永贵同志，太了不起了！”

陶鲁笳在详细了解了陈永贵如何带着大寨村应对天灾的前后经过，对他真是赞不绝口。从那往后，陶鲁笳频繁前往大寨，不光是对陈永贵，对整个大寨村的人，他都越来越熟悉了。

不久之后，李一清去大寨逛了一圈回来，心里头那个激动啊，直截了当地说：“别看陈永贵同志是个庄稼汉，他身上那股子劲儿，可真不是盖的。到了关键时刻，他那指挥若定的本事，简直让人刮目相看。我从陈永贵身上，不光看到了农民的朴实，还有更多别的闪光的东西。”

从那天开始，大寨村和陈永贵这俩名字，就引起了上面领导的注意。

1964年3月28号那天，毛主席出去检查工作，路过邯郸的时候，车就停下了。这次，毛主席打算见见山西省的头儿陶鲁笳和河北省的头儿林铁，听听他们俩的工作情况。

陶鲁笳见到毛主席后，就主动说起大寨的近况。他讲到陈永贵怎样带着村民们跟天灾斗，这事儿让毛主席听得连连点头。

听完汇报后，毛主席突然问起：“陈永贵的名字具体是哪几个字组合的呢？”

陶鲁笳赶紧把信息记在纸上，瞅了瞅写的字，然后毛主席伸手指着陈永贵的名字，问：“他能读书认字不？”

陈永贵同志43岁那年才开始学文化，现在50岁了，已经能自己看报纸了。陶鲁笳介绍道。

陶鲁笳提及陈永贵新提出的口号，说是“动手干，带着干”。毛主席听后稍稍一愣，接着就明白了：“这想法挺好！跟以前打仗一个理儿，光说不练可不行；你没上过战场，咋能指挥战斗呢？”

随后，陶鲁笳跟毛主席细细聊起了陈永贵如何带着大寨百姓干的那些事儿。聊完之后，会谈一结束，主席就跟陶鲁笳说，想要看看关于陈永贵的那些事迹资料。

瞅着桌上的那些材料，毛主席对陈永贵是越来越看重了。

回到中南海，毛主席特地把陈永贵的故事资料递给了中央，周总理他们瞅了一眼，评价竟然和毛主席想到一块去了，都觉得陈永贵这人挺有出息。

三届人大会议一完事儿，陈永贵正打算跟大家伙儿一块儿去吃饭呢，突然有人喊了他一声。他一回过头，原来是周总理，正乐呵呵地盯着他呢。

周总理说：“永贵啊，咱们一块儿去给毛主席庆生去。”

陈永贵这辈子头一回跟新中国的大领导们面对面打交道，心里头别提多激动了。那天，他紧跟着周总理，一块儿进了宴会厅。

毛主席一直都很注重节俭，他从没想过要办什么生日派对，但这次却是个例外，也是他生平头一遭（也是最后一回）这样做。

这次过生日，陈永贵注意到，毛主席的孩子们并没来。来参加主席生日聚会的是一些各行业的佼佼者，像王进喜、钱学森、余秋里这些大家公认的“劳动模范”。

这时候，陈永贵心里头嘀咕，感觉今儿个毛主席可能有啥重要事儿得跟他们说，要不然，毛主席的生日宴会上，他的孩子们咋能一个都不来呢？

这时候，毛主席先走到陈永贵面前，好好夸奖了他一番。接着，主席又一个个表扬了在场的劳动模范们。随后，毛主席对大家说道：“取得了成绩可不能骄傲自满，得记得谦虚低调点。”

这段话，陈永贵铭记了一辈子。在后来的日子里，无论他做到了多大的官，都从没骄傲过，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本心。

1975年1月份，第四届全国人大开会那天，会议一完事儿，周总理突然把陈永贵给拦住了。他跟陈永贵说：“你得早点有个思想打算，过阵子说不定得让你去当国务院的副总理，把大寨那股子精神劲儿带到全国去。行不？”

听到周总理那么说，陈永贵一下子慌了神，赶紧回应：“总理啊，您也知道我，我这人读书不多，怕是胜任不了这任务。”

周总理带点责备的口吻说：“陈永贵同志，你问问自己，还算不算得上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要是党员的话，那就得无条件听从党的调配。”

结果是这样的，陈永贵后来当上了国务院的副总理，开始负责全国农业方面的工作。

1975年1月13号，四届人大开会时，周总理尽管身体不好，但还是坚持讲了政府的工作情况。在这次大会上，大家又选周总理当国务院总理，然后还选了12位副总理，陈永贵也是其中之一。

