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商业片、暑期档，当这三个词汇结合到一起时，往往意味着作品呈现的高难度。现实主义一般需要“沉重”，是对某一不良社会现象的直接展示、挖掘、分析，带出作者的思考，这就与商业片所需要的轻快、明亮、强类型化的客观要求相冲突，因为观众往往会在不良的社会现象中获得负面的共感，激起的是自身在日常生活里的相对消极体验与情绪，且会随着现实主义创作的表达逐渐深入而愈发消沉，这就逆反了他们对电影的奇情、奇观、放松的观看要求，特别是在暑期档之中，这种冲突会更加明显。
徐峥向来是解决这个冲突的“高手”。至少仅从结果而言，他的创作每次都能以各种通常意义上的“小人物”作为切入点，并引发很多观众的强烈共情，而又会用一定程度的上扬方式给出一个相对积极的结局，由此消解掉观众的负面情绪，在不算“离地”的情况下不至于完全黑暗下去，而整体的轻快风格更是持续地托起了氛围。
当然 ，这是他的“精算”天赋，而于电影作品而言，却引导着一切走上了“创作”的反向，是对于观众接受调性、自身连带处境的过度算计，以及对“作品主题”让步处理到了“有意反向引导”程度的反向“逆行”。这匹配了电影标题，《逆行人生》，实际上成片表现出来的并非外卖员或普通人的“逆行”，而是他在电影创作之路上的“逆行”，而且也没有前者的正反合一之意，只有对“表达主题”这一电影创作初衷的绝对负面之“背离”。
《逆行人生》中，徐峥再次做出了类似的努力。外卖员当然是最为“接近大众”的群体，而作品也围绕着外卖员工作中最关键的“时间急迫”概念。这是由外卖员接受派单的“算法系统”所带来的工作困境，让他们的工作节奏被极度加快，只能在一单接一单的时限中加快电动车的速度，哪怕冒生命危险。而在作品中，这也对接到了男主角在更广泛生活中的“被动急迫”，中年男人的生活现状本身就是一个“算法”，让男主角受困其中，只能被生活推着不断加快脚步，在愈发急迫的支撑家庭的压力中奔忙于事业的勉力维持，而现实又在“高龄裁员”“物价上涨”为代表的情况中让他必然逐渐走到下坡路，被动和“勉力支撑”的程度愈发上升，只会下行，加速到失控，滑落到崩溃的深渊，而很难力挽狂澜。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却只能在“中年社会现实”与“中年更高目标”的双重现状中受困，被“中年”这一天然的算法所困住直到死亡。
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它天然地带上了愈发加快的影片节奏，让一个接一个的生活事件接踵而至，愈发急切地压迫向男主角，事件的节奏加快，人物受迫情绪也相应地加快，而生活的“算法”也愈发严重地束缚到他。节奏够快，影片的观影体验就会加强，而在一般情况下，每个事件对应不停的社会现象侧面，现实主义要求它深入挖掘，接踵而至的轮流登场就会带来深入度的问题，但在本片的语境中，这本身就成为了“中年生活之算法”这一宏观现象本身的呈现，而逐一到来的事件则是“算法”的不同局部编码，共同组成了中年男人生活这一系统的整体，它们出现又消失，让系统的运转加快，束缚住算法里的男主角，这就对接到了从局部到整体的“现实”。
在开头的序幕中，作品就给出了“生活”在“外卖工作”之外的节奏加快，是算法在生活层面的直观呈现。它先是用小笼包、漱口、早饭等绝对日常的温馨细节强化了男主角的家庭亲情，这是影片最终的开解角度。随后，与男主角的“离开家”同步，他奔向工作的节奏也迅速加快，在快速的剪辑与同样快速的地铁、脚步的来去飞驰之中得以表现。
”家”是对抗生活困境的存在，也是快速节奏之中唯一舒缓下来的港湾。而在与“家”对应的“工作场所”之中，男主角则面临着“温馨疗愈”对立的压力，集体抽烟的片段对应着家人的早餐，也是暂时的慢节奏，但随后却马上转入了慢节奏的“压迫”，他被解雇，被把玩的转笔就是此刻感受到的生活压力“内在加速，压迫而来”的具象，马上转到了直观的”加速压力后的爆发”，让他打破了玻璃。而当他失业之后，房贷、父亲疾病、子女教育的各种生计压力也迅速地接踵而至，在极短的时间中压迫到男主角的生活。
