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正式开始新捻军系列，整个系列名称继续沿用太平天国北方余部。毕竟新捻军中仍然有太平天国将领，诸位首领又接受太平天国王号，说是“余部”，问题也不大。
本篇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赖文光是否新捻军最高领袖；二高楼寨战役前，僧格林沁与新捻军的动向。前者历年一直争论不休，本篇列出正反两方面的史料。后者是要理清楚脉络，为何取得黑石渡大捷之后半年，被清廷寄予厚望、能战善战的僧格林沁就兵败身死，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1864年12月7日前后，遵王赖文光与捻首任化邦（又名任柱）、牛洛红（又名牛宏升）、李蕴泰（又名李允），与从黑石渡突围而出的邱远才、张宗禹、陈大喜，于湖北襄阳、枣阳一带会师，北走进入河南邓州。
赖文光太平军约有数千人，看似人数不多，赖部一直以来未受到大打击，战斗力完整，各部捻军加起来约有数万人。
约在此时，赖文光以太平天国名义给捻军首领封王，张宗禹梁王，任化邦鲁王，牛洛红荆王，李蕴泰魏王，张禹爵（即张五孩，捻军老盟主张乐行之侄）袭封幼沃王，邱远才淮王。
根据赖文光日后自述，他自己也被推举为新捻军领袖：
其时江北所剩无所归依者数万。皆是蒙、亳之众，其头目任化邦、牛宏升、张宗禹、李蕴泰等，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请予领带，以期报效等情。……予视此情状，君辱国亡家散之后，不得已勉强从事，尽人臣之忧，而听天命。
这也引起捻军史上一个争议不休的话题，赖文光到底是不是如其自己所述，成为后期捻军领袖？
1985年，《捻军史研究与调查》一书出版，内容是历史专家走访捻军当年兴起地的田野调查。其中《蒙城调查记》一篇，涉及蒙城县人任化邦的内容，提到一条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史料：
东捻军领袖，不是以赖文光为主，而是以任化邦为主。捻军里绝大部分是蒙城、亳州人,他们都服从任化邦。赖文光所能指挥的，不过千余人的太平军，那是南方人。双方虽然合作了，但始终格格不入。
……
任化邦死时，其军队大部仍在，等大家把鲁王埋掉后，认为没有什么奔头了，就散了伙。所以，赖文光就只剩了千把人，很快就在扬州被俘了。
除了乡间传言，清廷朝堂上，同样有支持赖文光并非新捻军领袖的史料。
1867年，湖北巡抚任内的曾国荃上奏：
此股捻匪有北队南队之分（其时捻军已分为东、西捻，此指赖文光所在东捻）……北队尚存最著酋目八名，系伪鲁王任柱为渠魁……南队尚存最著酋目六名，系伪遵王赖汶洸为渠魁……
综合以上两条，赖文光顶多是新捻军其中一队的统领，并非全军领袖。就算在东捻军内，地位也不如任柱。
认为赖文光确实是新捻军领袖的证据，同样存在，同样出现在清廷官员奏本中。
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离捻军覆亡已经有23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为原天津道吴毓兰的请恤奏本中提到：
群捻中惟赖汶光为粤匪余党，蹂躏南北十数年，各盗奉以为魁，其党皆百战之余，剽悍无敌，沿江各城闻其将至，一日数惊。忽闻渠魁就擒，中外诧为奇功，江淮之间人心始定。
吴毓兰在扬州拿获赖文光，李鸿章特意在奏本中提及此事，内中写明赖文光是新捻军领袖。
鉴于曾国荃奏本在前，当时仍在战中，对新捻军情况未必太了解。李鸿章奏本在后，他曾负责围剿整支新捻军，有可能掌握更准确情况。
