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ONE文艺生活

ID丨one_hanhan

作者丨无言的

编辑丨姜姜

据日媒报道，现今“爸爸活”市场正活跃着300多万的年轻女性。

什么是“爸爸活”？

パパ活是日本独有的次文化，即通过跟中老年龄层的男性进行援交来获得现金报酬。

男女双方的年龄差距基本等同于父女，有的甚至接近爷孙。

其实早在2014年，“爸爸活”这个词就在日本的互联网上闪现。

但在后疫情时代的今天，日本女性以此为营生的情况，已经成了再普遍不过的日常现象。

在日本的社交网络上，只要带上「爸爸活」的关键词发帖，很快就会有一大批男性发来私信。

“爸爸活”的核心，就是为这些饥渴的男性提供各种形式的陪伴服务。

不同的服务内容对应着不同的收费标准。

“爸爸活”最初的形式，其实只是简单的陪吃、陪喝、陪逛街，不带肢体接触，只提供情绪价值；

后来，有人主动加钱，要求增加不越过红线的擦边服务；

再到如今，发生违反日本《卖春防止法》的性交易已经屡见不鲜。

日本爱知县的警察常年在网上监察此类信息，一旦发现就会手动对账号发出警告。

光是去年一年，他们就发出了3717条劝诫消息。

但“爸爸活”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低龄化趋势。

有16岁的少女被假装“爸爸”的警察带回警局教育时，还表示：

“身边人都在做「爸爸活」，所以没觉得这是不好的事情。”

另一名叫做A子的女孩接受采访时坦白，自己13岁就开始从事爸爸活，到现在已经有5年了。

她的要求是单次收费25000日元（折合人民币1153元），开房费另算，必须做安全措施。

但做爸爸活，往往也伴随着暴力性行为，以及被偷拍、被直播的危险。

A子就遭遇过既没拿到钱，对方也没做安全措施的情况，只能自己半夜去急诊买紧急避孕药。

当然还有染上妇科病和性病，或是怀孕的可能。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方面的危害。

因为来钱够快，很多未成年人的金钱观逐渐滑坡，并被摧毁。

赚得多的时候一个月有2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1557元），这个金额是普通大学生的兼职收入没法比的。

就像A子所说的，在这一行呆久了，自己的价值观也因此定型。“身边很多人都在做一行，她们都挺有钱的，有一种我必须要追赶上她们的感觉。”当手头的钱越来越少的时候，“还是「爸爸活」好挣钱”的想法就会像条件反射一样冒出来。但“爸爸活”真的能致富吗？有数据显示，做“爸爸活”的群体里，其实有61%的人每个月都赚不到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2307元。（图源@纳豆奶奶）而在这背后，我们想要讲述的正是女性贫困的悲哀。日本社会也一直在反思：为啥靠“爸爸活”为生的年轻女性越来越多？一是社会问题。日本正在走向阶级固化的局面，草根的上升通道被方方面面锁死。而当整个社会的普通人都挣不到钱的时候，女性更容易落入贫困的境地。英国经济学人针对多个国家女性工作友好度调查的结果显示，日本排名倒数第三。事实也确实如此：日本职场上的性别地位差异巨大，男女甚至难以同工，更别说同酬。很多女性根本拿不到企业的正式合同，只能做时薪低廉的临时工。受疫情影响，日本的经济萎靡不振；物价却直逼欧美，这两年还涨了消费税。日本又高度崇尚男主外女主内，一旦男主人被降薪或裁员，整个家庭的经济都将面临分崩离析。截止2021年，日本的相对贫困率为15.4%，这意味着大约每6.5人中就有1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再加上老龄化严重，老年人的医疗费用连年增加，可以为学生拨出的教育经费少之又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学生只能靠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日本大学的课业极其繁重，如果用那一点课余时间去挣钱，可能连正常的生活都难以为继。幸福总是不太好界定的，但不幸却是非常明确的。《东京女子贫困》就呈现了种种不幸。有被父亲私吞了助学金，还没毕业就被迫背上百万贷款的女大学生。挣扎到最后，就只剩“爸爸活”这一个选择，勉强做到一边赚取生活费，一边偿还学费；有法律系的大一学生，做“爸爸活”是为了挣钱给父亲看病。父亲的治疗总费用大概在200万日元以上，但其实她一次“爸爸活”只能收到5000-10000日元的报酬。大家可能已经看出来，造成这种局面的第二原因就是家庭问题。做“爸爸活”的群体里，很大一部分人都有个共同特征：正在离家出走，或预备离家出走。日本每年大概有10万的失踪人口，10-20岁的失踪者超过了40%，其中又有三成会卷入或染指犯罪活动。尤其是疫情之后，很多失业或收入大幅降低的父母，把巨大的生存压力发泄到了孩子们的身上。因此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越来越多，他们身无分文，居无定所。这些孩子就算走投无路也不愿意回家，因为回去了还要面临家暴和精神压力。 16岁的Rena成绩优异，单科年级第一，高考目标是关西国立大学。但因为亲生父亲负债，有时候两周都给不了她一分钱，导致她连学校的教材费都付不起。Rena靠兼职攒下的积蓄被父亲发现后，还会被强制拿走挥霍掉。跟有家暴史的父亲住在一起的每一天，她都是提心吊胆的。所以她才会说出：“比起能从父亲身边逃离，做“爸爸活”这点代价不算什么。”更多已经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连个稳定的住所都没有，因为拿不出身份证明，他们也找不到工作。他们中有人直言“从来没有被父母爱过的记忆”；坚信“自己被生出来就是个错误”。有人离家出走后被政府送到收容所，父母却拒绝去收容所将她接回家。还有被父母打断牙齿的少女，苦笑着说看到大家活得都一样烂就放心了。有记者曾在东横歌舞伎町采访到一个16岁的“爸爸活”少女。她面对镜头充满期待地说，等攒够钱就去读职业学院，毕业以后成为美甲师好好工作。但是当两个月后记者再跟她偶遇，问起她的美甲师愿景，少女自嘲着回复：“根本没办法考虑10年或20年后的事情，我连明天都顾不上。”而日本对贫困者的态度，看起来似乎只有四个字：责任自负。整个社会对风俗业的默许，就像在对外昭告：你看，我们不是还给你留了条路吗？父母辈的贫困，叠加到了孩子们的身上。孩子们半推半就地走上了违法的道路，彻底陷入恶性循环的漩涡。在很多采访视频里，这些做“爸爸活”的年轻女性们都没有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她们表示，如果有一个同样贫困的女孩来向她们求助，自己绝对说不出来“来做爸爸活吧”这种话。因为对她们而言，这甚至不算一条荆棘路，只是一条绝路。无论是微观的家庭之爱，还是宏观的社会保障，都是奢望。现实就像北岛的那句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