对于能当上副总理这事儿，陈永贵自己压根儿就没料到。

他这么说：“突然被选为副总理，我心里头其实压根儿没底儿，但会议上一阵掌声，事儿就这么定了。”

陈永贵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后，他的日子和工作都大变样了，每天得看好多文件。

陈永贵觉得自己学历不高，现在这种天天看文件的工作，越来越觉得吃力，不太适合自己。

说起这事儿，他后来坦言道：“我嘛，说到底就是个种地的，文件啥的，我既批不了也不会写，坐这儿吧，总觉得浑身不自在。”

没多久，他瞅准时机，为了投身劳动，又溜达到了大寨。后来，他还加入了福建那边搞的“向大寨学习农业”的活动。

后来，陈永贵不仅去了墨西哥访问，还抽空到新疆看了看，又跑到上海转了一圈，他的工作日程真是排得满满的。但说实话，在陈永贵心里头，最喜欢的还是那个大寨，尤其是那儿层层叠叠的梯田。

根据那时候的规定，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得把户口迁了，还得穿上军装。但他没多想，立马就给中央递了个申请，里头说了四点希望：

他不打算搬家，也不穿军装，更不要工资。另外，他还搞了个“三三原则”，意思是他三分之一的时间留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处走访，剩下的三分之一则返回大寨。

不久，这份报告就递到了毛主席面前。他瞧了瞧陈永贵写的那四条要求，毛主席随即写下批复：“准了，钓鱼台那地儿，鱼都钓不着。”

陈永贵心里头那股子“和老百姓站一块儿”的劲儿，毛主席看着特别顺眼。他这么一提，毛主席不光夸了他，还让他成了榜样，说其他政治局的大伙儿都得向陈永贵看齐，多学学他。

1975年，那次政治局开会时，毛主席一踏进屋子，就赶忙问：“永贵同志来了没？”

听到毛主席喊自己，陈永贵急忙凑上前去。一瞧见陈永贵，毛主席立马笑眯眯地说：“永贵啊，你搞的那个‘三三制’还真挺有一套！”

陈永贵这人，毛主席特别赏识。记得1975年有那么一回，吃完饭的当儿，毛主席忽然兴高采烈地问旁边的工作人员：“你们知不知道，我最看好的干部是哪位？”

正当大伙儿纷纷议论的时候，毛主席轻轻一笑，说：“哦，那是陈永贵啊。他虽然官做得挺大，但穿衣打扮还是跟普通农民没啥两样。”

情况确实是这样，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虽然职位高了，但其他方面基本没啥变化。他还是穿着以前的农民衣服，行事作风也一点没变。说到底，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副总理。

那时候，副总理每个月能拿到400块钱工资，但陈永贵却没要，他更愿意靠在大寨里干活挣的工分来维持生活。

家里头经济渐渐有点紧张了，上头知道了他的难处，就特地每个月给他120块钱生活补助。但他一拿到这补助，立马就把在大队里挣的工分全给退掉了。

按理说，像他这样高级别的国家领导人，本该能享受配有生活秘书、厨师和勤务员的待遇，但陈永贵却一概拒绝了这些安排。

他这么说：“我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家里再多个年轻姑娘，确实有些不太合适，所以还是算了吧。”

1980年的时候，陈永贵自个儿提出来，说想不干了，要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位子，打算安享晚年。至于他退休后工资待遇这事儿，中央也是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琢磨了好久。

胡耀邦说：“陈永贵同志已经66岁高龄了，而且他长时间干体力活，身体状况不算太好。我觉得啊，还是让他留在北京养老比较好。”

另外，陈永贵的薪水还是照着行政13级的规矩来发，他身边的警卫、做饭的这些人也都还留着。

不过，陈永贵刚退休那会儿，并没有急着把家里人接到北京。一直等到年底，他们一家子才终于在北京团聚上了。

在北京碰头后，陈永贵马上就开始张罗起孩子们念书的事儿，紧接着他就说想换个地方住，不再继续待在现在的四合院了。

他讲道：“现在我已经离职了，不能再住单位的房子咯。”

最终，因为他一再要求，陈永贵一家只好从四合院搬出来，住进了干部安排的公寓里。

陈永贵有空的时候，老爱拎个篮子出门买菜。每次被人瞧见，大家伙儿就围上来，跟他说：“永贵大哥，你咋亲自来了？你是咱这儿的头一号人物，哪用排队啊！”

