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封神,死后封杀

最爱历史说 2024-08-04 01:12:44

当奉圣旨查抄江陵张府的“专案组”打开大门时,一幕人间惨剧呈现在世人面前:

张家老小妇孺,有17人饿死在府里,有的尸体已被饿红了眼的家犬吞噬殆尽。

十几天前,专案组从京城出发时,先行命令当地政府封闭了张府所有出入口。张家大小数十口人来不及退出,被锁在了门内。有些人活活饿死,惨不忍睹。

专案组简单处理了现场,开始抄家。

张居正的几个儿子被分头提审,接受各种严刑拷打。大儿子张敬修经受不住暴力与羞辱,悬梁自尽,死前,咬破手指头在衣服上写下血书,为父亲抗辩。

此时,张居正已经死去两年。从天堂到地狱,却只需皇帝的一个决定。

万历皇帝——那个曾经对张先生毕恭毕敬、又怕又爱的年轻人,曾数次向张先生许诺,会替他看顾好他的子孙。

原来就是这样的看顾法。

张居正(1525-1582),湖北荆州人。图源:网络

01

张居正生命的最后两年,认真想过急流勇退。

万历八年(1580)二月,他向18岁的皇帝上疏,请求退休。他在疏中回顾说,当首辅九个年头来,直面闲言恶语,每天辛苦劳瘁,不敢有任何推脱避让,不是因为别的,只是为了“图报国恩”,报答先帝当年托孤的信任和礼遇。

张居正对权力及其风险,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在疏中说:“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

权位不可以贪恋,熟稔本朝内阁斗争史的张居正,看得比谁都清楚。(参见:嘉靖朝权斗、隆庆朝权斗)

他只是在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皇帝赋予的权位还给皇帝。此次上疏请求退休,他认为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客观上,经过八年的改革,人事、经济、边防等帝国要务,较之前大有起色,基本进入正轨。而且皇帝已经成年大婚,实现“亲政”是必然的。

主观上,张居正说自己56岁了,须发变白,血气早衰,怕身体条件不允许他继续干下去。

不过,张居正以健康原因提出辞呈,实际上是一个借口。万历在情感上应该有同意张先生退休的想法,但他的母亲李太后很快制止了他这种念头。

李太后说,张先生要辅佐你到30岁才行。

照太后的意思,张居正还要干12年,到68岁退休,身体也没问题。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说,张居正归政乞休,是一种谋定而动的办法。明代的内阁,自张居正以上,从夏言到严嵩,再到徐阶、高拱,凡是当过国家大权的, 最后都支付了最大的代价。矛盾的心理,惧祸的心理,最后驱使张居正走上归政乞休的道路。

张居正。图源:大明王朝1566剧照

02

张居正绝非平庸之辈。他的字典里,几乎找不到“明哲保身”这个词。

官场险恶,不在他考量进退的范畴之内。在他30岁的时候,严嵩当权,他人微言轻,没有干预政局的能量,于是决定离开官场。他以养病为由向吏部请假,回到老家江陵,一住就是三年。

对他来说,这不是归隐或逃避,而是对抗污浊政局的表达方式,抒发怀才不遇之郁闷。

在那段闲居的日子,他写过两句诗:“江湖此日空愁病,独望宸居思渺然。”

宸居,是皇帝的住所,代指权力中心。年轻的张居正人在江湖,心在庙堂。他心心念念的,从来不是隐居退避,而是寻找机会复出,实现匡时救国的抱负。

当内阁混斗,自己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之时,他给自己写过一句从政格言:“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

同样意思的话,他还说过很多:“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明朝政坛从不缺乏清流,他们以道德洁癖相标榜,以洁身自好相砥砺。这样的人,如果不进入官场,留在社会上批判和监督权力,淳化风俗,不失为一种有感召力的精英模范。然而,这样的人,偏偏扎堆官场,变成了一群满口仁义道德、无裨社稷民生的庸官。

用今天的话说,清流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爱惜个人羽毛甚于天下苍生死活。

任何一个实干的政治家,最痛恨的人正是政坛上的清流。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的用人标准总结起来就只有一条: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循吏,指的是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毁誉,只希望把事情做好的官员。张居正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万历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03

张居正是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

这些道德瑕疵,充满了张居正仕途上升的整个过程。

在隆庆、万历政权交替之时,他坚定地与秉笔太监冯保结成同盟,假装站队支持首辅高拱打击冯保。结果,以出其不意的反转,排挤掉了高拱,自己上位。在高拱去职后,仍然想通过制造雇凶谋刺皇帝的冤案,致其于死地。

而在表面上,当皇帝颁旨免掉高拱的首辅职位时,张居正声情并茂地上疏,为高拱求情。

抵达权力巅峰的张居正,后来曾顺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过他,两人感慨时光,动情处还互相擦了眼泪。

然而,在政治家眼里,情绪的调动与展示,不过是手腕罢了。

高拱也是老狐狸,在失势的日子里,深深懂得配合政治表演的必要性。实际上,他至死未曾原谅张居正。临终前,高拱留了一手,回忆自己参与的政事写成《病榻遗言》,其中对张居正的人品、阴谋多有指摘。

