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开恩同志
民国时期,如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刁翎镇境内黑背一带的山沟里,散住着20来户开荒占草的居民,当时这些乡亲们以拣黑菜(木耳)、花脸蘑菇等山菜为生。因为这里满山沟里只有一个人识点字,所以每逢年节或有婚丧嫁娶时,需要写对联、读信写信等等,这时候人们就去前会老聂家,找那个唯一识字的人聂老三,久而久之“聂大学生"的绰号,就在这个偏僻的山乡里传开了,聂老三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这一带的名人。这位聂老三的大名叫聂开恩,在抗日时期,曾化名为景连生。而后来我党在此重要的抗日地下联络站"聂家床子",便是由他负责开办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刁翎地区有"打一面"、"太平"等胡子队,还有自卫军等,在这闹得很凶。日本鬼子侵占刁翎后,于大头的伪军也开到这里。这一带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为了躲兵患匪祸,聂开恩全家从老黑背(新发屯)搬到黑背南山头的沟里,和老许家同租赁李开发家的房子,并且租了2垧地种。他们房后是座小山,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甸子东头住着老邢家。当时黑背只有散居的采金工人和农户。
聂家既种地、“沙金”,也伐"顶子木"卖。北甸子有个徐二财东,是管采金的把头。不久,我党便派人来到刁翎地区开展工作,来人是一名叫何(赫)福林的人,大伙都称他为"何先生”,小伙约20岁出头,长得一表人才,还挺能讲,据说是从苏联那边来的。
他先在马桥河沟里(即今马桥村)落脚,住在猎户的小土房里。他先后把刁翎南东沟屯的姜云飞(又名姜腾蛟,是民国年间的大学生,其外号姜大唠唠)、刁翎街的“白大学生”、“梁大学生”等有文化的青年人串联起来,又把徐二财东帐下采金的李禄(外号李锉子)和邢亚杰等工友联络来,组织起了"抗日救国会"。老何后来又搬到老聂家住,经常外出,到别处开展抗日救国工作。
聂家住3间房的西头,东头是许有忠家,两家都是南北对面炕。老何经常找来一群群青年人,教唱国际歌,讲苏联社会主义优越性,宣传中国也要革命,要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等道理,还拿来传单散发。有时,老何与聂开恩到黑背街里的私塾,找教书先生祁克回,宣传抗日救国,向青少年学生灌输爱国思想,使这些人提高了觉悟,纷纷上山投奔抗日部队。
一次,老何组织姜云飞和李禄等青年在聂家北炕上开会,听到日本鬼子从北大沟上来的消息后,赶紧收拾利落,纷纷从后窗户跳出去,奔上后山,钻进杨树林中躲藏。聂开恩的二哥患重病,又胆小怕事,常对母亲说:"老疙瘩(指聂开恩)联联(联系)这些人可了不得,太危险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基层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
