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百万雄师胜利渡江后，二十三军在靖江、太兴之间，一举突破敌人长江防御，乘胜南下，直指杭州。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蒋介石等许多国民党高官的老家。

在这里，反动组织遍布整个城乡。

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历史资料整理撰写，文末有文献引用来源

杭州解放前，蒋家王朝自知命数已尽，在杭州城内做了许多部署，埋下了许多“定时炸弹”。

于是等到陶勇进入杭州之后，有些“冒牌司令”要来分他的权和地盘，结果被陶勇用一句话打发了。

在1949年四月，随着百万雄师的壮观渡江，国民党军防线接连崩溃。

特别是二十三军在靖江到太兴的战线上，突破了敌方的长江防线，并乘胜南下，目标直指杭州。

到了四月二十三日，六十八师已经推进至浙江孝丰地区，距离杭州尚有一段距离。

在部队休整午餐时，军参谋长梅嘉生从湖州急速赶来，带来了陶勇军长的紧急指示。

陶勇命令，敌方守军正计划弃城撤退，因此必须要六十八师不顾疲劳，加速前进，首要任务是占领并保护钱塘江大桥和杭州的电台。

接到命令的六十八师立即抛弃非必需装备，只带必要武器，加快行军速度。

五月二日，六十八师抵达浙江瓶窑地区，眼看杭州已近在咫尺。

然而，前进的道路被宽阔的河道阻隔，而且敌军已经炸毁了桥梁、焚烧了船只，使得大部队的进程被迫暂停。

就在此时，陶勇本人突然现身，带着急切和怒气质问为何部队停止了进军。

他一到达就下令迅速架设浮桥，确保部队能继续前进。

陶勇指示利用敌人留下的电话线路与杭州城内联系。

电话中，杭州方面一片混乱，有人惊慌失措地叫喊“共军来了！”，也有人命令撤退。

通话稍歇，陶勇冷静自报，介绍自己是解放军军长。

与他对话的人自称是督导，是杭州公安局局长，他的声音听起来颤颤巍巍的。

“我明白贵党贵军的政策。我们准备起义，等待贵军到达!”

他们已准备起义，等待解放军的到来，并报告城内部队开始撤退，但街道上已埋设地雷，大部队难以直接进入。

陶勇要求对方确保城市安全，并准备好接纳解放军，要是搞什么破坏城市和文物的小动作，直接罪加一等。

他随即转身对68师政委陈茂辉下达指令，要求带领小部队避开主要道路的地雷，采取小路迅速前进，并要求当地公安局派人指引道路。

68师的政委陈茂辉率领侦察连和203团的精兵强将，游过河、走小路，于午夜时接近了杭州城。

他们打通了城墙，从居民家里绕过雷区，进了城。

当68师的主力部队进入城市主街时，迎接他们的是空无一人的死寂。

敌军已经在解放军到来之前匆忙撤离。

根据事先制定的计划， 参谋长曾旦山率领一支部队负责搜索和清理剩余的敌方抵抗点。

师长张云龙则带领一队守卫钱塘江大桥，防止敌人破坏桥梁。

而政委陈茂辉亲自率队占领了城内的电台，以便尽快向全国广播杭州的解放消息。

然而，他们发现原本的播音员已经逃离，留下了空荡荡的播音室。

68师从电台工人和纠察队中找到了一位正在家中养病的资料员，临时担任播音任务。

5月3日凌晨三点，这位资料员的声音通过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的话筒传遍了整个城市乃至更远的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进城，杭州解放了！"

浙江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山水秀丽，历史悠久，同时也是国民党许多重要人物的故乡。

