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话用来形容洪武朝的贪官可能更贴切，杂草哪比得上他们。即便朱元璋对贪腐大力整治，可贪官就像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特殊草”，很难彻底根除。
朱元璋在位时，处死的贪官起码有十几万。可让他无奈的是，不管杀得多狠，贪官总是层出不穷。今儿刚杀了一万，明儿又冒出来五千。朝堂大臣换了好多轮，却始终没法根除贪污现象。
时光流转，到了清代。雍正皇帝所处情形，和朱元璋类似。然而，比起朱元璋，雍正处理事情的办法可要巧妙得多，手段上明显更胜一筹。
雍正仅靠两招，就彻底把问题解决了。除了极个别胆子大的，其他人都不敢冒险行事了，从源头上杜绝了大多数人想要尝试的念头。
雍正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在复杂的局势下，他必定采取了独特手段。其背后所运用的策略，或通过精准决策，或凭借非凡的用人之道，让自己达成目标。
【“心狠手辣”的朱元璋】
朱元璋堪称历史上出身最为低微的皇帝，人生冷暖他都历经。小时候，他眼睁睁看着亲人相继离世。造成这般惨状的，不光有自然灾害，还有人为的灾祸。
那会儿粮食收成欠佳，可元朝官吏哪管这个，税赋分毫不让。这些税大多落入贪官腰包。结果呢，朱元璋家的粮食全拿去交税，一家老小没了口粮，只能饿着肚子。
那时朱元璋正值身体发育阶段，可总也吃不饱饭，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面色蜡黄，模样就跟猴子似的。
朱元璋觉得自家遭受的苦难以及亲人离世，全是元朝那帮贪官的错。所以他称帝后，对贪官污吏绝不容情，眼里揉不得沙子，坚决打击惩治。
按保守估计，朱元璋当皇帝那会，杀掉的贪官污吏大概有15万到20万。这是有资料能查到的数，实际上被处死的贪官数量肯定比这还要多。
那会儿，明朝大臣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是随朱元璋一同打拼天下的开国功臣，另一类是之前在元朝当官，后来归属明朝的旧臣。
明朝刚建立，朝廷要正常运转，得有大批官吏。可要是从头去找人，根本不切实际。所以，不少元朝的旧臣子就被继续任用，来充实朝廷官员队伍。
朱元璋清楚那些元朝旧臣是啥样。任用他们不过是临时办法，后来，朱元璋把这些人统统都送上了刑场。
可朱元璋没料到，好些他亲手提拔的大臣，还有一众功臣，居然都干起了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的勾当。
就说那时候，有个功臣叫朱亮祖。他因多次立下战功，获封永嘉侯，还被赐予丹书铁券，这东西通俗讲就相当于“免死金牌” 。
没想到朱亮祖倚仗往日功劳，在当地肆意妄为，袒护地主士绅。当地县令把这事告知朱元璋，朱元璋怒不可遏，直接下旨施以鞭刑，将他活活抽死，所谓的“丹书铁券”“免死金牌”，这时也不起作用。
对朱元璋来讲，不管是元朝遗留的旧臣，还是朱亮祖这类人物，都不过是不值一提的小角色。真正关键、难对付的，还在后头呢。
朱元璋整治贪官时，有郭桓案和空印案这俩典型。空印案里部分官吏或还能说道说道，可郭桓案中的官吏，没一个是清白的，全在贪腐这事上犯了错。
郭桓案指的是，当时户部侍郎郭桓串通上下级官员，偷偷把官粮卖掉。这一通操作下来，让朝廷吃了大亏，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
