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色列媒体的说法，自从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进口商在从中国进口高科技两用设备的关键零部件时，往往面临严重困难。

主要是流程上了多了不少强制性的文书以及表格填写工作。如果以色列这边完成得不规范，中国这边就不能按时发货。而以色列企业对中国生产的这些零部件，又有刚需，任意一个组件没有到达，他们就无法顺利组装产品，最终导致交货延误。

巴以冲突，间接改变中以经贸格局

对于这种变化，以色列进口商的反应有些匪夷所思，他们并没想着如何在文书工作这边多多努力，而是专门找上以色列的外交部门和经济部门，提出正式投诉，声称他们是被中国变相地“制裁”了。

至于理由，无非是中国在安理会等国际外交场合，为巴勒斯坦主持公道，存在所谓的“反以色列”倾向。

以色列部门一开始，先是口头上表达了一下“震惊”，然后一通调查下来，却发现自己并不占理。因为中以经贸这边的进出口法规并没有变化，也没有出台临时性规定，只是执行起来比起过去更加严格。

其中最明显的变量，自然是巴以冲突的爆发，这间接改变了中以经贸的进出口格局。主要是那些带有两用性质的高科技零部件，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它们既能用于民事用途，也可用于军事领域。相应的，对它们的监管力度肯定不会低到哪去。

实际上，以色列自己就对“两用”这个概念不陌生。以前以色列对加沙进行全方面围堵时，带有两用性质的产品，都不允许在加沙内部流通。

而从今年3月份开始，中国商务部就发通知说，要做好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工作。而在巴以冲突的大背景下，中国向以色列出口的高科技两用零部件，自然成了重点监管的对象。

过去，巴以局势相对稳定时，出口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都比较好追踪，所以长期以来相安无事。而现在冲突持续发酵，保不准哪天带有中国零部件的设备，就被以色列这边投放到加沙地带。

加沙局势持续发酵，中国不可能助纣为虐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中国这边自然要加大监管力度，确定去向才肯放心，所以强制性的表格填写和文书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这其实是对中以经贸关系负责任的表现。

而以色列这边的进口商呢，可能是安逸的日子过久了，对这种变化，还很不习惯。

其实这个问题本来不难解决，无非是规范自己的文书工作，详细说明进口用途和具体去向，确保符合中方这边的高标准，高要求。但他们却向以色列的外交部门和经济部门“告御状”，这就是本末倒置了，而且还把事态不必要地复杂化。

当然，不排除以色列进口商本就是“做贼心虚”，要么不想主动申报最终去向或用途，要么就是压根说不清楚。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这边当然不可能随随便便发货。

归根结底，发货延误，导致交付不及时，产品不能按时组装交付，是以色列进口商自己的问题，所谓的因为巴以冲突“被中国制裁”，只是一个伪命题。

以色列无理取闹不会改变自己理亏的事实

以色列企业非要往这个方向引，还要以色列媒体和政府部门跟着自己一起炒作这件事，不过是政治上的被害妄想症作祟，在这个问题上紧咬中国不放，并不会让自己的立场更有说服力。

如果以色列政府真要因为这些人的投诉，向中方“兴师问罪”，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们是在按照规章流程严格办事，反而以色列才是理亏的那一方。

正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之前说过的那样，以色列把中国当成对手，是选错了对象。这一表态，不仅仅适用于外交关系，也适用于民间往来。

说到底，在巴以冲突持续期间，严格管控、跟踪高科技两用零部件对以色列的出口去向，布置周密的表格和文书填写工作，既是对中以经贸关系负责，也是对巴以冲突客观中立立场的一种表现。

其实还是那句话，巴以冲突之所以陷入恶性循环，主要是以色列过分重视自己的安全关切，长期忽视巴勒斯坦的合法诉求，刻意回避“两国方案”。

当然，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以色列的态度有多顽固，这几个月下来，想必我们都已经见识到了。所以以色列对中方的做法感到不适应，甚至要上纲上线，在舆论层面渲染放大，也并不令人意外。

但中国不是美国，以色列无理取闹，也很难换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让步，因为这涉及到了我们在巴以问题上最基本的原则立场。就算以色列要跟中国斤斤计较到底，我们这边反而没有多少工夫去奉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