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成帝咸和五年，原散骑侍郎贺乔遗孀于氏，为夺回原继子的母亲身份上表陈情，要求朝廷诸公答复其“不解六条和所疑十事”。这场一千多年前的母权争夺战，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于氏和其丈夫贺乔虽然生活和谐，但婚后多年一直无子。贺乔的胞兄贺群担心弟弟绝嗣，也同情弟妇的不幸。和母亲商议后，一边为弟弟纳妾，一边将妻子陶氏刚生下的嫡三子贺辉过继给贺乔。
不幸的是贺辉出生百日后夭亡，其后贺群又将陶氏生下的四子贺率过继于贺乔。贺率周岁后，贺乔的妾张氏为其生下一子贺纂。只是到贺率六岁时贺群病逝，原本平静的家族也开始生起波澜。
为了家庭内部和睦，贺群在世时不允许家中之人议论贺率的出身，也不允许自己妻子陶氏亲近贺率。当其亡故后，被压抑数年的陶氏一边找各种机会告知贺率，自己才是其生母。一边在家族里制造舆论，贺率应当归宗本生。
作为一个母亲，孩子一出生就被夺走送人，而且近在眼前也不能相认。其中的煎熬和痛苦以及认回亲子的意愿，是可想而知。除此之外，对于过继后又生亲子，古代常规的做法也是让过继子归宗。
所以陶氏的言行，在贺家内被普遍支持。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贺率，一方面自嫌过继子身份，一方面也觉得不归宗也赢不过弟弟。咸和四年贺乔病重，贺率主动提出了归宗的想法，不过其嫡母于氏不同意。
于氏不同意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贺率已过继二十多年，于氏在他身上投入很多感情，这不是能轻易舍弃的。二是于氏无子，如果这个继子返宗，她日后就要仰庶子和小妾的鼻息度日了。
但让于氏愤懑的是，她的丈夫贺乔虽未明确表态，但想让贺率归宗，“吾母兄平生之日所共议也，陌上游谈之士，遽能深明礼情？当与公私共论正之”。贺乔的默许让贺率归宗之事再无阻碍，当年贺率即返回本生家居住。
贺乔病故后，不甘心的于氏想再争取一次，遂上表朝廷要求重议贺率归宗之事。于氏也明白自己的要求不怎么占理，所以她选择了一个更为强势的方法，质疑当时的伦常礼法，即六不解和十所疑。
于氏的前三不解来自于《仪礼·丧服》。
她认为贺率是在贺乔生前过继的，而礼制中的“为人后”是人死后才过继的主丧者。另外依据礼制的解释和规定，“后”乃大宗之意，即只有大宗才可以立后，而她的丈夫属于小宗，严格来说没有过继立后的资格。
所以于氏认为贺率的身份当为“养子”，进而她又提出了后三不解。
“黄鸡生卵，乌鸡伏（孵）之，但知为乌鸡之子，不知为黄鸡之儿”，于氏借用这个谚语来说明“养恩”大于“生恩”。换句话说对于贺率，自己的养育之恩，比陶氏的生育之恩更重。
礼法允许“为人后”的目的是保全家族大义（祭祀和宗祧），所以因“为人后”而生成的母子之情，不如因多年亲养而来的感情。于氏还以当时已不少见的重复立后来佐证，为了家族爵位和财产，父（母）子关系可以反复变更，这样的不义之举都要被保障，自己和贺率之间的养育恩情又为什么要被割断呢？
于氏提出“六不解”，实际是想表达一个全新的观念，“养子”不是“为人后”（嗣子），而且养恩重于生恩。所以贺率是过继做自己的“养子”，而不应当被视为“为人后”。所以既便自己的丈夫已有亲子（贺纂），自己（包括亡夫）和贺率之间的关系也不应当被断绝。
随后于氏又用“十所疑”，来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
第一疑，于氏借用《论语》和《诗经》里对养恩、生恩的描述，表示先贤并未说过生恩大于养恩。所以贺率虽为陶氏所生，但不能为报答生恩，而舍弃自己对他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
夫人道之亲，父子、兄弟、夫妻皆一体也。其义，父子首足也，兄弟四体也，夫妻判合也。夫惟一体之亲，故曰兄弟之子犹己子，故以相宗也。今更以一体之亲，拟族人之疏，长养之实，比出后之名。此妾二疑也。
《通典·卷六十九》