聂开恩也发展了一批抗日救国会会员,有下林家的林秀清,源发的李德龙、李德春,小二道河子的李开恩、李广芝和金矿工人聂大脚、刘大辫和张九龄等。当时抗日救国会的任务是发展会员,向地主收取爱国捐,凡是能主动为抗日军民捐献财物的,都给开张字据,证明其拥护抗日,否则,按汉奸对待,其浮财全部交出,作为抗日费用。车马上山,凡有募捐票子都放行。不肯援助抗日的财主,车马进山,往往会被抗日部队给扣留下。当时黑背一带财东把头,多数是爱国的,积极捐助抗日军民,只有少数败类串通日寇。
1934年,聂开恩当上了黑背一带的抗日救国会会长。那时他才20来岁,精力很充沛。当时大家都感觉到,老聂家经常有男男、女女进进出出的,时间长了,难免会被人察觉,便决定开个小床子(杂货铺)。于是,聂开恩和老唐家、会员林秀清及一户姓刘的亲戚合伙,买座大马架子(即一门开门,半地下式的草屋),购进烟酒糕点,日用杂货,开了小铺。聂开恩搬进小铺,当售货员。我党的地下联络站“聂家床子”,就这样办起来了。
不久,经老何介绍,聂开恩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刁翎地区党组织的组织委员(也有资料记载为宣传委员),老何任区委书记,李禄跑交通。"聂家床子"也由抗日救国会的活动点,发展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地下联络站。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八年,抗联八军、三军、四军二团、五军一、二师在刁翎地区打游击,经常通过"聂家床子"取得联系。聂开恩等人,多次为抗联部队传递情报。凡重要情报,都由聂开恩亲自负责送到抗联各密营地。
侵占我国东北的日寇
“聂家床子”开张后,为了发展抗日救国会会员,聂开恩又和10来个要好的人结了拜把兄弟,他们中多数和当地财东有亲戚关系。老大姓毕,老二老三姓王,聂开恩排行老四,老疙瘩(最小的)姓徐。他们跟爱国青年往来,联合起来进行抗日斗争,跟财主打交道,收爱国捐,支援山里抗日游击队。通过聂家床子的多方联系,黑背地方抗日救国会会员很快发展几百人。抗联各部队在这一带活动,也都通过“聂家床子”给联络。
1935年至1936年,王晶姝(林一,滕代远夫人,腾代远同志:中国工农红军早期创始人之一,我军的领导者之一,新中国人民铁路事业的奠基人)从依兰来黑背一带活动。她当时还是位年轻的姑娘,中学生,会吹口琴,当时就住在聂家。教青年吹琴唱歌,多是用东北流行曲四季歌调,编上宣传抗日救国的新歌词,鼓动群众起来投身火热的抗日洪流中去。
王晶姝虽未婚,但是为了革命,竟在头上挽了个当时只有已婚妇女才会有的发髻,和聂母扮成婆媳,挎着篮子,里面装着宣传单,深入到学校和金坑宣传抗日道理。在她的带动下,聂桂珍、祁淑良等妇女,也参加到了抗日游击队当中。
与日寇作战的抗日志士
由于抗日联军成年累月在山里活动,医疗条件很差,战士们一旦负伤,往往需要调养很长时间才能好,这对行军打仗都很不利。为使受伤的抗日战士尽快康复,重上战场,"聂家床子"又多了一项接收伤病员的特殊工作。有一次,经老何介绍,“聂家床子”接待了一名抗联四军姓李的伤病员,在聂家住了三个月,痊愈后又由"聂家床子"联系返回部队。还有位大个子老头,是抗联五军的副官,常到“聂家床子”送信。
后来“聂家床子”那名刘姓的亲戚,将股份抽出回关里了,另一股林秀清是有钱地主,各处混得很红。伪满时,黑背街里大烟馆、妓院挺多,伪军官兵经常出入。林秀清常同他们来往,聂就利用这些关系,掩护“聂家小铺”开展我党领导的地下抗日救亡活动。
一九三五年秋,中共五道河子地下党组织派人运来四捆抗日报刊和宣传品,有《救国时报》和《前哨》等各种刊物和传单,要求"聂家床子"负责送往勃利县。这是相当困难的任务,日本鬼子在各交通要道都设有检查站,过往行人一律严加盘查。一旦查出反日传单、刊物就会被捕入狱,牺牲生命。
