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和聂荣臻元帅是四川同乡，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在逆境中，两人之间的这种友谊，更显珍贵。

1967年，在得知聂荣臻元帅病倒住院后，刘伯承元帅非常关心，不顾左眼几近失明，摸着墙壁来到聂荣臻元帅的病房里，握着他的手，久久不能言语……

1967年，从2月25日开始，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了7次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元帅、叶剑英元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元帅和聂荣臻元帅等人，进行了批评。

对于，这样的连续批评，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那时候，刘伯承元帅虽然没有被批评，但也知道了对他们进行批评的事情，为他们的处境感到深深的担忧。

不久后，聂荣臻元帅就病倒了，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恰好，刘伯承元帅也在这所医院里治疗眼疾。

想到老战友聂荣臻元帅此时的心理压力一定很大，刘伯承元帅决定到他的病房里去看看。

于是，刘伯承不顾自己左眼几近失明的情况，执意摸着医院的墙壁，好不容易来到了聂荣臻元帅的病房里。

在走进病房后，刘伯承元帅紧紧地握着聂荣臻元帅的手，却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就这样，两人一直保持着沉默。

过了很久，刘伯承元帅才抖动着嘴唇，说：“老兄，你受苦了！”

刘伯承的话虽然不多，但一句简单的话语，一个亲切的称呼，足以说明两位老战友之间的情谊。

刘伯承是四川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人，出生于1892年12月4日，原名刘明昭 ，曾用名刘伯坚；聂荣臻是四川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人，出生于1899年12月29日，字福骈，曾用名聂云臻。两人的年龄相差7岁。

1927年7月，刘伯承与聂荣臻在武汉相识。

那时候，刘伯承刚刚经历了泸顺起义的失败，途经陕、豫，辗转到达武汉。而聂荣臻则是随着北伐军来到武汉，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

不久后，刘伯承和聂荣臻先后前往南昌，参与组织了打响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

期间，刘伯承担任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聂荣臻为11军党代表。两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这次起义出力。

然而，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乏经验，没有和湘、鄂、赣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孤军南下广东，企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加之两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歼敌，成为敌人各个击破等原因，最后遭至了南昌起义的失败。

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和聂荣臻先后转到香港。

这年底，在党组织的派遣下，刘伯承前往苏联，先后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军事。

此时，聂荣臻则在党的安排下潜回广州，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后来，聂荣臻又担任了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

任职期间，聂荣臻认真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认为军事技术人才的缺乏是广州起义的一个重要缺点，指出：“以后每个党员都应该学习军事技术，并须注意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

1930年，5月，聂荣臻到达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艰险而又复杂的地下工作，积极向各革命根据地提供军事情报，及时了解敌情，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

同年夏天，刘伯承学成回国，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并负责讲授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等课程。

巧的是，在刘伯承到达上海的时候，负责与他接头的，正是聂荣臻。

见面的时候，刘伯承和聂荣臻都感到十分亲切，两人就分别后各自的情况和当前的革命形势，进行了彻夜畅谈。

那时候，上海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聂荣臻这位小老弟便经常帮着老大哥刘伯承出主意，为他介绍地下工作的经验。这些，都为刘伯承在上海的工作，增加了很多保障。

1931年2月，在农历新年这一天，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一起吃了一顿年夜饭。

席间，刘伯承和聂荣臻共同举杯，为毛泽东领导中央苏区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庆祝，称赞毛泽东是一个军事指挥的天才。

那时候，刘伯承和聂荣臻便有了一个共同的心愿，认识一下大名鼎鼎的毛泽东。

12月后，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刘伯承和聂荣臻先后撤离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刘伯承担任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聂荣臻则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1军团政治委员。

来到这里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革命实践，刘伯承和聂荣臻对毛主席更加钦佩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刘伯承和聂荣臻也跟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一起支持和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意见，并拥护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与敌人作战。

此外，刘伯承和聂荣臻还提出了红军应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采纳。

随后，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毛主席指挥红军进行了四渡赤水、二进遵义等战役。

在战斗中，刘伯承积极出谋划策，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聂荣臻则在红一军团中担任政治委员，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5月，中央决定任命刘伯承和聂荣臻担任中央红军先遣队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为红军北上开路。

为了完成中央交给他们的任务，刘伯承同聂荣臻进行了仔细研究，说：“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走大路，把大渡河畔的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军主力，不易成功。”

最终，经过商量后，刘伯承和聂荣臻决定让大部队穿过彝族区。于是，刘伯承和聂荣臻首先与彝族首领小叶丹达成了一致，让中央红军顺利地经过了彝族区。

不久后，刘伯承和聂荣臻率先头部队来到大渡河畔安顺场。

在来到安顺场后，刘伯承和聂荣臻发现这里水急山陡，敌人严密布防，红军只找到一条船，组织17勇士强渡大渡河，但由于水深流急无法架桥，大部队短时间不能渡河。

由于军情紧急，毛主席决定兵分两路，两路纵队夹河而上，协同夺取泸定桥。

于是，刘伯承和聂荣臻率右纵队继续渡河，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大部主力组成左纵队从河西岸北上，奔袭泸定桥。

在右纵队的策应下，左纵队的22名勇士飞夺泸定桥，红军才得以安然渡过大渡河天险，粉碎了蒋介石的企图，中央红军再次转危为安。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 ；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此后，两位老战友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抗战出力。

1940年春，聂荣臻等人从晋察冀边区出发，来到山西辽县峪镇八路军总部，与129师的刘伯承和邓小平等人，交流了抗日经验。

1943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在大后方工作的领导人和各根据地的军队领导人调回延安，集中参加整风学习。

8月后，刘伯承、聂荣臻等八路军的高级将领，集中来到延安，统一参加了整风学习。

1945年，党的七大结束后，根据工作需要，刘伯承和聂荣臻先后乘坐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回到了各自的根据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得知解放军聂荣臻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一次会议上将的“军委正在筹备陆军大学”后，刘伯承非常感兴趣，立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自告奋勇去办学。

在这封信里，刘伯承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很快，毛主席便批准了刘伯承的请求，并给他写了一份亲笔信，让聂荣臻交给刘伯承。

对于刘伯承办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聂荣臻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对此，刘伯承非常感激。

1958年在全军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

期间，刘伯承受到了批评。为此，刘伯承进行了检讨。然而，在聂荣臻看来，刘伯承是不应该负过多责任的。晚年聂荣臻曾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

1967年3月，聂荣臻等人受到批评后，刘伯承觉得对他们不够公平，这才有了开头提到的那感人一幕。

关于刘伯承给他的关怀，聂荣臻元帅在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身处逆境，老战友的这种安慰，是多么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