在序幕的结尾，男主角被解雇后坐地铁回家，方向的相反带来了”人生的逆行”概念，这成为了他在生活的客观困境与主观开解之上的双重象征。在客观上讲，这是他在生活阶层的“逆向下行”。在他想要找hr讨说法的段落中，他被卡在了铁门的夹缝之间，肥胖的身形是中年发福的生活象征，而朝向的则是“上行方向”的“原有体面工作”，却只能卡在中间，随后则是一路的下行。这也是他“物质更好生活”之生活目标的“下行”，距离目标越来越远，序幕中温馨的家庭环境也变成了压抑的黑暗所在，是妻子和父亲对他的施压。
但事实上，这也是他在主观上给自己设立的困境，是“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又没有变成骆驼祥子”，是自我束缚的“算法”，因为生活的关键在于亲情的和睦，而物质的成功与否则只是对自己的过高要求，固然是无恶意的初衷，却也带着“社会外部标准”的因素，就像片中人物的说辞，“上大学不应该当外卖员”“孩子就得上国际学校”，这是对上层生活的目标与下层生活的低看，是“年龄必须与生活质量成正比”的自我要求，与社会的种种客观现象压力相结合，因此才会让他一路“逆行”，而主观上的“逆行”则是对自我生活根源的寻回，生活层次的不可避免之下滑让他受困，却也逐渐找回了最初的“初心”，是温馨的家庭，亲情才是他努力向上爬的初衷动力，因此也不应该逐末忘本地“因追逐而丧失亲情”。
随着影片的展开，作品将外卖员工作与“广泛日常生活”对接了起来，由此让前者成为了序幕中定立的后者的集中直观呈现形式。男主角从接触外卖员工作到愈发受困其中，以电动车轮为核心的“物理速度加快”的剪辑节奏，作品构引出了非常持续性的推进加快，与序幕中的上班段落高度对应，而一系列的外卖困境也接踵而至，对应着序幕中更直观的个人生活困境。他穿行在曾经高层生活时的购物中心、写字楼等环境中，却因阶层与身份的变化而被排斥，自己所处的则变成了楼梯、小巷等“底层”，画面构图的逼仄正是他的现实生活。而相应地，他也更切实地遭到了基于阶层下降的种种鄙视。这种表达上升到了“命运”的层次，他在快节奏中难得的喘息之中吃饭，订单却又一次到来，他匆忙处理时将饭盒打到了手机上，导致接单成功，被动的快节奏重新加强，让他不得不放下饭盒去跑单，机缘巧合正是对必然命运之“现状”的强化。
这正是他在客观上的“逆行”，是现实社会对他的却也源于他的主观“正行”，即使已经成了外卖员，却依然自我定位于“上层生活”，这让他完全不接受现实生活对“下层”的种种压迫，外卖员工作中的客人态度对应着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同时，他也没有正视外卖员的工作与“生活”本身，对所有同事都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这一切只被当成了“暂时过渡一下”，仍旧想回到曾经的“高楼大厦”之中。主观与客观的困境相结合，让他在外卖员的工作中只接到了纯粹的负面状态，别的外卖员能够自如地微笑服务，而他甚至无法通过“摇摇头”和“工作服装整齐”的上岗身份认证，也只能收到自我认证与客观生活境况不适配、始终在客人恶劣态度、配送时间催逼、个人生活“高品质”中得到“差评”。
与此同时，“算法”也配合着“外卖员”对“广泛生活”的具象化设计，成为了“困境”的具象形式。在他送外卖的段落中，作品无时无刻不在用app屏幕、功能等形式，表现着“算法系统”的存在，对外卖员的推单、苛求都是对生活事件的呈现，从外卖中接触到的阶层压迫到相应个人生活里的难题，集合起来而成为了生活困境的宏观“算法”，让他在外卖和生活里同步得到“差评”。
如前所述，亲情成为了一切的逆转关键，是他在客观“逆行到底层”之后的“初心寻回”。父亲的重病表白成为了契机，dv镜头之中的生日会成为了虚假的“高层幸福”，随后则是更加“原始”的信件，是父亲引领出的对底层现状的承认。而这也让男主角首次接受了外卖员的现状，开始认真地接受其他外卖员与工作。与此同时，“镜头中画面”也与外卖员工作对接，从虚假的生日宴会变成了直播打鼓的真实，对应着外卖员小哥的欢快直播、将底层工作当成积极的存在。这也带来了“算法”的正向扭转，他掌握了外卖员的工作优化方法，也掌握了生活的本质，这一直延伸到了男主角对整个城市的“算法系统化”特效之中，被动的“算法困境”变成了对生活本质之“根本基础编码”掌握之后的正向运转，甚至变成了“自做程序”。