于是,聂开恩决定利用林秀清跟伪军驻刁翎街的迫击的一连王连长要好的关系,运出这批物资。聂开恩找到了林秀清请他帮忙,林秀清虽然是一个财主,但他有一颗爱国的心,又是抗日救国会会员,便痛快的答应了和聂开恩一起完成这个任务。后来二人乘王连长带队到勃利县拉军装之机,将这批传单报刊塞进装木耳的麻袋中,林秀清换上伪军装束,随车押运,聂做商贩,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期间,聂开恩曾多次为抗联组织和联络站递送抗日救国传单、刊物等。
那时,刁翎区委归吉东省勃利县委领导,而刁翎黑背地方行政都属依兰县管辖。聂经常做地下交通,来往于前刁翎(建堂乡)、黑背、双河镇之间。1936年后,老何同志派王晶姝、傅振声等同志去苏联学习,不久,老何也去苏联了。
勃利县委后派鲍林同志来到"聂家床子",接替赫福林领导刁翎地区的工作。鲍林同志从勃利县大四站(县委所在地)来到“聂家床子”后,化名宋台武(也有资料记载为宋占武),人称“宋先生”,住在小铺里,表面上是戴着近视眼镜的“聂家床子”管帐先生。鲍林同志在"聂家床子"工作到一九三七年秋离开,此后由聂开恩直接负责"聂家床子"与抗联部队的联系工作。
1936年春天,宋台武同志用美浓纸写的伪证明书,缝在聂开恩棉马褂领子里,要他亲自送往双河镇。早晨,聂买了光头饼子,背上背架子就上路了。刚登上去二道河子的大岭,就看见日本鬼子从西河口迎面偷袭黑背街来了。有个与聂同路的小伙子,惊叫一声"不好了!日本鬼子来了!"便慌慌张张爬山跑了。聂没来及逃,被日本鬼子围住了,搜身没发现什么,把光头饼抢去分吃了。不多时,日寇大队赶到,翻译问"干什么的?"他说去双河镇买洋蜡。日寇放他走,继续往黑背开去。聂到双河镇后,找到中年妇女,对上接头暗号后,把信送到在邮电局当雇员的何同志那里。
吉东特委的组织架构
1936年秋冬至1937年春,“聂家床子”紧密配合抗联两次攻打黑背日寇金矿局。第一次是二月,攻打黑背金矿局,缴伪矿警队50支枪。战前,抗联五军二师刘曙华主任写信,聂开恩送走的。信的主要内容是向矿里索取黄布3匹。第二次是抗联五军二师四团,杜吉臣任四团长,带领化装的抗联手枪队40余人,白天大模大样开进黑背街里,到“聂家床子”地下联络站找聂开恩说:"今晚我们准备打黑背金矿局,日本守备队只有80人。你派两名抗日救国会会员把电线杆放倒,割断各条线路,配合武装行动。"聂说:“行!"聂开恩把手枪队的同志,分散安置在小铺周围,给做的大米饭和大马哈鱼匹子煮豆腐给大家伙吃。
聂向杜团长介绍了这里的情况,又陪同杜团长到黑背日寇金矿局周围详细侦察一番。夜幕降临时,聂开恩找到了在金矿抗日救国会会员张九龄和许有忠二人,向他们交待了任务。他俩趁黑天用锯拉倒电线杆,用大斧子将电线砍断,顿时黑背金矿局一片漆黑,电话也不通了,杜团长马上指挥队伍向黑背日寇金矿局守备队进攻。
侵华日寇的服装及装备
同时抗联八军从西门,抗联五军一、二师和抗联九军等队伍从南面一齐冲锋。因为日寇筑有很高的围墙和坚固的炮台,部队与日寇激战了许久,也未攻下,未避免附近的敌人增援而陷入包围的危险,部队只得无奈撤出战斗,但此战也狠狠地打击了日寇,灭了灭敌人的嚣张气焰。
