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汉生在红二军团以及红二方面军中，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政治思想工作者和将领。

新中国一建立，他就在工作上备受器重，陆陆续续在五个大军区的单位里做了政治委员，和不少上将都有过合作。到了七十年代初，他休息了好一阵子。但到了八十年代初，他铁了心要退休，坚决不肯接受总政治部和军事学院院长这两个位子。

1957年，他完成军事学院的学业后，就留在那里当上了院长，那时候，他还兼任着国防部副部长一职。现在啊，不少人压根儿就没听说过国防部副部长这个头衔。说起来，这个职位在八十年代的军队大调整中就给撤掉了。

在五六十到七十年代那会儿，军队的最高对外指挥大权掌握在国防部手里。日常工作呢，是由军委的副主席来管的，像彭总和林总他们都兼过这个职。说到国防部部长、副部长这些职位，以前也好，现在也罢，其实更多是象征性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以前都是军委副主席兼任的国防部部长，那地位自然不一样。但要是说到对外，这国防部副部长啊，就像是个荣誉头衔，并不真管啥具体事儿。

在头一批的副部长里头，有挂着大将和上将军衔的，而他呢，是唯一一个中将。这些副部长啊，个个都挺有代表性的。

1960年的时候，他调到北京军区当上了政委，一干就是七年。但后来因为一些运动，他不得不离开了那个岗位。到了1972年，他终于恢复了自由，可那会儿并没有马上给他安排新工作，他就在旅馆里待着。要不是宋时轮主动去找他，让他去军科院继续干政委，他可能还得等上好一阵子呢。

我在军科院待了14个月，那时候，第一政委和第二政委都不常在院里，粟老总忙着国务院的业务，王树声将军因为身体原因住在医院。所以，日常的工作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到了1975年，我被调到南京军区当政委，不过在军区党委的名单上，我并不靠前。虽说我是书记，但前面还有第一、第二、第三三位书记呢。

1977年，军区管理层进行了变动，他随后被任命为军区的一把手政委，同时还兼任了第一号书记的职务。

干到1980年的时候，上头突然让我转去沈阳军区当第一政委，我当时心里直犯嘀咕。毕竟岁数不小了，再熬两年就该退休享清福了。这换到新单位，人还没认全乎呢，说不定又得走人，还不如在原单位继续干呢。实在不行，我直接退休也行。但上头这么做肯定有他们的道理，最后我还是决定听从安排。

1982年的时候，上面领导决定不让他继续当政委了，他也觉得自己快要退休享清福了。但没想到，军委的大领导又有新打算，想让他去总政部工作，或者是去军事学院当一把手。

这一年，我们迎来了十二大的召开，同时，军委也进行了新一届领导班子的选举。我的老战友余秋里被选为了总政部主任，原本以为他要是去总政部的话，可能只是个副主任呢。

他们俩都是红二方面军的老人，余秋里原来是六军团的将领，而廖汉生则是二军团的将领。后来，余秋里被调去二军团当团政委，两人早就互相认识了。到了抗战时期，他们又在120师共事，廖汉生成了余秋里的上级。解放战争那会儿，廖汉生做了1纵的政委，余秋里则在他手底下当旅政委，后来还升了军副政委。

解放后，他们俩的官职升得都挺快。1956年那会儿，余秋里就当上了总财务部部长，后来又做了总后勤部的政委，还管起了石油部。他在石油方面干出了大成绩，帮咱们国家解决了用油的大难题，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到了六七十年代，他还进了国务院工作，七十年代就直接升为了副总理，官职上比廖汉生还要高一些。

是不是因为以前的老下属现在当上了总政的一把手，还是说真的像他说的那样，他一直都不太喜欢坐在机关里办公。他之所以没接受军事学院院长的职位，是因为在五十年代他已经担任过这个职务了。

他谢绝了那个职位的任命，后来还有人想劝说他接受，结果被他直接回绝了。

1983年，他被选为了人大副委员长，担上了副国级的重任，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虽身处二线，但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