为了让生活不那么无聊，陈永贵在那阵子就在阳台上种了好多花，他甚至还在花盆里头栽了棵玉米。瞧瞧阳台上那些花花草草，这时候的陈永贵照顾它们就像对待大寨的庄稼一样，特别上心，精心打理。

有时候，陈永贵晨练完回家，要是瞧见楼道里积了灰，他就会自个儿拿起扫帚，从住的12楼一层一层往下扫楼梯。他这么做，让周围的邻居们心里都挺感谢他的。

陈永贵平时总是忙个不停，这一下子突然闲了下来，他还真有点不适应。不过，他每天都会拿起报纸看看，了解下最近的事儿，而且，隔三差五还会收到一些文件。

但社会发展着变着，陈永贵也慢慢从报纸啊、文件啥的里面感觉到了点儿不一样的苗头，特别是现在外面的人是怎么看大寨的，那评价可跟以前不一样了。

每当瞅见跟大寨有关的东西，陈永贵心里头就不痛快，他跟秘书直愣愣地说：“大寨咋就成了个拖后腿的呢？”

陈永贵开始受到外面各种声音的影响，这让他的秘书挺替他的身体着急，就赶紧把这事儿跟李先念说了。

李先念一听到这消息，马上就吩咐说：“以后别再给永贵同志送文件了，停了这事儿。”

陈永贵想找个事做，不想让自己闲着，于是他就主动跟中央说，希望能给他找个活儿干。没多久，上面就有了回复：“让陈永贵同志去北京东郊农场，当个顾问。”

陈永贵找到工作后，心里头别提多美了，特别是现在这活儿，还正好是他以前干过的那行当，特别对口。

他原本就是个普通人，出身基层，现在他又选择回到了那里。

陈永贵平日里是个特别节省的家伙，一分钱都不舍得乱糟蹋。他儿子后来提起这事时说：

我爸不当副总理后，每个月就靠那150块钱养活咱们一家四口。我从小就能感觉到家里钱不宽裕。就拿零花钱来说吧，每次给得都很少。夏天热的时候，我爸偶尔会说给孙子买冰棍吃，但从来不说买雪糕。五分钱的冰棍还行，一毛钱的雪糕那是想都别想。

1985年8月份，陈永贵检查出来已经是肺炎很严重的阶段了。

他确诊后，中央非常关心这事，邓小平经常让秘书去看望他，一趟又一趟。

陈永贵讲道：

人终归有一死，我这辈子，陈永贵，没给毛主席抹黑。从一个农民出身，我竟然能坐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置，这事儿谁能料到呢？实话讲，我这经历，农民里头独一份，以前没有过，以后怕也难有。

后来，陈永贵决定不再服用药了。他觉得这样做是在花国家的冤枉钱，加上自己的病也治不好，干脆就不吃药了。

为了让陈永贵愿意接受治疗，那时的医师劝他说这病是有希望治好的，你得按时吃药才行。但陈永贵还是摆着头反驳：“你看周总理，他也是得的癌症，不也没治好吗？这能行？”

后来，陈永贵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心里琢磨着得赶紧立个遗嘱。于是，他翻箱倒柜找出纸笔，自己动手写了起来。遗嘱里，陈永贵打算把二十多年辛苦攒下的8000块钱，全部作为党费捐给国家。

当宋玉林夫人提出反对意见时，陈永贵这样回应：“我这辈子全靠毛主席的指引才有了今天，所以这钱我打算交党费。咱们家里其实也没存下多少积蓄。”

听完陈永贵的话，宋玉林就劝起他来：“我同样也是党员啊，你交党费这事儿我没意见。但你把钱都拿去交党费了，咱小儿子过几个月就要上大学，学费、书本费都得掏，以后还得娶媳妇呢。你一点都不留，你让我怎么安排这些事儿？”

听了老婆的建议，陈永贵一脸严肃地说：“那就定3000块吧，再多可不行了！”说完，他拿起笔，把原本写的8000块党费划掉，改成了5000块，剩下的3000块就留着家里用。

1986年3月26号，72岁的陈永贵在北京去世了。

陈永贵临终时有交代，他走后想回大寨山的老家。按山西那边的老规矩，陈永贵的灵车一到村里，昔阳县的乐队就会吹响曲子，鞭炮也会响个不停。自打1978年以后，大寨村像这样热闹的时候可不多见。

陈永贵离世后，他的骨灰被均匀地洒在了大寨的每一寸地面上。家乡的乡亲们为他树立起一座高达5米的雕像，在墓碑之上，刻着这样一行字：“功绩如虎头般显赫，业绩遍布广袤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