但第二天一早,黑背却传出了消息:“抗联打了金矿局,抢了西头聂家床子。"这里有个小插曲,其实是谢文东(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军长,1939年3月叛变投敌,1946年,所部被东北民主联军击溃,11月被俘虏,12月3日,在勃利县经公审被枪决)部队里,有些人过去干过“胡子”,军纪较差,等退下来时,这几个家伙敲门(当时“聂家床子”是秘密进行活动的,大部分人不知道),向聂要了烟和酒,并抓走些钢板零钱,临走时还向棚顶放了几枪。这么一闹腾,反而对“聂家床子”无形中,起到了一种保护。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抗联将领周保中、柴世荣、刘曙华、王克仁、王光宇、郭铁坚(郭成文)、杨绍臣等同志都到过"聂家床子"或聂开恩家,与他联系。在联系中他们大都要求"聂家床子"帮助购买枪支、弹药和服装。这样,在这段时间里,"聂家床子"又暗中做起"军火和服装生意"。
我抗联官兵的服装
那时子弹不好买,为了买子弹,聂开恩通过一位把兄弟,和抗日救国会中一位名叫纪明才的老乡、伪军六连的范排长,以及金矿工人王庆山共四人结拜"干兄弟",拜范排长为长兄。后来范排长以打仗谎报消耗的方式半麻袋半麻袋地往外卖子弹,然后经过把兄弟转手由"聂家床子"收买,钱由"聂家床子"平时经营的盈余钱支付。
买来的一批批子弹,由聂开恩派抗日救国会会员纪明才的内兄老李和许有忠,用车往荒沟一带抗联游击队驻地偷运。有时,由抗联地下交通员李禄到"聂家床子"带领聂开恩等人夜里背着送去。有时零星随时捎出。除了收买子弹外,聂家床子还设法买到了一些枪支,随时偷运到抗联驻地,或抗联来人取走。
周保中将军
为了给抗联部队购买服装,"聂家床子"常常以出床子作买卖的形式,将刁翎黑背街里其他几家店铺里的绒衣用"包圆"方法全部买来,再悄悄地转送到山里抗日游击队密营。这期间黑背已经发展成一两万人的闹市区,店铺有几十家。"聂家床子"经常大量买进服装的事也引起一些人怀疑,好在聂开恩人际关系非常好,黑背街上各家铺子的老板明知聂老板的买卖里有文章,也都心照不宣,为他保密。
这些老板们作为一名中国人,为能间接地给抗联战士做点好事支持抗日斗争,也感到心里高兴。这样虽然日伪宪警特务们查了几次,但都没有查出破绽。"聂家床子"为抗联部队购买和运送弹药、枪支和服装的工作,一直坚持到一九三九年抗联大部队离开刁翎地区。
“聂家床子”虽然经营烟、酒、糖、茶、油、盐、米、面及日杂服装等,但不为赚钱,主要是为掩护革命活动。"聂家床子"经常赊帐交人,对待一些贫困人家的长期欠帐,干脆就不要了。同时"聂家床子"还免费为民众代办邮递事务。当地群众一致赞扬聂开恩为人忠厚老诚,是个热心肠人,这就更利于他开展地下革命工作。有时,他趁深夜记帐,给学校学生抄写抗日歌谣。1937年秋,宋台武接到上级党组织的命令,离开了黑背,临行前,宋台武传达了上级的指示,今后“聂家床子”(指聂开恩)直接与抗联五军党组织联系。
抗联五军官兵使用过的物品
"聂家床子"从开业以来从未分过红利,往日赊出的账全由聂家一股承担。盈余的钱都用来为抗联购买物资了。从一九三八年开始,抗日联军的斗争进入艰苦时期,"聂家床子"的股东林秀清和老唐家也都抽股走了。为了做好地下工作,聂开恩决定独自一股也要把"聂家床子"开办下去。
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聂开恩又将“聂家床子”迁进新买的一所大马架子里,里屋住着采金工人王德荣和姓曹的。老曹与日寇金矿局的赵稽查是亲戚,便于了解日伪内部情报和联系金矿工人群众。为了扩大抗日力量,经研究,由老曹和赵稽查说和,给聂开恩在金坑又弄了个稽查的职业。金坑稽查责任是监督工人掏金,有不小的权利,然而聂当稽查是为了革命事业。
