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但是建国后，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邓小平在1960年就提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三个问题。

1960年3月24日到25日，毛主席的专列停靠在天津车站，中央的很多领导人都来到天津，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了经济建设、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等问题。

在25日，邓小平发表了一次讲话，其中就提到了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后来被收录到《邓小平文选》中。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提到了当时宣传毛泽东思想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

这个问题，在当时确实是普遍存在的。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的人就都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但还没有成为举国上下的运动，直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后，林总开始走上舞台，正式开启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

1959年9月，林总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后来，林总还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三十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

对林总提出的这个方针，很多人是不同意的，比如他的老搭档罗荣桓就认为：“学习毛选，最重要的是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领会里面的精神，不能生搬硬套。”

但是，在林总的推波助澜下，反对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了，全国各行各业的人都在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工作。

这个想法当然是好的，但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思想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度，只能学习一些皮毛，结果就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庸俗化了，就像邓小平说的：“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

更有甚者，在山西有一个18岁的女孩儿叫杨美玲，说自己本来不想去屠宰场学杀猪，但是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后，就变得勇敢起来，成为当地有名的杀猪能手。

这样的事，在当时是很多的，看起来热热闹闹，但实际上却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了，并没有学到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

“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很多人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在了一边，只讲毛泽东思想，这就是不对的了。

毛主席本人也说过，马克思、列宁是老师，我们是学生，学生不能忘了老师。

所以，邓小平认为，“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

最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集体领导问题”。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毛泽东同志是尊重集体领导的。他昨天讲，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我们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去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

这个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上，毛主席的贡献是最大的，这也是世所公认的，但是，在宣传毛主席的同时，也不能忘了集体领导的贡献。

对这个问题，毛主席本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他就是“集体领导”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开创性地设立了“士兵委员会”，让基层官兵参与军队的管理，提出了“集体领导”的思想。

1953年8月，毛主席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

但是，在具体的工作中，因毛主席巨大的威望，很多人都忘了“集体领导”的思想，邓小平的讲话，就是对这种现象的警惕。

（参考资料：《邓小平文选》《文史博览》《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