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满清定鼎中原，清朝历代帝王秉持尊崇孔孟之道、践行王道之治，积极吸纳中原王朝的文化底蕴与治国方略。然而，作为少数民族所建政权，其在统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排他特性。于朝堂之上，皇帝与汉族大臣之间，始终潜藏着一层难以消弭的心理隔阂。即便汉族大臣对朝廷忠心耿耿，且个人才具卓越，皇帝在授予某些荣誉与特权时，依旧持审慎态度，绝不轻易许之。
【第一个是旗籍】
在清代，八旗并非单纯的军事建制，而是集政治、经济等多重职能于一体的组织架构。八旗子弟，无论居官为民，皆无需从事农耕劳作，仅凭旗籍身份，便可获取朝廷按制分发的粮饷。
清朝入关伊始，旗人数量仅几十万，于全国总人口占比尚不足百分之一。然而，正是这占比极小的旗人群体，却掌控着国家的绝大部分资源。自八旗制度确立，八旗子弟自出生便享有固定的经济供给与优渥待遇，此即清中期以降，诸多八旗子弟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却仍衣食无忧的关键缘由。
与此同时，在入仕方面，旗人具备与生俱来的优势。相较之下，汉人若欲步入仕途，科举几乎成为唯一途径。倘若无法在科举中高中举人或进士，则意味着丧失入仕资格。
与之不同的是，清初时期，八旗子弟无需涉足科举这一竞争激烈的晋身途径，反而对科举颇为不屑。在他们观念中，军功才是旗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顺治朝推行开科取士举措，采用分设满汉榜的方式。然而，当时满榜所额定的进士数额，最终竟未足额取录。
八旗凭借卓越武功奠定国基。王朝初创时期，诸多异姓贵族追随着太祖、太宗驰骋疆场，开疆拓土。待清军入关，天下初定，这些功臣之后裔，仰仗先辈之勋业荫庇，得以获授高品级之职官与世袭爵位。他们于仕途顺遂无阻，初入官场便拥有较高起点。
自清朝中期以降，八旗人口规模渐趋庞大。鉴于此，朝廷适时颁行诸多举措，旨在对八旗中才德欠缺者的入仕之路予以限制。与此同时，于京师的各部院衙门，专门增设了不同类型的官职编制，诸如满缺、蒙古缺以及汉军缺等。这些举措的核心意图，在于对八旗子弟的仕途发展予以优先考量与扶持。
由于旗人享有诸多特权，致使汉人官僚普遍期望能够加入旗籍。然而，汉人入旗的标准极为严苛，关键在于是否建有重大军功。仅在文治领域成绩斐然者，并无入旗资格。
在清朝统治体系中，对汉人入旗实施限制举措，旨在维护旗人既有的利益格局不被打破。从历史进程来看，清初时期，汉人官僚获准入旗的现象尚有所见，但自清朝步入中期，汉人入旗便近乎绝迹。由此可见，对于汉族大臣而言，入旗无疑是一种极难企及的至高荣誉。
【第二个是世爵、世职】
对清代公侯伯子男等高级爵位展开系统梳理后，可清晰洞察，其中逾九成受封者为旗人，汉人所占比例极为低微。此一现象背后，并非汉人能力有所不逮，实则源于清廷基于政治考量，在封爵制度上对汉人实施了有意的限制举措。
职官与爵位分属不同体系，二者在本质上存在显著差异。职官乃朝廷授予大臣的重要名器，其授予有着特定条件。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职官不具备世袭属性，仅局限于受任者本人。一旦官员退休致仕，其所任职务需交予皇帝重新安排。
职官不具备世袭属性，这一特性为封建皇权的人事任免提供了极大便利。皇帝能够依据自身政治考量，将诸如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等重要官职授予汉族官僚。这些高级职位的授予并非基于既定惯例或特定血缘关系，而是取决于皇帝的决策。并且，官员所获职权最终皆归朝廷掌控，皇帝拥有绝对的调配权与收回权。