聂开恩利用这一职务联系金矿工人、群众,积极主动的接触日伪人员,收集日伪内部情报,及时传递给山上的抗联部队。这期间聂开恩一边坚持经营"聂家床子",一边深入金矿秘密发动工人、群众,进行抗日爱国斗争。平时他尽可能地帮助和照顾淘金工人,从不接受人们送的"礼份钱",结交了很多工人朋友,在工人中发展了一批抗日救国会会员。
1938年,黑背日寇金矿局总管事林喜回国了,金坑封了。聂在黑背街道北马架子出货床子。不久黑背又来了个叫阙玉坤(李海山)的人,人们都叫他老阚,他在道南梁家铁匠炉门前烧大茶壶卖水。聂通过梁家炉的侄儿梁彦章认识了老阙,后得知老阙是地下工作者(曾任穆棱县委书记),聂开恩便很快和老阚接上了头。不久一名叫王德新的人,搬到了刁翎的源发屯居住。因为他和老阙原在林口一带做地下工作,便经常来黑背给老阙送茶,于是聂又认识了王德新。
刁翎地区黑背金矿党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有从勃利方面发展过来的,也有从依兰方面发展过来的,但不轻易来往。老阙曾在林口鬼子宪兵队里受过刑,让小鬼子把左脚踝骨烧坏,腿肚子溃疡变成瘘疤,所以腿瘸。不久,又来了了日本鬼子接收黑背金矿,修采金船,招收工人。林口日本守备队曾刑讯过老阑的鬼子安藤,转到勃利县宪兵队,有一次这家伙化装来到黑背金矿时,发现了老阙,就派三名分别姓杨、王、佟的特务,以拆金船为名,对老阐实行监视。
侵华日军的武器
老阙搬到街东头旅店里住,每天挎篮子以卖烟卷、抽签算卦、刻图章为业。姓杨的日本特务也住进这家旅店,主动与老阙亲近,谎称自己在关内当八路军时被鬼子抓来的,还拜老阙为干爹,生活上非常体贴老阙。老阙信以为真,被麻痹了。
“聂家床子”不久又新买两间房,并加盖了一间房,把全道北的马架子屋让给老阙去住,他们搬道南了。老阙一方面走街串巷收集情报,一方面组织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他经常在后屋的炕上给大家上课,讲苏维埃革命理论。日本宪兵队长安藤指派那个姓杨的特务,经常带着几个特务也混入听课人群中,日特一直跟踪了老阙半年之久。
我抗联被服厂曾使用的物品
1938年,抗联各军正筹备打破敌人包围圈,西征到五常、舒兰等地远征计划。抗联五军二团团长杨绍臣派军部副官聂禄和韩德贵,来到了黑背找聂开恩到前刁翎的靠山屯里去开会,途中听到马桥河方面枪响,原来是抗联王荫武部队的密营被日军包围了。聂赶到靠山屯时天色已黑,妇女团战士来盘问:"干什么的?"聂说:"找吴副官。"她们领着聂见到了杨绍臣团长和吴副官。
这次开会的目的是研究远征。会上决定让聂开恩把事情处理完,半月后再走。第二天早晨,聂开恩在返回途中,听老百姓讲日本兵刚过去,抬两台缝纫机,是从王荫武密营里搜出来的。不久,关师长(关书范,时任抗联五军一师师长,后企图叛变被枪毙)派聂禄从样子沟(现刁翎的民主和跃进村)来到黑背“聂家床子”,取走了新买的手枪,并对聂开恩说:"如果形势太紧,你可以随军走....."。聂开恩因为事情还未处理完,所以打算冒险继续留下来开展工作。
不久因陷入敌人重兵围堵之中,我军西征计划失败,抗联有些队伍又陆续撤回到刁翎地区。而这时,那个姓杨的特务鬼鬼祟祟的行迹,已经被聂开恩有所察觉,而且有些爱国群众也开始反映这家伙可能是日本特务。有一次老阚生病了,聂开恩前去探望老阚病情,正谈话时,这个狗特务突然从后窗窜进屋,假说是送药,实际是监视他们的言行。因此,聂与阚二人发觉后,只能多加小心防范此人。
抗日时期的武器