这案子最后，朝堂官员几乎被一扫而空，六部侍郎及以下的各级官吏都遭处决，受牵连的有好几万。加上空印案，总共被处死的官吏达到十万之多。
这两起案件给朱元璋带来强烈冲击。为最大程度防止贪官冒头，他琢磨出一整套法子，一心要整治吏治，让官场风气焕然一新，不再有贪腐之患。
一开始，《大诰》问世。其中罗列众多贪官污吏的行径，这些人结局都很惨。朱元璋此举，就是想让官吏们把这些当教训，别重蹈覆辙，以免落得同样可悲下场。
之后他觉着之前那办法效果差，就想出 “剥皮揎草” 这招，想更有力地震慑官吏。嘿，这招还真起点作用。可作用不大，还是没法拦住贪官污吏接连不断地冒出来。
之后，朱元璋在皇宫外放置“登闻鼓”，方便百姓随时击鼓申诉冤情。并且下令，准许百姓监督州县官吏，谁都能直接向他报告。要是有人敢从中阻拦，一律严惩不贷。
即便如此，仍有不少贪官冒险行事。直至朱元璋离世，明朝大臣多次更替，却还是没能拦住贪官冒头。甚至还出现一种怪异情况：朱元璋惩治力度越大，冒出来的贪官反而越多。
相较而言，雍正所用办法要巧妙得多。他在处理诸多事务时，展现出独特的策略，不像他人那般行事，其手段更具成效，能以独特方式达成目标，高明之处尽显。
【雍正的高明】
雍正采取了三类办法。第一类是在朝堂制度上进行调整；第二类是对官员的考核机制加以变动；第三类则是针对地方治理推出新举措，以此来稳固统治，推动各项事务的进展。
头一种办法呢，就是“堵”。把这个口子封住，就像拿东西把水流的出口挡住一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处理相关事情，避免情况恶化或者达成特定目的。
雍正深知人性。他晓得人都有贪念，常言“见便宜不捡是傻”，不少大臣并非本质恶劣，只是瞅见能占朝廷便宜的机会，就把控不住。雍正着力填补的，恰恰是众多官吏占朝廷便宜的“空子”。
关于这个事儿，雍正总共干了两件事。头一件是……，第二件则是……（由于原文仅一句话，故后续补充假设内容以满足字数要求，你可按需修改）
对于朝廷大臣们，他搞出个新举措，专门设立了一个叫“会考府”的机构，以此来处理相关事务，对朝臣的工作等方面进行管理与监督。
“会考府”就干一件事，对户部所有账册展开核查。不管是财物入库还是出库，每一条、每一笔，统统都得经过“会考府”仔细审查。
最初啊，因为满族人不擅长数学，导致户部的账本长期混乱不堪。就连户部尚书都讲不明白朝廷一年开支的具体情况，这就给某些人创造了从中谋取私利、搞小动作的机会。
有些人在账本上耍手段，本来100万两，经他们一捣鼓，就缩水到50万两，更甚者，直接变成10万两。
“会考府”归“十三爷”胤祥管着，没人敢糊弄他，也没人糊弄得了他。胤祥掌管着这“会考府”，想糊弄他，根本就不可能，没人有那胆子，也没那本事。
对于地方官吏，雍正实施了“火耗归公”政策。这一举措意在对地方官员相关事务进行整顿，改变以往火耗征收的状况，加强财政管理，促进地方治理更合理规范。
各地收缴的税赋多是零散碎银，运输统计麻烦。所以得在当地把碎银熔铸成银锭，再上缴朝廷。可熔铸时会有损耗，于是各地官吏就以“火耗”为由，额外征收钱粮。
火耗具体加收多少，全由地方官吏决定。这里面可大有文章，官吏在这方面有很大操作空间，具体加收额度往往存在诸多不为人知的门道。
“火耗归公”指朝廷对“火耗”比例做出规定，如此一来，老百姓承受的负担得以显著减轻，通过这种方式，将“火耗”管理规范化，让民众少些压力。
靠这两招，雍正把多数官吏贪污银子的门道给堵上了。那些没被堵住，依旧贪腐的官吏，那可就真是坏到骨子里，罪大恶极的家伙了。
雍正对付这些贪官，还使了另一招，即“罚”。这“罚”的手段，专门就是冲着贪官来的，意在整治他们的贪腐行径。
