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对外我们就说生了男孩。”

1916年，北大教授刘半农对着刚刚生产的妻子朱惠叮嘱道，朱惠看着怀中的婴儿，明明是个女孩，为何非要说生了个男孩？

短暂疑惑之后，她立马反应过来丈夫的意思，微微一笑点头，眼中闪现着泪光。

朱惠并不是委屈，而不是看到幸福，因为刘半农是在为她着想，她在为自己找到一个好丈夫而感到庆幸。

刘半农之所以这样做，这要从他们生活的时代说起。

1891年，刘半农出生在江阴，父亲刘宝珊是个秀才，因此家中也不算贫困，还因为父亲的身份在当地有些声望。

刘宝珊虽然是知识分子，但是接受的也是传统的文化教育，重男轻女的思想很浓重，对于自家三个优秀的儿子骄傲。

而刘半农从小就接受了新式教育，学习到人人平等的思想，对于传统文化各种糟粕很不喜欢，尤其是父亲重男轻女的思想很是不满。

在他11岁，一个姓朱的大婶看他很是满意，于是就跟刘母说：”我看你这儿子相当不错，我有个女儿叫朱惠，今年14岁了，要不咱两家结个亲吧！“

刘母听了很是高兴，因为朱家家世不错，家里是做生意的。可是刘宝珊听说了这事后，马上就不开心了，表示：两人属性相克，不合适，她家算是高攀了。

刘母暗自嘀咕”不是说女大三抱金砖吗？怎么就属性相克了？“不过在刘家，刘母是不敢忤逆丈夫的，于是只能又回绝这门亲事。

谁知朱家就认定了刘半农，朱惠嫁不了，那还有一个老二，年龄相当了。这下子刘宝珊无话可说了，只能答应下来。

不过刘半农和朱惠确实是有缘分，结婚之前朱家老二竟然突然意外离世了，朱家只剩下朱惠一个女儿了，刘半农只能娶朱惠了。

刘半农悄悄爬墙头偷看未婚妻长什么样子，看到她一双小脚在院中跑来跑去，他并没有嫌弃，反而回去告诉母亲让朱惠放脚，不要再缠足了。

其实这种思想在民国那些大师中还是比较普遍的，他们深受包办婚姻的束缚，对缠足的妻子是恨铁不成钢。

鲁迅在得知要娶朱安时也叫朱安放脚。可是朱安并没有听，坚持固守封建礼教，让鲁迅觉得孺子不可教，一辈子都没有与朱安有过多接触。

而朱惠这不一样，得知刘半农这个要求她只感觉他是好人，对他很有好感。

后来刘半农母亲病重，两人被安排冲喜，可是也没能挽回母亲的病，不过两人的婚姻倒是从此稳定了。

婚后两人感情很不错，朱惠的肚子很快就有了动静，可是由于太操劳而流产，还是两次，这让刘半农心疼不已。

1912年，刘半农到上海谋生，先是在开明社担任文字编辑，后来又去小报社做编辑和校对工作。之后又得到徐半梅的介绍到中华书局当编辑，开始以“半农”“海澄”等笔名发表小说，崭露头角。

事业有所变好之后，他就在岳母的帮助下将朱惠接到了上海，一直在家备受冷眼的朱惠终于能逃离那窒息的环境。

1916年，两人的第一个女儿出生，刘半农为她取名刘小慧。

看着怀中娇小的女儿，刘半农想到父亲得知此事的反应，按照他的性格肯定还是要指责朱惠的，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对朱惠说：“记住，对外我们就说生了男孩。”

朱惠听到他的话，微微点头眼中闪着泪花，对于丈夫对她和女儿的保护，她都明白。于是他们给女儿准备男孩的衣服，头发也剪成短短的样子。

1920年，刘小慧4岁了，刘半农得到伦敦大学的留学机会，他毅然带着妻女前往。

别人靠着留学经费一个人可以过得很潇洒，看到刘半农带着妻女就笑他，可是刘半农并不觉得羞耻，靠着留学经费养着妻女。

然而一件事的发生让这份经费变得更加捉襟见肘，朱惠生了一对龙凤胎，又多了两张吃饭的嘴，这下子可怎么办呢？

刘半农给又冷写信吐槽，说：“受不了，天天闹得断炊！”可是在妻子面前，他依旧是贴心丈夫的样子，努力找兼职赚钱养家，写新诗、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

后来发现在巴黎的生活费更低之后，他又申请了巴黎大学的留学机会，又带着妻儿到巴黎去生活，他还是继续求学。

在这期间他还干了一件足以让他名留青史的大事：创造了专指女性的代词“她”和专指动物的代词“它”。

起因是他在翻译《茶花女》时发现，英语中对于男性、女性和动物都有专门的代词，可是在中国却只有一个“他”，这样导致行文看着很艰难。

他对于女性一直都是很尊重的，对中国女性身处的艰难环境也很同情，于是他想借助机会，为女性专门创造一个代词，这样一来“她”字就诞生了。

创造是创造出来了，可是如何推广让大家都用呢？他专门写了一首诗《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

……

刘半农用这首浪漫的诗写出了女性的浪漫，但是有些女性还是不愿意接受，因为她们认为这个“她”带着女字旁，和“妖”“奸”等字一样，是对女性的侮辱。

但后来鲁迅、陈独秀等大师都积极发声，赞同刘半农的创举，赵元任又给这首诗谱曲，灌制唱片使它成为一首歌。

歌曲的传唱度很广，“她”字伴随着歌曲的流传成功推广开来。

刘半农的创举来源于他对女性的尊重，还有他为文化矢志不渝的推广。

他不仅在小说、戏剧、民间文学上都有建树，对于古典文学和白话文创作也有很深的造诣，尤其是他在语音学的研究更让他成为民国独一无二的大师。

他撰写《四音实验录》，解决四声是什么问题，创建语音乐律实验室，根据自己搜集记录的七十多种方言编成《调查中国方音用标音符号表》，还根据语音声浪的需要，创制“刘氏尺”，又升级为“乙二声调推断尺”，将测算声浪的效率提高十倍。

可惜天妒英才，1934年他与友人一起沿着平绥线去西北调研。路上借宿在一处乡村草房时，其他人都睡在土炕上，只有他坚持将行军床放在房间中间。

当时他还开玩笑说：“这像不像停柩中堂？”其他人笑笑不以为意，他自己也没想到一语成谶，在途中被虱子叮咬，染上了回归热，回到北平后又没有及时治疗，在那一年的七月遗憾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