光绪年间，有一本描写山东省清军与太平军、捻军、白莲教等反清武装战斗经历的著作《山东军兴纪略》出版。内中有关新捻军将领首王范汝增的内容中，提到一份捻军王册：
其伪王册内名次，赖汶洸、任柱、牛烙红之下即汝增，张总愚、李允次之。
这份王册今不知下落，从转述内容可见赖文光排在诸王第一位，称为“最高领袖”问题不大。
赖文光是否新捻军领袖的问题，之所以争议大，是因为没有一锤定音的确凿证据，正反两方都能够拿出支持自己观点的史料。本人并非专业历史研究专家，在此不下结论，供读者自行分析。
如果说我对此有什么观点，还是那一句，赖文光即使不是新捻军领袖，也对新捻军的改造、整编、提升战斗力出力不少。尤其黑石渡惨败的背景下，捻军可以迅速回复，对僧格林沁连战连捷，内中没有赖的贡献，是不可能的。
遵王赖文光领军——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连环画《太平天国史画》
二黑石渡惨败后，形势对联军极为不利，清廷上下都充满乐观气氛，认为只要僧格林沁再加把劲，就可以将这支“屡败之军”，彻底铲除消灭！
联军要继续生存，必须进行改变，从12月上中旬开始，联军在河南南部进行整编。
捻军原本以旗为单位，即黄、白、黑、红、蓝五色，因为涉及血缘、地缘等复杂关系，五色旗没有改变，重点是将五色旗的下属关系重新组织。
每一大旗下辖50小旗，每小旗统500人，小旗下再有营、馆等不同单位，令指挥更加严密，太平军也与捻军进行了混编。
联军开始易步为骑，即增加骑兵，减少步兵。骑兵并非全部是马队，也有大量的骡、驴，平时用于运输人员和驮运辎重，增加机动性。
装备方面，火器数量也有所增加，有资料称捻军“洋枪甚多”，这应指清军惊讶地发现新捻军拥有的洋枪比他们想象中要多，并非单指新捻军持洋枪的比率高，毕竟洋枪来源全靠缴获，还是有一定难度。
赖文光对整编后的捻军寄予厚望，称“披霜踏雪，以期复国于指日”，希望可以复兴太平天国。
这支经过整合后的队伍，后世称新捻军。也有说应该称“太平天国新军”的，这很勉强，毕竟太平天国已经亡国，新捻军仍遵太平天国国号、历法、王号，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太平天国领导下的军队。
约在捻军整编期间，太平天国首王范汝增也来到军中，与赖文光等人会合。
范汝增原是李世贤部将，后在广德参与护送幼天王入江西，作为殿军负责阻击清军追兵。
在安徽歙县附近渡江时，前被清军炮船隔绝，后有追兵，范汝增一万多人全军覆灭，本人仅以身免。
范汝增原本可以籍此脱离太平天国，另谋出路，他却薙发易服乔装避开搜查，一直寻找重新归队的机会，后来设法渡过长江，投奔捻军，成为新捻军将领。
老电影《宋景诗》中列阵的马队
三回头说清军方面，黑石渡战后，僧格林沁声望达到新的高度，却离其战败被杀，剩下约半年时间。
一支军队的堕落，不会忽然间出现，是有过程，是有轨迹可循的。黑石渡之前，僧军已经屡次被赖文光一路军打败，翼长苏克金、舒通额先后死去，高级军官战死者十余位，明显在走下坡路。
黑石渡战后，僧军与曾国藩、李鸿章湘淮军的矛盾也在加剧。
清廷扶持僧格林沁这一队唯一尚能战的满蒙八旗军队，就是要压制攻破天京、攻高震主的曾国藩湘军，维持实力平衡。曾国藩对此心知肚明，有意对僧格林沁采取不合作态度。
清廷为补充僧格林沁损失，下令调湘军刘连捷部与淮军刘铭传部归僧指挥，明显就是让湘淮军卖命，让僧大帅坐享功劳！
曾国藩与李鸿章均上奏，用尽各种理由反对，包括两军防区重要，不能轻易离开。两军粮饷军火由江苏省提供，现到河南远隔千里，惶恐路上被人劫去。李鸿章还搬出刘铭传营中军火运输问题：
刘铭传营内并有练成开花炮队一营，共洋炮二十余尊，大者四五千斤，小亦千余斤、数百斤不等。车架器具，均仿照洋式，笨重异常，炮弹火药，动需数万。苏省水乡赖有船只运驶，故赴机应敌不致迟误，一经派往陆路，携带转运，万分掣肘，势难如期应调。