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抗联部队进行了第二次的突围战斗,冲破敌人的包围离开了刁翎地区。以前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救国会活动,有抗联武装部队做后盾,各项募捐活动很活跃,汉奸特务不敢轻举妄动。抗日部队突围后,日寇大队开来,汉奸特务便猖獗起来,在日伪统治的高压政策下,抗日救国斗争遭受严重挫折,"聂家床子"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但是聂开恩仍坚持领导当地的抗日群众进行斗争。后来聂开恩和阚玉坤一起,把抗日救国会里的骨干成员梁彦章、陈尊荣、韩得贵、艾立国等人重新组织起来,继续开展秘密募捐活动,并想方设法支援留下来的各支抗日小分队。
1943年7月7日(农历六月六)鸡叫时,“聂家床子”四周布满了日本宪兵和特务队。这些小鬼子,是由安藤亲自带领孙宪补、徐宪补和日寇宪兵10多人,从勃利县乘汽车赶到黑背进行大搜捕的。日寇如狼似虎地冲进屋里,立即将聂开恩戴上手铐,三个日寇把他拖到南门外。接着,聂家被抄,贴上了封条。聂被绑架到于三麻子谷地附近,被抛进废淘金坑里,逼他蹲下。不多时,又陆续抓来了老阐、老王头、梁彦章、梁振芳。
日伪袖标
天亮后又从刁翎方向开来两辆汽车,车上押着赵信、黄老四、老康、王德新等,日伪军把他们个个反扣双手双脚,抛到车厢里躺着,然后盖上帆布,车厢四周坐满日本鬼子宪兵和翻译,快到中午时,众人被鬼子拉到勃利县。当天,日寇宪兵又在汤原县抓来了“王家床子”的老王头的姑爷董国章。下午三点,他们也被押到勃利县的日本鬼子宪兵队。
鬼子宪兵队在勃利县城西门外路南,周围土墙一米多高,墙外是二米宽、一米半深的水沟。监牢是三间,中间大两头小,外钉四寸木方子的栅,像公园里的兽笼子似的,里边是木板大铺,大小便都在屋内。聂开恩和董国章关在西头小屋里,老阙被关在东头小屋里,其余的人都关在中间的大屋里。
侵华日军
第二天早晨,敌人开始审讯了。聂开恩和老阙先被拉去审讯,连续四昼夜反复提审,不给吃喝,不准睡觉,不审时,也叫站着,打盹就用棍子捅。鬼子使用的酷刑很多,比如用白布蒙头,绑在老虎凳上,用竹鞭抽。用大壶灌凉水,把肚子胀得疼痛难忍。还有上大挂、举凳子、跪砖头。更残暴地是用四楞铅笔夹在10指间用绳子捆紧旋转、用子弹头拨肋骨等等,搞得受刑人血肉模糊。
聂开恩和老阚是鬼子眼中的要犯,受刑最重,他们互相悄悄勉励着:"我可什么也没说呵!你要顶住啊!"就这样两位英雄被鬼子提审了整整27天,小鬼子愣是什么也没问出来。敌人看硬的不行,又来软的,说:"你们有家有业,快招了吧!家里人捎信说,快说了好回家团聚。"接着,又抓来了黄老四的妻子、梁彦章的妻子和老马头。
有个叫徐铁民的宪补,别看不是鬼子,但比小鬼子还恶毒,当有人被上大挂时,这个坏蛋竟然把燃烧着的烟头往人的肛门里插。大家每次受刑后,双手麻木,连饭团都接不住,难友们互相喂水喂饭,互相劝慰至死不招供。
侵华日军屠杀我国同胞
后来,敌人派进特务装成被捕的抗联诱供,但很快就被众人给识破了,大家就借故打骂这家伙,狗特务受不住赶紧狼狈逃走了,使敌人的阴谋破产。
小鬼子坏心眼花招还挺多,有时候白天拷问不供,安藤这个鬼子晚上就坐在身边和你唠家常,企图用人情软化,或者在你饥饿难忍时,送来小豆加糖的糕点等。但即使就这样,狡猾的敌人也是一点口供没得到。
而聂开恩等英雄们,每逢被鬼子押去服苦役时,他们都仔细观察四周环境,伺机逃跑。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地方,在牢屋北门院子里有花池,往东是土围墙,有个小角门,是唯一能逃出虎口的地方。
