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发表了《〈全唐文补编〉杂议》，主要是对陈尚君先生所编撰的《全唐文补编》与《全唐文》作了核对，将重出之篇，列为一表，以方便大家使用，同时，也略作议论。小文发表后，蒙读者不弃，有所转发和评论。其中，网友@考书阁君评论称："陈尚君做的问题尚且如此，二十四史重订又能订出个什么结果，真是让人有想都不敢想的可怕。”其实，古籍整理的问题固然不少，但不必如此悲观，更不必“推而广之”。因此，我读后，即在其下引余嘉锡先生的一段话，发了几句议论。不知何故，这段话不翼而飞。此后，也有朋友戏言，说我是盯上了陈尚君先生。其实，陈先生的学问及学术贡献，在学术界早已有定论；小文也不是对陈先生学问的评价（我也远没有这样的学问和能力）。不过，我也想借此对所谓的学术批评发几句议论，与同仁共勉。
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辩证》是专门针对《四库总目提要》而发的。在此书的《序录》，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余治此书有年，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辞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于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若秋荼所不敢忽，必权衡审慎，而后笔之于书。一得之愚，或有为纪氏谗友者。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余之为辩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辩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
这段话说得极为中肯。我的学问，远不及余先生于万一；我就《全唐文补编》所做的工作，也不过是翻书检核而已，一力气活也，绝然谈不上学问。对陈先生的这一工作，我也没有作整体的评估一一我本想统计一下，该书引用了多少篇墓志、多少篇敦煌吐鲁番文书、多少篇零句（拟将两行以下视为零句）、有多少篇是从习见如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摘出，等。此事本来是在高考结束后，让小女承担，不料她做了一星期，便推三阻四，不肯再做下去；我也懒得动手，于是作罢。因此，小文不过是通过标出与《全唐文》的重出，使大家在使用《补编》这部分材料时，仍要注意与《全唐文》相关篇目的比勘。
当然，在比勘的过程中，《全唐文补编》也确实胡翻了一遍；就直观的感觉而言，我推想陈先生大概有“贪多”之念。比如，墓志、敦煌吐鲁番文书，完全可以摒而不录，因为唐代的这两类材料，数量极大，且几成专门之学。特别是当周绍良先生主持编撰的《唐代墓志汇编》刊布后，更要“急流勇退”，将墓志一类尽数删去（将来可专门作墓志的补辑）。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全唐文补编》，也同时表现在《新五代史新辑会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在我看来，后者已远远突破了对原书进行“辑”的范围，变成了以《册府元龟》为主的五代史料的汇编（关于此书，将来有机会再详细谈）。
从前因为肆口批评一位朋友的论著，引起朋友的反感，我曾为此写过一段话：
面对批评或商榷，原作者常常会认为批评者或商榷者没有读懂乃至误解了自己的文义，而批评者或商榷者又往往从自己的认识或逻辑出发，认为自己已经理解了原作者的精义。解决这一争执最好、也是最为恰当的方法，就是请学界同仁来评骘；双方文章都已发表，已成公器，正可作为他人研究相关问题的线索。
其实，论著已经发表，其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自会有学界公论，原不必理会书评。如果论著价值不高，即使某书评将其评价得再高，也不会提升论著本身的学术价值；如果论著价值甚高，即使某书评刻意贬抑，不仅不会掩蔽论著本身的光辉，相反它只会彰显评论者的无知和无识。
我在《〈全唐文补编〉杂议》之末，也说过类似的一段，称：
编者曾就《全宋诗》的编纂情况发表过意见，指出“以专治一人一书的态度来评价这些大书，显然有失公允，希望严厉的批评者能站在编修者的立场上予是谅解和宽恕”；“应该理解此类大书编纂的过程和方法，不要轻率作出过分的非议”。要求批评者“站在编修者的立场上”，也许批评者不易做到。比如，就敦煌吐鲁番文书来说，编者一方面说，这已各成专学，补全文者一般可不必采及，但事实上又多所采录，虽然编者可将其采录者视作“少数特例”，但于我了解编者的立场而言，终究有些无所适从。其实，在我看来，批评者既可以也需要站在编者的立场，了解编者的逻辑，同时，应该且必须跳出编者的立场，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冷静地审视编者的工作。无论是编集者还是批评者，都是学术工作和学术积累的一部分，都要接受学术史的检验。缺点和错误，不会因不予指出而消失；贡献和光芒，也不会因不当批评而被湮没。这是批评者所差可自慰的吧。
如此喋喋不休，无非是想说，第一，批评与原著并无关系；第二，批评者并不比被批评者高明，事实常常是相反。批评或指摘，诚如余嘉锡先生所言，是“树之鹄而后放矢”，这要比学术创作容易得多，正所谓“说比做易”也。因此，千万不要读了批评的文章，便过度引申，以为被批评的著作毫无价值或价值不大，更不能进而引申到怀疑原著作者的学问和水平。此可引贺昌群先生对唐长孺先生的批评为例。
五十年代，唐长孺先生出版其《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后，汪篯先生大概发表过书评，对此书多所称赞吧；贺昌群先生为此写过一篇《对汪羲先生〈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的意见》（《贺昌群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3 ）,以唐先生的兵制研究为例，认为“烦琐的考据多于问题的分析”，“这一系列的问题，唐长孺先生在这本书的有关文章里，都不曾从历史发展上加以分析或解答，这是令我们对这部书感到失望的地方”。“唐长孺先生过度地使用许多烦琐的考据，反而失掉了本文中考据的正确性，许多处考据，其实是可以删减的。”固然，贺先生的批评，有浓厚的时代背景，但这些批评也未必完全由时代所致。学术史已经证明，唐、贺两位，都是治中国中古史的大家。这些批评是否中肯，也只有学术史能证明。
其实，一切，都要以学术史的评判为准。
就历史学而言，评论或书评，不可能像文学评论那样，脱离开文学创作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多，它只能成为史学史或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历史研究要受制于材料，再好的想法、再高明的意见、再高瞻远瞩的指引，如无材料支撑，一切都只能是个泡，在阳光下很炫目，终究会破。好的史学理念，要化为对学术研究的切实的指导，还必须有示范性的作品；没有示范性的作品，任何高明的史学理论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2012年5月28日
来源：《不够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