实际上这种西洋野战炮的陆路运输绝非李鸿章所言那么麻烦，用4匹或者6匹马来拉炮车即可转折自如。明眼人都看得出曾、李是有意拖延，僧格林沁为人骄横又刚愎自用，干脆回复：
谕旨饬刘连捷刘铭传等军探踪前进归臣调遣，仰见宸谟广运（这六个字是称赞帝皇谋略深远，是拍马屁之词）厚集兵力之至意。惟闻此两军守则有余，战则不足，可暂缓来营。
你不需要那再好不过了，湘、淮军各位大帅观望僧格林沁一军，向邓州境内进发，看你有没有本事凭一己之力歼灭新捻军。
僧格林沁画像，《伦敦新闻画报》根据照片绘制
四新捻军在邓州城西南挖壕沟，布置兵力准备应战。
根据《涡阳县志》记载，战斗之前，蓝旗任柱与黄旗张宗禹有过这样的对话：
任柱先说：“黄旗挫衄之余，恐难当大敌！愿以蓝旗冲锋，黄旗接队，可乎？”
张宗禹回答：“不能冲锋，焉能接队，今日吾死期也！”
12月12日，两军接战，僧格林沁亲自上场督战，分左中右三路进军，新捻军先是稍败诱敌，再出动大队人马反击。
新捻军将突击重点放在僧部右路步兵队上，关键时候，僧军中原本的捻军降众忽然间反戈一击，导致右路崩溃。新捻军迅速包袭中、左路，僧格林沁被前后夹攻大败，带十余骑狼狈逃回邓州。
湘军传记《湘军志》作者王闿运对僧格林沁部队的连败有颇为深刻的分析：
僧格林沁退光山，再退邓州，僧軍名望顿尽。盖其初，转战追逐，皆未尝与洪寇合战，故以为捻畏我，至是捻势异矣。
经过整编的新捻军，战斗力已经在僧军之上，僧格林沁却至死都没有醒悟。
新捻军随后欲攻打邓州城，不下，遂北上南阳府城，见府城防守严密，向西转进。
僧格林沁到南阳府时，还发生一件事，足见其个性之骄横。
当时是深夜，府城门已经关闭，僧格林沁在城下叫门，南阳知府顾嘉蘅与总兵图塔纳以“夜深兵贼无别，闭门不纳。”晚上光线不良，不知城下是官兵还是化装的捻军来叫城，坚决不开门，等天亮再说。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操作，僧格林沁却大发雷霆，等到天亮进城后“大怒甚，击折总兵顶翎，犹不解，知府顾嘉蘅命县中父老跪求之，乃已。”
新捻军离开南阳府城后，到镇平县后转东北，经南召县，12月27日进入鲁山县境内，僧格林沁如影随形，一路尾追，并到鲁山以北的宝丰县堵截，防止新捻军继续北上。
新捻军确实有继续北上的打算，1865年1月18日，新捻军被僧部所击败，损失2000多人，只得退回鲁山，重新组织防线。
操练洋枪的清朝军队老照片
五1月29日，两军在离鲁山县城十余里的地方相遇，又爆发一场激战。
僧格林沁以三名翼长恒龄、常星阿、成保分居左、中、右三路，冲击新捻军阵地。
战场经过新捻军精心选择，后有一河，新捻军先佯败，引诱僧军过河，败军马上回军反击，同时新捻军马队迅速包抄僧军后路，包括僧格林沁本人在内，被层层包围在面河背山的地区。
新捻军奋勇进攻，僧军大乱，恒龄与营总保青、副管旗章京那木萨顿等高阶军官均战死。负责接应的副都统舒伦保、营总常顺等带马队救援，均被打死。
僧格林沁此役能不死，全靠汉人总兵陈国瑞。
陈国瑞有一队500人精锐，称红孩儿，就是扎红巾，穿红衣红裤，红战袍，举红旗，年皆不过二十，“最骁勇”。
正是这队红孩儿在鲁山之战中拼死守住河上一桥，令新捻军不能包抄，让僧突出重围有路可逃，“红孩儿之名遂独以锐勇擅天下”。
僧格林沁此役战败是其次，对其最大的打击，是恒龄的阵亡。
恒龄是满洲镶黄旗人，正黄旗护军统领，跟随僧格林沁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以敢战知名。其人面黕黑，性嗜杀“一日不屠割别人则愀然不乐”，被称作“黑煞神”，是僧格林沁得力悍将，僧常以“恒老四”称呼。