而对应亲情的“同事友情”，则是具体的表现形式，他们基于底层的友情是对生活现状的接受，也是积极正向的互助。但事实上，“同事”引领的人际关系部分，也是影片的最主要缺陷。它始终在用个人层面的微观角度去制造、舒缓困境，却回避了更宏大的整体性问题，而后者才是困境的根源，从外卖员工作到其对应的“中年生活”乃至于社会现实，都是如此。这也是一种避重就轻的“油滑”，因为个人的困境往往来自于矛盾冲突，而这是可以靠“真情的互相认证”而解开的，但社会与外卖行业的“算法”整体却是不那么容易的，它是由一行行“编码”与其对应的“现实客观状况”共同组成的不可抗系统，庞大难撼。也恰恰是因为不易，所以它才是足以困住所有人的外卖系统与现实生活。
作品始终回避着对后者的直接呈现，转而用个人关系的冲突去进行小心翼翼的平衡，略做一点对整体层面的提及，似乎说了这个问题，却马上又用个人关系的“真情沟通”而缓解。在外卖员的部分，同事们因为算法的派单不公平机制而打架，上司更是用算法的赏罚刺激着众人，这提及了算法之整体层面，又马上用几个同事的个人真情互动进行扭转，大黑说着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其他的“脸谱化”反派则迅速共情。另一个同事拥有绝症儿子与最差的房子，这涉及了医疗与房价的社会现实问题，却由他和男主角的共情与“奋斗”许诺而得到了段落中的暂时消解。这也作用到了“不同阶层”的处理上，在一带而过的路人角色身上，作品反复让他们嘲笑、贬低着外卖员，这是由数量所强调的“整体普遍现象”，是社会中存在的阶层分化、物质分配不均、歧视问题，但当它落到更具体的展开部分时，哪怕只有一点点，就马上要转到正向的引导。最为典型的一处是，一个同事被车撞倒，跑车驾驶员负责地赔付，而在大黑同事喝酒的段落中，摊主也是被车撞而致残的前外卖员，驾驶员本是更具有普遍性的代表人物，却以不出场而弱化了负面性，在场景中由外卖员之间的友情而淡化。到了最后，他也根除了糖尿病，意味着“压迫自身之内在”的解决，是“根除”，让生活状态从身体开始扎实地健康起来。
影片找到了“出车祸”这个切入点，反复地使用，这正是对“聚焦个人、正向引导”与“暗示整体、负面提点”的暧昧兼顾的切入点。它带来了外卖员的最大危险，也源于算法压榨导致的赶时间甚至违反交通规则，是客观层面的被动“加快节奏”，同时也让镜头聚集在了外卖员的个人身上，更凸显的反而是他们的努力奔波，是“努力向更好生活”的正面意味，是积极拥抱外卖工作的“主动掌控快节奏”。这种含糊的处理让它显得油滑不堪，因为整体是“里”的本质根源，而后者则不过是“表”的伪装，后者的看似正向努力实际上恰恰是对前者之压迫状况的应对而已，而后者的存在本身即是不合理的。
主观努力的“真情与坦诚面对生活之算法”实际上还是对“客观压迫之生活”的算法系统的应对方式，仍然处在这个系统中，区别只是应对的姿态而已，而系统的有害却不能因此而改变，所谓的“主动”其实只是对“被动现状”的接受，甚至带着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这是外卖员工作部分的逻辑诡计与暧昧含糊，同样也是它映射、对应的现实生活：男主角的亲情让他“坦诚”，接受了底层的小房子之生活现状，但这只是在思想上的“放弃更好生活”，是对“无法带来更好生活”之客观社会的直接“躺平认输”，但不能给人更好生活的社会显然是不正确的。
作品更多地聚焦在底层人的个体层面上，凸显他们正向的努力，而对整体社会与算法系统的呈现则只做隐晦的暗示，并进行个人对其基于人情的暧昧柔化、正向化处理。它将一切客观压迫都变成了“个人努力与真情”可解决的小问题，又暗示性地给出了“其实并非如此”的信息，将一切都变成了“泡沫事的虚幻”状态。他们喊着“我努力了，我值得更好的生活”，实际上却应该是“个人努力要吻合时代背景”的无效，后半句始终在电影里只是若隐若现，每次都被迅速消解成了反向的积极“努力”。