第二疑，于氏认为自己和贺率的关系，不仅有多年的养育之恩，还有“兄弟之子犹己子”。这种厚重的关系，并不能简单的用“为人后”来类比。因为以立嗣为目的的“为人后”，可以选择血缘、关系疏远的旁支族人。
这一疑明显强词夺理，因为过继选择原则本就要求先立血缘关系更近的族人。当然也可能是笔者对原文理解有误，请各抒己见。
第三疑，于氏认为贺率当初是奉生父贺群之命过继，现在贺群死了，陶氏和贺率就可以不顾夫命、父命？
这一疑其实是于氏最重要的论据，因为贺率的嗣父（贺乔）确实没有明确表态让贺率归宗，贺率作为儿子是无权在变更父（母）子关系上做决定的。
第四疑和第九疑，于氏列了六个实例。
其一，诸葛亮由于无子，过继其兄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乔。有亲子诸葛瞻后，诸葛亮不仅未让诸葛乔归宗，也没改变诸葛乔嫡长子的身份。这个实例不仅跟于氏情况相仿，也是于氏的最终目的，她想留下贺率并继承家业。
这个实例看着很像那么回事儿，但让诸葛乔过继的，以及其后决定不让诸葛乔归宗的，都是诸葛乔的“父”。此例并不能证明作为妻的于氏，有同样的权力。
其二，卫桓公本为妾室(戴妫)所生，后被庄公嫡妻庄姜收养长大，其后也未归宗。于氏认庄姜能因共同的丈夫得妾室之子，那么她也可以因共同的公公得夫兄之子。（笔者不明白于氏举这个例子以及相关说辞的用意，还请读者赐教）
其三，汉武时有“甲”拾弃儿“乙”养大，后乙犯罪甲匿之。虽非亲生、非同姓，但董仲舒依然认定二人为父子，故依父为子隐可免甲之罪。于氏的意思是，连异姓都能因相养被确认为父子，她和贺率之间的母子关系凭什么不被认可？
其四，某“甲”将儿子“乙”送予“丙”，乙被丙养大后，甲称自己乃乙之父，乙怒而杖之。甲到官府状告儿子殴打父亲，董仲舒认为甲未养乙，所以父子关系早已断绝，不当依父子律来判罚。于氏举这个例子的用意就很明显了，陶氏一天都没有养过贺率，凭什么做他母亲？
其五，是东汉秦嘉绝嗣而亡，其妻徐淑乞子而养。徐淑病亡后，养子归本生。但朝廷依旧将其录于徐淑名下，并命其还继秦氏之祀。
其六，三国时期吴国名士周逸，他本为左氏子，抱养他的周氏后又生亲子。面对时人嘲讽，周逸至死不归宗复本姓，以报养育之恩。
和之前诸葛亮的例子差不多，这些判决案例最多只能证明养育之恩被前朝、前人重视。可以用它们来劝说贺率、贺家族人放弃归宗之念，但不能说明继子不能归宗，更不能说明“妻”有权决定继子去留。
在第十疑中，于氏从《仪礼·丧服》中抽取规定，通过对比论证自己的观点。
子为父母服丧时，如果子为继子，父母为本生父母，则子必须降服。父母为子服丧时，不论子是亲生还是过继，父母丧礼规制不变。于氏想以此证明，古贤认为养恩大于生恩。笔者觉得这更说明，父亲地位重于子女。
综上可以看出，于氏虽然列出了很多理由，但大多都有些牵强附会。但即便如此，其“强大”的立论，还是迫使朝廷摆出了大架势。晋成帝令太常博士杜瑗、廷尉陈序、尚书张闿、丹阳尹等臣会同各部司意见，共议此案。
杜瑗比较同情于氏，他虽然拿不出什么理论依据，但帮于氏找了个更出名的事例“赵氏孤儿”。战国时期，赵国程婴死后，虽然赵武与他没有血缘关系，但赵武为程婴服齐哀三年（父卒子为母所服之礼），以报答程婴养育之恩。
陈序的想法很简单，不扯有的没的，就依朝廷律文。“养人子男，后自有子男，及阉人非亲者，皆别为户”，所以条文一套，就算是贺率不想归宗也得走人，“按乔自有子纂，率应别为户”。
尚书张闿颇为反对于氏的观点。
这位专业搞礼法的，直接就指出了于氏的理论硬伤，“养子”和“为人后”原本就不分，“云'乞养人子而不以为后'，见於何经”。然后又挑明了于氏的手法，不过是为了自身目的，通过自行定义来胡搅蛮缠，“故欲因今世乞子之名，而博引非类之物为喻”。
丹阳尹附议了张闿的观点，对于这类问题他两人的看法很简单，以“父”为本位，无子则为其继嗣，有子则嗣子归宗。“子”和“母”其实都是实现、延续父权的工具，所谓的生恩、养恩其实都不重要。
最终于氏败诉，贺率归宗。但笔者觉得重点不是于氏有没有道理，而是在礼法高于律法、男尊女卑的古代，于氏这名女子不仅敢、而且可以挑战朝廷的礼法制度，这才是这个故事神奇的地方。
备注：本文相关史料出自《通典 · 卷六十九》中的《养兄弟子为后后自生子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