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上，导演贾樟柯此次专程从家乡山西省汾阳市贾家庄来到上海，与业内人士及影迷分享自己在疫情期间的生活和创作，以及电影创作的收获。

在提到电影创作者与电影观众之间的关系时，贾樟柯动情地说：“经常有人说，贾导你的电影特别不顾及观众，其实这个话是错的。我特别看重观众，但是角度不一样。大部分电影是希望讲一个故事给观众，对我来说，我觉得希望拍一部电影，都是让观众过一段生活，过一段沉浸式的生活，体验一种人生。当你带着这样的理想去拍电影的时候，你就能找到你电影中人物所有需要的细节、质感。因为过一段日子不是抽象的，要面临柴米油盐，坐什么车，走什么路，穿什么衣，说什么话，吃什么饭，所有这些就形成了你跟观众之间的一种默契。观众愿意还是不愿意进入这个旅程，差距就很大了。”

通过社交网络，贾樟柯在疫情期间爆爆米花、锄草、种田的田园生活，被不少影迷津津乐道。谈及这段田园生活，贾樟柯说，这既是写作工作的调剂，也让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新的理解。

“中国为什么这么有韧劲，跟我们有广阔的农村有关。大多数生活在城市的人都有个老家，我们还有这样一个稳定的后方。农村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要保护我们的农村，当国际动荡、社会危机的时候，它对我们国家的战略意义，就体现出来了。”

农村生活对贾樟柯本人的电影创作，也有着积极意义。贾樟柯说：“疫情期间回乡生活，给了我很多新的认识和思考。做电影，就是表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对于你所处的生活的反应。这些崭新的感受，会反映在未来的电影里。”

疫情期间，贾樟柯还应希腊塞萨洛尼基国际电影节之邀，创作了以新冠疫情为背景的短片《访客》。在谈及短片的创作过程时，贾樟柯说：“今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不由得让我反思了过去，为什么2003年SARS没有留下太多的电影影像，为什么没有电影即时同步反映席卷人类的巨大灾难。希腊有一个电影节就邀请全球的七八个导演每人拍3分钟短片，这个提议让我非常喜欢，一个是我觉得它很快很即时，它对于器材是没有要求的，这个速度和具体时限能带来准确性；还有一个是你必须在家庭空间，大家都在隔离，是讲隔离时候的生活，我很喜欢这个创意。”

因为出入不便，贾樟柯就在自己的办公室，与摄影师以及两个演员一起，总共四个人，用一台iPhone手机拍了一天，完成了3分多钟的《访客》。《访客》反思了疫情带来的人们社交方法的改变，也促使贾樟柯后来给荷兰一本电影杂志写了一篇文章，结尾处是说希望人类能够战胜疫情，“电影工作者拍出新的电影，我们重新回到电影院，重新肩并肩坐在一起，这是人类最美的姿态之一。”

整个疫情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贾樟柯的回答是有利有弊。对于有利的一面，贾樟柯认为可能是重新思考，对于过去的生活形态、生活方法有重新理解。过去我们认为很自然的事情、理所当然的事情，都需要重新理解，同时也对人的脆弱性有了新的理解，它会让我们更加珍惜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

“我相信经过疫情之后，电影工作者能够拍出更有电影感的电影，能够拍出更加适合在电影院大银幕看的电影。因为我们经过一百多天没有电影的日子，我们重新理解了这个媒介，重新理解了怎么展示这个媒介，电影院的美感在哪，美学在哪。”贾樟柯说。

不只有电影工作者被新冠疫情影响，疫情对观众的影响同样是深远的。贾樟柯说，观众对电影会有新的要求，内心有强烈的愿望要看到新东西，希望获得心灵的回应，需要新的作品、新的电影语言、新的方法、新的叙事。“半年没有电影的日子，我觉得对我来说，重新理解电影这个媒介特别是聚合的作用，电影院的仪式感跟互联网的区别，都有很好的作用。”

作为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一场”电影学堂“，贾樟柯自然少不了对年轻创作者进行创作指导。

贾樟柯送给年轻人一句话共勉，就是“让爱征服一切”。被社会理解认识、被行业理解认识，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而对任何一个年代的年轻人来说，在没有经验、没有资源的条件下，要开始自己的创业、创作，都是困难的，都是一个崭新的命题。

贾樟柯说：“我特别喜欢‘电影工作者’这个词，是因为带有某种劳作的感觉。一个一个字写剧本，一张一张脸选演员，一个景一个景选场景，坐在那思考、拍摄；到后期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剪起来。始终不要忘了我们是劳作的人，也是提醒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不要因为荣誉失去一个劳动者的本色，失去对劳动的热爱。”

贾樟柯对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举办，给予了高度肯定：“这是疫情爆发之后第一个恢复举办的电影节，虽然是线上跟线下结合的方法，但是能够在今天开幕，首先说明了我们国家疫情防控取得的成果，没有良好的疫情防控和防控机制，我们不能想象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再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中国电影人的一种韧劲，一种行业精神，一个影展得以举办，离不开各个层面工作人员的努力。所以我觉得中国电影有条件更加团结，有能力做得更好。”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