作为这种暧昧处理的集中主要形式，“车祸”是非常恰当的分析对象。一场场车祸贯穿了整部作品，在概念上讲，它是外卖员被生活“算法”压迫的最为人所知之表现，对自身“生活不佳”的伤害程度也最大。镜头强调了车轮的飞速，让“节奏加快”变成了生活的必然现象，而背后催促他加快的“算法”则隐约揭露了“被动”作为客观整体生活本质的真相，但在画面呈现的直接层面上看，这却是外卖员奔向美好生活的“主动正向努力”。
由此一来，因加速而导致的车祸就成为了同样暧昧含糊的存在，它实际上是生活困境之无可解决的悲剧爆发，是整体对个体的极致压迫，让个体在被动的加速中根本不及躲避，在直接的画面上却变成了“个体对个体”的撞击，而个体更是全属正向，是“以真心扭转为正向”的发展----上层的跑车男会赔偿负责，他撞的外卖员伤了腿，而对其的负面暗示则是驾驶员不出场的受害者，作为前外卖员的摊主，腿已经截肢；撞击男主角的大货车和三轮车司机则同样是底层人，更容易地共情和解，而被撞的外卖员个体也迅速爬起身来，朝向“美好生活”继续努力。
在外卖员的受伤状态之中，表面的“积极不放弃”与实际的“被压迫至此”暧昧混合地出现，但更多的无疑是前者。同事为了钱而放弃包扎，随后是底层生活的囧迫家庭环境，却由男主角的友情互动而弱化。即使在车祸之外，这种处理也非常多，最典型的一处是：男主角过度疲惫，睡在了犄角旮旯的“困境”中，随后却马上被同事们唤醒，“真情”淡化了刚才的负面氛围，随后则是大黑的喝酒聚餐，“断腿前外卖员与真情坦诚”的再次转换。个体与个体之间承载了宏观环境的问题，男主角与同事都有着买房、亲属治病（父亲和子女）的困境，他们用对于困境的共情进行了对其的消解，却无助于困境本身的结束，因为那来自于宏观层面的不可抗力，而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努力加油”的鼓劲，至于宏观环境则在作品里被隐去甚至“正向扭转”，连同他们困境的“实际未解决”一起。
特别是到了高潮段落，所有人都在快速蒙太奇中“崛起”，为了算法和公司给予的奖金而努力，在快速剪辑中开始加速飞驰，这是表面上的“正面积极加快节奏”，配合着妻子主动赋予节奏的打鼓，但实际上却是被社会压榨底层人与赚钱之生活压力所打入的“恶性鸡血”，妻子打鼓时的“直播”与“表演”正是对此的暗示，而年轻外卖员的直播也是同样的表达载体。在过程中，男主角被货车撞倒，却又马上爬了起来，朝向冠军而努力，正是“车祸”带来一系列暧昧表意的集中表现。
这延续到了比赛的结尾。男主角得到了冠军，也进入了“上层”的迪厅，在迷幻的灯光中成为了dj呼喊的聚光灯主角，似乎以外卖员的身份而重回曾经生活，但光线的迷幻、“舞台化”却说明了这种个人成功的虚无性，他永远也不可能以外卖员的身份真正回到曾经的生活，而这才是物质分化社会现实中的真正“美好”，因此他通过比赛胜利而获得的“美好”也只是泡影。而在随后的收尾之中，他接受了小房子象征的“穷生活”，而对外卖员之底层生活的扭转则基于“算法设计”，是对大黑外卖员小本本的发展，似乎是外卖员身份之下的“底层掌握生活本质”，却在又一次的转场后暗示了阶层的上行，他的app被大企业看到，似乎重新回到了曾经的上层生活，而”外卖员”则永远不可能达到这种确切的美好状态。这甚至作用到了直观的“节奏”上，连续而至的“一个月后”字幕，以及生活境况的飞速扭转进程，表面上是主动的引领与把握，实际上却显然过于潦草，似乎是一种被某种外部力量逼迫、催促着赶紧完成的“光明落地”。
作品聚焦个体，用个体的真情力量去解决个体矛盾，缓解个体困境的观感，也用“算法”去象征外卖行业与整体生活对底层的压制环境，这一切处理都是为了避重就轻，而又想“沽名钓誉”地蹭到一些“批判整体”的意味，因此才只是用容易扭转的个体去辐射整体层面的各种问题，也用“算法”去辐射行业与生活现实，甚至外卖行业对整体生活的辐射都是一种“易于处理”的东西。这让它的表达对象层层降格，而越低的层次也就越容易解决。计算机的算法能够被程序员男主角改设计，大资本行业与生活的“算法”却不能。作品试图带到一点对整体的画面表现：男主角对hr的追逐在象征底层的河上成功，源于他的“主动融入环境”，而此前的“河边”则是出车祸后丢失配送鱼的负面所在，但到了高潮的“比赛段落”，外卖员们穿行在各种底层环境，却落到了漆黑楼道中各种锁上的栅栏门，让年轻小哥无路可去，只能在悲鸣中放弃竞争，这才是底层的真实环境，是这种恶性鸡血比赛之“美好努力”的本质。