据说此战时，恒龄看穿新捻军布置，劝说僧格林沁：“此绝地也，彼徒我骑，战必不利，请姑待之。”
僧格林沁听不进去，还质问：“恒龄，尔畏死乎？！”
恒龄只得回答：“恒龄不畏死！”便拂袖而去，终于死在战场上。
僧格林沁显然十分悲伤而且后悔，“不食者累日”。当然他是不会追究自己战败责任的，就将两名率先撤退的营总当替罪羊斩首示众。
换了别人，这样连场惨败，早就被撤职查办。问题僧格林沁不是普通人，是清廷唯一可以倚重的满蒙权贵与军队统帅，犯错再多清廷都不敢动。这场惨败，清廷只能拿河南巡抚张之万撒气，下旨严责其“助剿不力”，一直窝在省城开封，要求“省防布置毕，仍出省督剿。”
张之万不服气，上奏为自己申辩，称河南全省兵力原有三十多营，加上调过来的吉林、黑龙江马队，总共马步一万多人“均随僧格林沁追贼”，包括张曜在内的河南省内军官都听从僧调遣。自己身边“止有亲兵数百人隶臣左右”，这锅朝廷还想甩给微臣吗？
清廷也知道自己理亏，此事不了了之。
1864年12月12日至1865年5月捻军转战图——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
六新捻军鲁山一战获胜后，继续转进，冒着冬天河南的酷寒大雪天气，随后两三个月时间，频繁变换地点，于4月2日进入山东境内。
在此期间，僧格林沁一路率军在后穷追，希望可以捕捉到新捻军主力进行决战，完全不顾部队疲劳。
从河南到山东，僧部被牵着鼻子走，行程数千里，人无休息，马无喂养，疲惫不堪。步队落在最后，接着驽马也跟不上，只有骑良马的还能勉强跟上，队体越拉越长。粮食也接济不上，有时候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陆续有人饿毙路边。
有时候僧格林沁身边剩下几十个亲兵，其余全部落在后边。唯有“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追贼”。他自己也十分狼狈“益督军穷追，辄数十日不离鞍马，手疲不能举缰索，以布带束腕系肩上驭马”。
这样的境地，僧格林沁完全不管，有人乞求让部队暂时休息一下，就以“怕死”来羞辱劝者。以致左右长吁短叹，各有退心。
曾国藩等汉臣都看出僧格林沁这样穷追，肯定会出问题。山东按察使丁宝桢——也就是日后斩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的那位——通过僧格林沁身边将领劝告僧格林沁，僧完全听不进去。
清廷也专门下旨：
贼中各酋皆凶狡善战，往往以骑夹步，团阵滚进，绝非从前捻匪志在剽掠者可比。其素所畏惮者惟僧格林沁一人，故专意欲老其师，以逞诡计。……未可一味跟追，再堕狡计。
然而当新捻军进入山东后，清廷害怕他们北上攻击京师，连忙布置防线，先将张之万撤职，改湖北巡抚吴寿昌为河南巡抚，带兵北上。又调僧格林沁与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等诸路兵马：
严饬各路兵勇，四面兜剿，绕由北路逼贼南趋，派队跟追，毋令贼匪得以喘息，以期一鼓歼除。
这样一来，僧格林沁只得继续穷追。
事实上，新捻军同样是高强度机动，也十分辛苦，当时人记载“捻众多足肿”。
曾经有捻军私下向僧格林沁请降，僧格林沁十分蛮横地怒斩来使，这样一来“诸捻遂知惟死战可免”，与僧格林沁死战到底。
新捻军在山东境内，除了尾追的僧格林沁，丁宝桢也率本省军队进行拦击。
山东清军并非新捻军对手，连输多场，只得任其在省内驰骋。新捻军一度进入江苏，再折回山东，于5月初第二次渡过大运河，来到曹州府菏泽县西北的高楼寨地区，不再移动，专心等候僧格林沁追兵。
对整个清朝历史影响最深远的一场歼灭战，即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