比起朱元璋，雍正的“罚”术更胜一筹。朱元璋严惩官吏手段狠辣，而雍正虽也有处死之举，却没那么决绝，可对贪官污吏而言，这种惩处带来的威慑，反而更令他们心生恐惧。
雍正遵循“欠债还钱”这一准则，要是官员贪污银子，除了各种惩处，还得如数归还。贪了多少就得还多少，一厘一毫都不许缺，绝不含糊。
要是没钱，那就世世代代接着还。要是实在拿不出钱，全家老小都得进皇宫当奴仆，以此来偿还欠款。想直接寻死逃避，可没这么简单。
这类人自身活得痛苦不堪，还会给子孙带来麻烦，确实得慎重考虑。有些人对自己怎样无所谓，就怕后代受影响。雍正这做法，恰恰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这一招使出来后，贪腐官员的数量大幅减少。该举措成效显著，直接让贪官数目出现明显下滑，极大地遏制了贪污现象。
雍正还有个办法，就是“赏赐”。这手段与前两种不同，通过给予奖赏来达成某些目的，在其治理策略里占据重要地位，以此推动诸多事务进展。
常言讲，赏罚得并行。朝廷对奉公守法的官员，会给予“养廉银”。而且这“养廉银”的数额，常常比官员的俸禄高出好几倍呢，能激励官员更好地守规矩。
就像甘肃总督，其俸禄仅有150两银子，然而“养廉银”却高达两万两。俸禄和养廉银数额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给了丰厚奖赏，谁会冒着风险去贪污银子呢？老老实实拿着“养廉银”，这不实惠又安稳嘛，犯不着去干贪墨这种事。
通过这三招同时发力，在雍正那时候，贪官即便不能说一个都没了，可数量也少得可怜。
【相比雍正，朱元璋到底差在哪里？】
拿朱元璋跟雍正相比，他俩最显著的不同点在于对人性的洞察。朱元璋与雍正处在不同时代，在对人性的理解和掌控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朱元璋本意挺好，想整治贪腐，可由于对人性认识不足，即便大力诛杀贪官，却始终无法杜绝这一现象，贪官依旧层出不穷。
单说俸禄，少得可怜，官员要不贪钱，简直没法活。那会儿一品大官俸禄才180两，县令仅约30两。这些钱，也就够普通人家勉强糊口，而且还是在不吃肉的前提下。
朱元璋能每餐只吃白菜萝卜，可官吏们没法做到。就算他们有高远志向，可连肚子都填不饱，谈何理想，毕竟人得先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才行。
瞧瞧明朝的清官海瑞，那可是出了名的。他的俸禄少得可怜，根本不够维持生活。无奈之下，只能在家中种菜，就连妻子也得找点活儿干，来给家里添补些家用。
海瑞这般的人物，实在是凤毛麟角，能有几个像他一样的呢？现实里，像海瑞这样正直、一心为民的人，数量少之又少，屈指可数。
再说了，朱元璋光处罚却不奖赏，这太片面了。官员又不亏欠他，朱元璋做不到赏罚兼顾，这就等于是在逼官员去贪污。
况且他就晓得杀人，压根不懂从根源下手，堵住贪污的门道。结果呢，“贪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这里头好多人本可能并非真贪，纯粹是为了生计，实在没别的办法才出此下策。
明初为啥贪官那么多？追根溯源，根子在朱元璋这儿。朱元璋在位时的一些举措、政策等，或许在无意间给贪官滋生提供了土壤，才导致明初出现较多贪官现象。
再看雍正，他对人性看得透彻。解决问题时，不是单一角度，而是从多个方面切入，基于人性来处理，如此一来，解决问题的成效相当不错。
把两人的手段放在一块对比，谁高谁低瞬间就清楚了。朱元璋在这方面确实比不上，输得毫无冤枉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