但归根结底，作品也没有正面触及、展开对“整体”的勇气。它甚至不同于陈思诚的《解密》，后者虽然“绕”，但其系统自身却是运转成立的。但在《逆行人生》中，徐峥却给出了比“真正表达”多得多的反向表达，而且直接得多。车祸本来是外卖员被催单压迫的表现，也必然带来了逆行---电影标题即是对此“外卖员被压迫”的指射，不利于自己生活，也不利于他人安全与社会秩序，是对整体现状的所谓“批判”---等违反交规行为。但是，为了向本片中提及的各种外卖大企业有所交代，它不得不淡化了这一层，这还尚可理解，却还要“反向解释”，特意安排大黑被质疑闯红灯、逆行，随后由小本本里的心得体会进行推翻，而上司更是直白地说出了“我们不能违反交规”这种粗暴的念词。
这也冲淡了电影标题的寓意，让它的“批判”变得尴尬无比，就像结尾处试图带出的一点点“整体指向与美好证伪”一样。这正是徐峥一贯的操作方式，他会提出一个非常宏大、刻骨的现实议题，本片中是外卖行业对应的中年男人之中产阶级困境生活，并且辐射到外卖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为最广大的观众所知，也能引起他们的共情。
但是，徐峥却从不真正解答这些议题，因为其宏大、对接现实，也意味着解答的难度，否则就不会如此影响现实中众多个体而又始终存在。它必然产生了各种尴尬的表意，例如本作之中的“生活状态之阶层冲突”。于外部的“人与人”层面，外卖员与客人产生冲突，被要求苛责之下的“保持微笑”，这意味着他们对自身生活境况的接受，接受这种上层的苛责压迫，真心地微笑出来，以自身阶层出发、以亲情友情作为激励，去争取美好生活，这就来到了对于自身的“生活阶层认知”，是男主角的主要转变角度。但这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客人的苛责本身就不应存在，它本来就是负面生活的一隅，而作品无疑是在要求底层人“拥抱”这种负面现状，不做反抗，反而要从中找到“正面情感激励”，在负面中创造“实际上为企业和客人服务奔波赚钱”的“正面努力与获取价值”，并延伸到他们身处的整个逼仄生活环境的层面之上。
而在本片的呈现中，它的扭转反而需要“上层个体”的变化。两段送外卖的蒙太奇构成了对比，从开始的“客人苛责”变成了“客人友善”，这在作品中源于男主角的“接受现状”，更积极地传达热情，但实际上最关键的是“差评”，还得依靠客人的打分。他可以与一些个体客人达成人情的正面关系，却无法改变整体的“阶层分化与歧视压迫”，就像他与其他外卖员可以友情互助，却无法给彼此买房、治病，缓解最切实的问题，实际上只是在一起喝酒、谈心，排遣而非解决困境罢了。它并没有解决不同阶层之间与同底层内部的任一“整体性矛盾与困境”，聚焦个体当然方便开解，但也是小戏剧化处理的“偶发个案”罢了，靠着个体之间的具体共情即可带过，就像徐峥的每部作品用“人情”制造廉价共情，以此含糊转移甚至强力削弱掉原有议题一样。哪怕它不“削弱与纠偏”，都尚且算是可勉强接受的“反讽”，可惜它显然做得太过头了。
这正是作品在快速剪辑而带过的“个体化客人”处理中含糊过去的本质，也对应着“算法”与“环境”的关系，他可以改编程序的算法，却没办法改变程序之外的行业与生活，算法里的“差评”功能是他能改动的编码，但掌握功能的客人、掌控系统动用权的企业，以及整个生活，他却不能对抗，因此也就不能擅自改动编码，只能在被许可的情况下优化，在结尾被重新纳入企业，这种类比恰恰是避重就轻的“绕开本质”与”偷换概念”。
这让作品的表达变成了一种对底层人与打工人的pua，正是大企业的鸡血，每天上班之前的高喊口号与“狼性文化”，甚至也是“社会”本身的麻痹：安居现状，不要不满和反抗，你也能获得美好未来，你在送外卖，他在开豪车，你们都有美好未来。事实上，从高潮的比赛段落中可以看到，作品也有这一层的隐约暗示，但它在表层的直接内容上却是完全含糊甚至反向的，不停用个体聚焦、“算法”象征等手段去强化“真情互动与处境逆袭”，从而刻意地淡化观众对现象背后“整体问题”的察觉与思考。