世爵与世职情况存有差异。部分异姓高阶爵位自授予伊始，便以明文形式明确其世袭属性；而另有一些爵位，对承袭次数予以限定。需注意的是，此所谓承袭次数，与传统意义上的世袭本质区别不大。在清代，爵位承袭次数普遍偏多，例如公、侯、伯这类高级爵位，子孙能够承袭二十余次。直至清朝覆灭，这些爵位的承袭次数仍未耗尽。
在封建王朝的政治体系中，获授爵位者享有与之对应的俸禄体系。当朝廷赐予大臣爵位，这实际上意味着国家对该大臣家族承担起长期的供养责任。与职官体系相比，此种赐予爵位并供养家族的举措，所需付出的成本无疑更为高昂。
在封建爵禄体系中，秉持“利益不惠及外人”之原则，此般令子孙世代安享荣华富贵的爵禄承袭美事，通常与汉人无缘。清廷授爵汉臣，有着极为严苛的标准，若无卓越功勋，汉臣鲜少获授爵位。以张廷玉为例，其致仕之际，奏请乾隆帝恩准其三等伯爵位由儿子承袭。以张廷玉为朝廷所建树之功绩衡量，此请求实属情理之中。然而，乾隆帝却坚决予以驳回。究其根源，张廷玉身为汉人，身份使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旗人在爵位承袭方面，则依循既定规制，无需额外奏请，子孙即可顺承。
自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王朝统治面临严峻挑战，朝廷出于局势所需，对汉族官员的倚重程度显著提升。自咸丰帝在位期间，汉族官员获授爵位的现象渐趋普遍。但需明确，晚清时期所封异姓爵位，无论从政治影响力、经济特权，抑或是象征意义层面考量，其价值与往昔相比，已大幅衰减。
【第三是军权、财权】
在封建王朝的历史演进中，清代堪称皇权高度集中的典型时期。于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军权与财权皆紧密掌控于帝王之手。唯有在国家面临战事，军事行动迫在眉睫之际，皇帝才会审慎甄选并委命大将，同时赋予其临机处置之权，以便应对复杂多变的军事局势。
自清朝初期至道光年间，汉人担任主帅统兵出征的情况虽非绝无仅有，但极为罕见。彼时，清廷始终将八旗视作国家军事体系的核心力量，绿营官兵则被置于次要地位，常被用作消耗敌方力量的“先锋”。在此背景下，即便有汉族将领在军事行动中有所付出，最终的军功也多为满族官员所获。
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汉人由于被剥夺军事指挥权，故而难以在军事领域建立功勋，彼时的荣耀与功绩几乎皆为旗人所揽。所谓凭借军功封授爵位，不过是徒具形式的表面举措。实则并非汉人中缺乏卓越将领，而是朝廷在制度层面，对汉人晋升军功之路设置重重阻碍，有意不给汉人施展军事才能的机会。
直至咸丰时期，局势方发生根本性转变。彼时，八旗军队日渐腐朽，而湘、淮军异军突起。在此背景下，诸多汉族将领凭借军事行动建立功勋，汉族督抚亦由此获取军事权力。
在户部诸多机构中，户部三库占据核心地位。该库司官配置，诸如郎中、员外郎等职位，均为满员任职，这一设置鲜明体现出朝廷在财权掌控上，对汉族官员持有长久的防范态度，杜绝汉臣涉足财政权力领域。自雍正年间起，朝廷进一步实施以王大臣兼管户部三库之制。其中，怡亲王允祥在执政期间，就曾长时间执掌户部三库事务。
自雍正朝以降，于户部三库兼管之职，任职者大多为旗人。直至晚清，汉人方始有执掌财政大权之先例。例如，闫敬铭与翁同龢主政户部期间，便握有重要财权。然而，彼时国家财政已然陷入窘境，国库虚空，即便汉人获授财权，实则亦不过是为朝廷进行救急济困之举措罢了。
基于上述要点不难察觉，于清代，即便汉臣任职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等显要官职，实则多具虚衔性质。若无旗籍在身且未获世爵、世职，其官场地位往往难以稳固，恰似昙花一现，短暂即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