此地，不仅风景如画，同样也是国民党等反动势力根深蒂固的大本营。

杭州又是浙江的心脏地带，长期以来，国民党的三青团、中统、军统等机构如同一张密布的蛛网，牢牢控制着这片土地。

杭州解放前夕，当国民党的统治日渐摇摇欲坠，蒋家王朝感到了存亡的紧迫，便开始策划一系列仓促的“应对措施”。

他们在城市每个地方都留了暗线，如同埋下了无数的“定时炸弹”。

特别是在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中，军统浙江站因其重要的地位和功能，成为了全省最大的特务机构。

这里的站长不是别人，正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弟弟、浙赣铁路局警务处的处长毛万里。

他们的手段狡猾而隐蔽，许多漏网的敌特分子甚至冒充我方的地下党和游击队，借口“抓国民党散兵游勇”，在街头制造混乱。

解放军进驻杭州时，面对的是一座充满陷阱和挑战的城市。

捣毁敌特机关的重任落在了市军管会公安部肩上，而清理城内滋事的非法武装则由警备区负责。

军中领导商议后，决定由陶勇亲自出面，对这些冒牌队伍的“司令”进行面对面的审查。

在一会议室里，桌椅摆放整齐，烟灰缸和茶具一应俱全。

陆续有六七名自称“司令”的人物出现。

陶勇审视着这些人，他们中没有谁显得特别出众，有的是秃头发亮，有的面带微笑却一脸褶子，还有的是身形庞大的大胖子，留着平头，看起来颇为滑稽。

这些人中，有的面露狡猾，有的满脸虚伪，全是笑呵呵的，但这些表情让人感觉不到丝毫的欢乐，只有一股深深的厌恶。

陶勇沉声发问：“你们既然自称某某队伍，就请逐一报上姓名、编号、兵力和驻地。”

这些人互相低语后，便开始汇报，名目繁多，声称自己属于“民主同盟浙江纵队”，“天目山游击军钱塘支队”，甚至有自称是“联军”的。

这些人不仅拥有武装，解放军进城初期，他们甚至还曾上街游行，派发传单，张贴布告，宣称要配合解放军的行动。

有的甚至还在收编其他非法武装，装扮成一副正规军的模样。

会谈中，一名自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先遣第一纵队第一师突击总队的总队长杨必勇，态度异常嚣张。

杨必勇其实是一名资深的军统特务，担任浙江站杭州社运组组长。

1949年4月28日，毛万里私人寓所里对杨必勇进行了最后的机宜传授，明确指示他在自己离开后如何继续维持其在杭州的情报网和影响力。

他暗示杨必勇，即将与他合作的先遣一师师长魏仲连，是国民党国防部的少将部员，其可靠性尚需观察。

毛万里的话中明确提出，如果魏仲连可用，杨必勇应利用其关系确保生存；如果不可靠，则需要自立门户，建立自己的势力基地。

杨必勇当面就对毛万里表明了忠心，承诺会为党国尽心尽力。

从那一天起，杨必勇便开始了他的秘密行动，一方面快速布置电台，另一方面积极组织武装力量。他

在岳王路34号成立了所谓的“突击队总队部”，自封为总队长，并迅速将手下人员编成三个支队，设立了正副支队长。

杨必勇还试图拉拢与共产党有暗线联系的国民党浙江军管区的孙某，希望借此扩大自己的势力并获得合法性。

1949年5月3日下午，他得知解放军已经进城，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他迅速命令部下加强城市的警戒，但随着解放军的迅速行动，杨必勇及其组织很快便被解放军缴械并监视。

面对突如其来的转变，杨必勇及其团队被迫向解放军证明他们是“地下军”，在紧张而混乱的情况下，他们勉强获得了自由。

杨必勇表面上似乎接受了新局势，但暗地里依旧通过潜伏组的译电员与外界保持联系。

5月7日，他甚至亲自前往市军管会公安部，向副部长王芳汇报缴械的情况，并试探解放军的反应。

王芳早已通过密集的情报网获知了杨必勇的真实身份和其背后的罪恶活动。

包括杨必勇在敌特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以及他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勾结。