这就非常恶劣了，它不仅没有强化主题，反而是在故意地模糊主题表意，甚至反过来去削弱、扭头、“澄清”，根本就是文艺创作核心诉求的反向，其中对主题的暧昧暗示也成为了功利性的“沽名钓誉”，传递----无论出于各种形式---信息本身的重要性让位于“对惹不起存在”的体谅、体察、配合、安抚。它要淡化大企业和“社会”的负面形象，甚至由于“无法扭转负面”而干脆让其“不怎么直接存在”，程序员上司只在序幕里，外卖上司至多只是站点领导，且还多是“欣慰微笑”，而第二个程序员上司则只在结尾，还给予了---或许是唯一真正切实有效的-----男主角以扭转的机会。它想拍“批判书”，考虑到客观现实，我们能接受它的“不太够力”，它却拍成了“洗白书”，就像是《脱口秀大会》上的艺人一样，表面上是自黑的文字，实际上却想洗白污点，而本片甚至连“文字”都比脱口秀文案更加潦草、保守、不触及哪怕表层的”污点现象”，只在送外卖的蒙太奇里稍纵即逝，生怕多给一分钟的镜头，以免让观众的思考推进一点。
我们当然不绝对要求他的解答，但至少应该始终呈现现象，而不是转移矛盾、含糊焦点，转到一个易于开解的局部角度上，“不成立”地予以不扎实的解答，这是对问题本身的避重就轻，甚至有意淡化，也必然带上了更加功利性的“沽名钓誉”意味，既要给观众提供满足的正面离场感，廉价地制造他们共情的困境再“不存在”地解决，也想要被称赞“敢拍，有态度，有社会观察，有思考深度”的艺术造诣。
更甚的是，这一次的徐峥甚至连“局部现象”都呈现得浮皮潦草，只是在制造一个个的走马观花之景，用“快节奏”去象征“现实生活的愈发逼迫”，却不过是对主题的包装而已，更直接层面的作用却是截然相反的，是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蜻蜓点水””式处理的合理化伪装，让他能够用那些瞬间去佯装批判、故作深刻，甚至还因为“快节奏”而具备了艺术效果，实际上却根本不做深入，哪怕连观众的注意力都在快速带过之中无法集中，这种处理也是本片整体架构与宏观设计中想要达成的真正目标。
他给出了潜在的“宏观呈现“，似乎想达到”反讽”，但又在更多的直接处理中进行反向的扭转，从具体段落与事件中情绪氛围的迅速转向，到主题表意设计与概念的“正面赋能”，“逆行”从外卖员被算法与生活驱赶的生活境况不升反降，具象化的“为了算法不得不违规”，变成了“对生活最基底的下沉，对真情的重新正视”，“生活现实环境”变成了“算法”，“车祸”从被迫的违章超速逆行结果的“负面且难解之困境的极致形态”，变成了“”我们从不违章“的“对于美好努力的模糊且必然被解决之阻碍”，“加快节奏”从“被迫的加速”变成了“朝向生活美好的主动快步”，也将执行环节的“对困境事件的潦草带过”从叙述缺陷与锐度不足变成了主题表达的形式本身。
这也对应了作为解法的“将被动变成主动”，困境从纯粹的客观社会的存在延伸出了”主观上的不接受现状”之自我认知的内心层面，由此可得到主观扭转的变化。这样一来，客观生活推动下的被动”生活境遇下行”变成了主观层面的“需要主动接受之事”，由个人观念的主动接受引发客观生活的”基于下层的更好”，但这不过是一种不成立的说辞，快节奏永远都会是客观存在的被动推力，而主动引导掌控的快节奏则只会存在于影片概念化叙述的象征层面，无法沿用到现实生活中，下层面临的各种压迫来源，房价、医疗、教育、就业，乃至于阶层分化对立的现状本身，都是基于客观社会阶段的，是它的存在导致了人物必须去设立目标，否则就会陷入困境，是“客观现状”决定了“主观思想”，因此不能以后者的变动反过来优化前者，这是用“唯心”包装“唯物”的有毒鸡汤与低等童话。
因此，它最终能给出来的，也不过是童话程度的个体小样本胜利之答案。男主角动用了超越大多数外卖员能力的“编程”，通过改编app赢得外卖员的胜利，随即更是不做停留，让自己回到外卖员之上的“写字楼大公司”阶层。“主观接受下层并努力，客观下层就会更好”是明面的答案，但客观情况决定了“下层不会更好”，只能是在奇迹个案的情况中“回到上层”，大部分则无法跃升。
它将不同角度、层面的“整体”变成了“个体”，简化了问题，而个体也必然是更容易解开的，于整体而言却不具备参考价值。它知道这才是确切的现实解法，从能力到生活环境，因此只是暗示性地引导其意，想让人夸自己的“机智反讽，暗藏机锋”，在更直接的正面内容上却淡化、扭转它，制造完全基于“外卖员”的虚假梦幻之胜利，连“算法”本身都是对更普遍生活境况的一种概念化象征，而“改算法”带来的生活扭转也就相应地成为了非普适性的“奇观”，与其代表的片中各种解法方式一样，都是依靠极端个体引出的极端个案，甚至没有具体的解决，只有主观情绪带来的朦胧希望，是用廉价情感共鸣带来的“情绪落地、事实浮空”，由此将叙述一带而过。