日寇宪兵大队长叫铃木,安藤是二把手。铃木多用软招哄骗,安藤软硬兼施。晚间提审,常常把犯人剥得一丝不挂,把衣服堆在屋角,吊打非刑。安藤累了就在北窗下三条并列的木凳上仰卧抽烟,徐宪补常登上架案躺倒抽烟。屋里地板,两扇板门,中间有铁拴。
日伪在铁岭河的监狱照片
1943年8月4日(农历七月初四)的后半夜,敌人又审讯聂开恩,他就乘敌人休息睡觉之机,将绳索扣窜松了,拾起裤衩夹在腋下,悄悄摸出门外,直奔围墙小角门,攀过墙头,滚过枯壕,顺着南北向大道,往南猛跑开了。他逃到城西南,就拐进旁边大头菜地里,接着又跑进谷地里。这时,他才发现前面是座大房子的废墟,周围都是道路。这时又听到勃利县里满街狗咬、人喊,还有各处道路上出现的日寇和伪警察的跑步声,夜深静寂,骚乱传得很远。
聂开恩躺在谷地里躲了整整一天,想起可到姨表姐夫董国祥家暂避些日子。8月5日,天黑时,他才小心翼翼地摸到街里姐姐家。他在姐家藏着养伤,住了七天,以后又到了虎山粉房。当时因为胳脖抬不起来,怕引起麻烦,就躲到瓜地看瓜,在瓜地又养了18天,身体渐渐恢复了。后来他母亲托人捎信,叫他回老家西丰(现辽宁省西丰县)。并叫人告诉他说:他被捕以后,孙宪补领着五个日本鬼子在他家进行了详细搜查,把他妻子押去进行了审问。
日寇的膏药旗
聂开恩从勃利县宪兵队逃出后,日本鬼子和特务在他家、周围进行封锁和监视,并张贴布告提出,凡能抓到聂开恩者,发给赏金1万元。农历八月初,聂开恩通过重重关卡,受尽打骂凌辱,逃往老家西丰隐藏。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以后,聂开恩又回到了阔別多年的老黑背,重新踏上了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的战斗行列。
【结语】
关于我党领导的抗日地下联络站“聂家床子”这篇文章,本文作者其实很早之前就已查到相关资料,并几经修改最终定稿。之所以迟迟未发布,是因为缺少一个关键性的形象,那就是英雄聂开恩的容貌。因为历史的缘故,许多英雄的照片甚至连画像都十分难寻,之前本文作者的许多文章,只能在实在无处寻找、缺少英雄容貌的情况下进行发布,也属无奈。对于寻找英雄聂开恩同志的样貌,也是经过了很长的道路。之前在资料或者互联网上,找了好久也未找到。本打算放弃就这样发布了,但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可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次就是如此。
牡丹江市博物馆之前作者已经去过很多次,之前只关注过展馆内的展品及照片,对于一入门口的那座圆形的英雄照片墙,之前只是对容易观察的地方仔细看过,而靠护栏的一侧,却未留意过。前几日又去该处参观,当走到左侧靠护栏下方的地方时,“聂开恩”三个字映入眼帘,一下子让我感觉热血沸腾了起来,英雄的容貌终于被我见到了,这种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虽然只是一副画像,但还是让我看到了英雄的样子,并有了本篇文章开篇处的英雄的容貌。
但遗憾的是,暂未查到聂开恩及老阚等英雄后来的经历与情况,待今后有更多线索后,在为大家呈现。向聂开恩、老阚等地下抗日工作者致敬!
铭记历史,不忘先烈,感恩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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