王芳将这一关键信息及时通报给了陶勇。

陶勇在接到王芳的报告后，虽然内心充满了讥讽之意，想对直接把杨必勇骂个狗血淋头，但考虑到场合和在场人员的复杂性，他选择了克制。

在随后召开的紧急会议中，杨必勇及其一些自称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冒牌势力，纷纷大声疾呼，试图通过声张影响来确立自己的地位。

会议室因此陷入一片混乱。

陶勇声音要求室内安静，他对所有自称爱国的武装团体表示了感谢，强调解放军对所有支持解放事业的正义行动的支持。

杨必勇果然不死心，带头提出了要给他们委任和划分驻防，不然就获得不了他们的支持。

听及此话，陶勇一拍桌子，眼光死死盯着这些人：“划分驻防，那根本不可能。”

陶勇明确表示中国只有一支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且他作为杭州的警备司令，不会承认任何非法武装组织。

话音一落，几个自封的“冒牌司令”开始抗议，大呼不公，甚至威胁要找王司令。

陶勇冷笑一声，回应他们可以去找任何他们想找的指挥官，即便是要去找找陈司令、粟司令都成。

但今天，只要他们这些“冒牌司令”有任何保人、抢地盘的心思，就等着“和平收编”吧。

和平收编意味着什么，在场的这些个劳什子司令当然清楚。

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无从作答，一时间想不出主意。

一看情况不对了，这些曾经威风八面的“司令”只得无奈退场。

会后不久，警备区迅速行动，一天之内解除了多股非法武装的力量。

然而，杨必勇却表现出了顽固的抗拒。

作为“突击总队”的头目，他拒绝接受和平改编的命令。

陶勇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由王芳亲自处理杨必勇的问题。

当杨必勇再次出现在军管会公安部时，王芳立刻下令将其扣押。

起初，杨必勇百般狡辩，坚决不承认自己的全部身份及活动，只承认自己是军统成员，对于任何潜伏组织的存在闭口不谈。

经过王芳的直接审问，杨必勇最终供认了存在流动潜伏组织，以及醋坊巷9号隐藏的章德耀家中的报务员和电台。

王芳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立即组织行动，当夜就在醋坊巷出其不意地逮捕了这些译电员和报务员，并缴获了电台设备。

在接下来的五天内，公安部门连续捣毁了军统在杭州的三个潜伏组织，大大削弱了敌对力量。

在“突击总队”中，有一位姓张的支队长，此人曾是土匪出身，身怀绝技，见到总队长被捕后极为不满，带领手下到二十三军军部来要求释放杨必勇。

他们身上隆隆作响，明显带有武器。

其他领导担心事态升级，劝陶勇不必亲自出面应对。

然而，陶勇坚持出面，决心做最后一次劝解工作，如果不成，便采取逮捕行动。

陶勇和他们见了面，明确阐述了解放军的政策，并劝他们赶紧缴械投降，争取宽大处理，不然到时候和他们谈的就是枪杆子了。

姓张的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态度极为强硬，他激动地叫嚷：“我们今天是来要人的，不见总队长，我们宁愿横着出去，但你们也别想太平！”

面对这种挑衅，陶勇的耐心接近极限。

陶勇指示秘书对外摇电话，制造了杨必勇即将被送回来的假象。

随着秘书在电话中的高声询问，姓张的支队长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所迷惑，警惕心降低了。

利用这一刻的疏忽，陶勇轻咳两声作为信号，立即有七八名战士迅速冲入会客室。

在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中，姓张的还未来得及反应，就已被几名战士按倒在沙发上。

他被迅速用铁链五花大绑，彻底丧失了反抗的能力。

这位一度横行乡里的土匪头子，如此不堪一击地落入了解放军的手中。

随着这场紧张对峙的和平解决，杭州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稳定。

参考资料：

1949:陶勇进城,尹家民,邓华等著. 星火燎原未刊稿 第10集[M].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