它只能停留在“制造梦想”的戏剧创作里，或作为戏剧创作素材的现实奇迹。奇迹正因为稀少，才在其主角的英雄化之下具备了戏剧创作化的前提，但现实主义的创作却要对接普遍现实，并非它的“个案呈现，奇观困境，奇情引导，奇迹开解”。
它的大部分处理思路就像高潮时被压榨算法与公司一点奖金驱赶，为了救命钱而不惜命奔波的“努力值得更好的生活”一样，是对于被迫人生的一种虚无正面化，由此给予不真正存在的纯情感层面解法，无助于客观现实，甚至不反映客观现实，而是反过来去“洗白”它。外卖员与其代表的现实生活困境，原本是一种无奈而被迫的存在，哪怕不算“不平等与有意压迫”，至少也是亟待优化的客观问题，但本片却把他们变成了基于人情与个体主观意愿，用事实上不应该的“拥抱接受”之生活态度、彼此之间的努力奋发与扶持情感，即可获得扭转希望---而非“结果”，因为它也知道这不可能---的简单课题。这无疑过于恶毒，也过于脱离现实了，此前的徐峥还在以一定程度的“自己”作为对象，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中年男人，这个群体与他有内心共性，因此多少能让作品的呈现带有一定的真实性，而对象的生活相对稳定也带来了相对较强的心理承受力，困境被“正面化解构，轻易化应对”的情绪反应也会比较弱，群体较少而不掌握大体上的舆论话语权。
但这一次，他的“诡计”程度升级，“恶劣”程度也升级了，同样是中年男人为切入点，却触及到了外卖员代表的更底层群体，离他更远，困境也相应地更加深重，因此其非真实性与引出的恶劣度更大，无异于把生活所迫、行业不容的街头卖艺说成是为了纯粹艺术而献身，而群体基于个人经历感受的违和感与“被曲解”情绪也会更加强烈，让他的主题表现水平更差，观众负反馈也会更大，翻车可能性也更高。
这也说明了它的创作初衷，不是真的想反讽“夹带私货”，而仅仅只是想硬贴一个“引你认为我在反讽”的可能性而已，是完全保守表达之中的“搏态度要口碑”，功利化的沽名钓誉。哪怕它仅仅只是呈现现象而不做解法，或者不立足于现实主义调性，都不显得如此恶劣。夸张点说，哪怕他就是赤裸裸的消费“蹭”“底层人，都算是一种不掩饰的真诚”吃人血馒头”，接受所有人对自己的负面反馈，赚到观众所见即所得、自己应挨骂尽挨骂的黑红票房，或者干脆就用完全离地的方式去提供彻底的虚幻过程与造梦结果，也算是直白的“灌毒鸡汤”，让观众自知一切地获得最明显的暂时慰藉之梦。而本作的种种包装与扭转操作，却让他变成了最恶劣的既要又要，既要“吃人血馒头”，还要“喝毒鸡汤之后叫好”，不仅要票房，更要绝对正面舆论支撑的票房。
比起以往的作品，《逆行人生》无疑更差也更“动机恶劣”。动机如前所述，而在具体的戏剧创作上看，它也缺乏最基本的过渡，在各种事件中快速转换，由此丢失了其润滑出来的合理性，有过渡才能让每个情感的“困境生活开解点”与观众的共情得到优化，变得更像是正常剧情与顺遂共鸣，而非廉价的“走马灯”和基于个人生活经历的”自我感动”。这种模式毫无细节可言，只是刺激奇观式的生活“闯关游戏”。
它给出来的是廉价的生活困境与观众共情，和观众生活差不多的人物，面对差不多的困境，几分钟闯一个关，由此提供廉价而频繁的共情开解。它应该有过渡，围绕一个核心困境打造数个阶段性事件去升级，起伏到开解，由此形成真正基于戏剧本身的共情深入，现在则只是堆关卡，共情来自于你和他的先天契合，是你自己的体验经历，而非他给你的戏剧内部输出。
这是徐峥在每部作品里的的”滑头”，他会找最下沉最广大群体的最共通情感部分与生活困境，作为基础人设，然后不停堆砌重复的“关卡”去强化困境设定，让人在感动之后还会觉得片子好像不错，实际上只是一种“你是打工的，他也是，你有个妈，他也有，他和他妈抱着哭，于是你也哭了”。
具体到“送外卖”这个切入点，也同样体现着徐峥的滑头。外卖员徐峥跑着一个一个的外卖单，困在平台算法的压榨里，只能被动地赶时间。中年男人徐峥迎接着一个一个的生活困境，“中年现实”本身就是人生的算法，在压榨着他，让他被动地应付。这个框架让他可以“顺理成章”地去加快节奏，罗列多个事件而非深入某一事件，以“社会群像浮世绘”去包装“哪个也不说实在”的“表面化”本质。更进一步地说，“送外卖”在作品里被呈现成了“组团”的形式，每个外卖员都各有鲜明形象，性格又多“离地”，让普通的外卖组织变成了民间个性组合一般的存在，这让它接近于“奇观”而不是“日常现实”，给观众的奇观之娱乐化体验也大于深刻的生活感受，情感层面也如是，用一个个的极端化困境与极度浓郁的情感共鸣去提供解扣，是“奇情”。
“外卖”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包装。如果没有外卖算法这个对应存在，只是集中呈现中年男人生活的部分，那么手法的潦草就会暴露无遗，单纯罗列凸显出其单薄感。所以，他需要算法这个对应进行包装，似乎丰富了内容，而且也直观地借助了众所周知、非常清晰的平台压榨外卖员的社会事件。然而这就是个肤浅的困境外卖单的闯关游戏，对中年人生现实的困境只是罗列，深入程度就像现实里的外卖员跑单子一样，对这人而言仅仅就是“时间不够了得加快速度”而已，没有更多挖掘的东西。靠现实外力给“中年人”部分做加持，以量来对冲深度比以往作品更甚的“浅”---所以感觉比徐峥以往作品还浅还赶节奏----不停地凑困境事件，总能有一个挨上观众自己的生活情况，然后形成共情。
大胆点说，以目前的呈现水平来说，外卖员的部分可能就不是徐峥真正想拍的东西。他如果想拍这个，那他反而有野心，而且必然也能拍的好一点。他加入这个概念，就是为了给单薄肤浅过度的中年男人生活部分做包装美化而已，“你看我找到了外卖员，算法，多有思考”。
更重要的是，这个包装会让他变得更加奇观化。他始终需要找到一个“脱离日常现实”的切入点，作为观众感兴趣、去体验的契机。而他又不想真的深入那个奇观化的非日常选材，那需要更多的了解成本、更高的创作努力，因为观众太不了解了，只是因为好奇而进入罢了，却没有先天共情基础，需要他真的靠作品本身去打基础、发展升腾，他的能力和诚意不足以支撑做到这一点，反而是需要对最下沉、广泛群体的最共通生活部分的对接，来形成基于观众现实的先天共情点。
所以，在徐峥的作品中，“奇观和奇情”只是设定，是对“广大与日常”的人物内核的一种外在身份的包装，前者只提供情景，后者才是境遇。他的每一部作品，泰国冒险，马来西亚冒险，中俄班列冒险，现在“送外卖闯关”，都是非日常的，但每个主角实际上却都是“家庭和事业受困的中年男人”，都是亲情爱情事业受挫之人。但是，如果真的是针对“亲子”或者其他的现实日常切入点，表里如一地“落地”，他又做不到那种“平凡日常里见真情”的创作效果。
对于“非日常之奇观”而言，他缺乏对某一细分的自己不了解之事的思考能力与诚意，对于“日常平凡”而言，他则缺乏对日常生活、特别是“平凡生活”本身的直视和意愿。这让他只是用前者的形式去象征、映射、包装后者的本质，用前者具备的离地去绕开后者需要的“深度”，而开解点则是由前者事件引发、立足后者本质的“正面情感”，且由于对二者呈现的均不不够力而停留在廉价的层面，更多依靠观众看到与自己吻合的表层场景设定的自有体验调动作为补充。这就定义了作为电影人的徐峥。沽名钓誉而又想赚钱，充满小算计而无大灵感，甚至没有创作者的基本诚意。
由此可见，徐峥无疑是陈思诚的“极端形态”，更加不真诚，也更加沽名钓誉。陈思诚在大部分时候只是给你纯粹爆米花的商业娱乐而已，他是明牌的真诚“给你刺激”，而徐峥则更进一步，他没能力站着挣钱，又想得利又得“站着有质量”的名，所以包装真诚。
他当然有天赋，但这是作为项目产品经理的天赋，是“拿捏观众”的天赋，而不是作为电影创作者而去“诚待观众”的天赋。这让他的作品走上了微妙的道路，作为“电影”越差，恰恰也意味着其“天赋”发挥的越强。《逆行人生》是一个阶段式的”高峰”，而他的天赋是否依然有效，就要看中国观众的观赏水平进步程度了。
他更多的创作天赋永远是在作为演员的表演之上，或许他应该更踏实地去当一个演员。毕竟在《逆行人生》里，“困境深度”的传达几乎全靠他的表演。
但问题是，出于先天的“算计”性格，他似乎更愿意将表演的天赋发挥到综艺节目里，因为那里显然更能来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