这部回忆录在张居正死后,适时地出版了,成了万历皇帝决心清算张居正的导火索。

实际上,哪怕在张居正推进改革最有实绩,力挽本朝危局最得力,权力把控最给力的时候,针对他的攻击也从未停止过。这些攻击来自他的政敌、清流派,以及被改革触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深知张居正的改革成绩斐然,无可指摘,所以只能试探性地在他的道德上做文章,以此离间他与皇帝的亲密关系。

这波道德攻击,声势最大的一次出现在万历五年(1577)九月。

当时,张居正父亲逝世的丧报传到京城,给张居正出了个大难题。按照规定,张居正应该离职回家守制二十七个月。此时,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朝廷上下都离不开总设计师把舵。张居正如果走开了,整个帝国就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的强者,可以继续推进改革。

万历皇帝还未成年,对张先生的依赖性正是最强烈的时候,于是下旨“夺情”,要求张居正留任。

根据惯例,张居正需要三次恳请皇帝放他回乡尽孝思,皇帝也连下三旨加以慰留。在给皇帝的疏中,张居正一再强调这个事情“非常理所能拘”,暴露了他不想在此时回乡守制的真实想法。这,为攻击者提供了最大的把柄。

舆情汹汹,弹劾张居正的人结队而来。在皇帝的支持下,弹劾者均受到了廷杖、流放等处置。张居正铁石心肠地留了下来,没有退让。

事关改革成败,他从未畏惧清议,也从未畏惧权斗。他可以赢得很漂亮。

张居正和未来的皇帝朱翊钧。图源:影视剧照

04

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任何时代,在染缸里做大事的人,都要主动或被动地给自己先染上颜色。干干净净的人,只会站在染缸外指指点点,还生怕被溅到了,绝不可能在染缸里做成大事。

张居正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民族文化特性的悲剧。

张居正的“死党”冯保,并非善类,至少在以权谋私这一点上相当在行。张居正为了换取他对改革事业的支持,一定程度上默许了他的贪污行径。当冯保利用贪贿之财营建生圹的时候,张居正应邀为他预撰“墓志铭”,给他高唱赞歌。在张居正笔下,冯保被塑造成一个清廉守法且有所作为的宦官政治家。

身处染缸之中,张居正自己也越染越深,但他始终在与自己的内心抗争。

他曾给一个地方大吏写过信,解释他为什么拒收贿赂。他说,这么贵重的礼品,无一不是从百姓身上盘剥来的,我要是昧着良心收了这些礼品,那就是“以肉驱蝇,蝇愈至”。

他还曾拒绝过名将李成梁的行贿,说你有血战之功,我要收了,对得起开国皇帝吗?

总体而言,张居正虽然在作风和私生活上饱受诟病,但他的底线意识还是很清晰的。他说过,做官做到这个位置,不用贪污,拿拿官场的常例钱,也能做富家翁。

张居正死后,在被反攻倒算的浪潮中,很多落井下石的揭发文字四处流传。这些为了证明他是罪孽的文字,极尽诋毁之能事,把他写成乘坐32人豪华大轿回乡葬父的暴发户,把他写成四处收受海狗鞭以满足壮阳需求的淫相……政敌罗织罪状,全凭想象力,这跟写小说有什么区别?

张居正的财富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皇帝和太后的赏赐。据统计,张居正当首辅期间,接受赏赐达208次,赏银一次最多一千两,少的也有数十两,赏物则从彩缎、蟒衣到玉带、貂鼠皮等等,应有尽有。

他的儿子,一个被赐为状元,一个被赐为榜眼。万历皇帝对他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张先生的功劳唱不完,照顾一下你的子孙,也是理所应当的。

张居正的堕落,其实就表现在这里。他是有资格教导皇帝的帝师,他也正在带头推进帝国的改革事业,而他面对皇帝和太后的功名利禄诱惑,明知破坏了规矩,糟蹋了科举的公平本质,他仍然得意洋洋地接受了。

朱东润以同情又带批评的笔调,对张居正作了这样的评价:

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后,立刻又成为贪污。

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

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的人物。

在明朝,做官和做事几乎是两回事。图源:影视剧照

05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功于张居正的改革。

皇帝和太后对他的信任、恩眷,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整个帝国到了离不开张居正的程度,在他被恩准短暂还乡葬父的过程中,朝廷大事的定夺还要快马加鞭送到江陵,“听张先生处分”。

内阁制度名存实亡,帝国的命运系于张居正一人。

在江陵期间,最高峰的时候,张居正一天之内收到皇帝的三道诏书,地方官拍马屁,要为他建造“三诏亭”以资纪念。张居正拒绝了,颇有忧虑地说,自己现在是骑虎难下之势。

“骑虎之势”,意味深长,说明他已经感觉到危机的逼近了。

从万历五年顶着舆论压力不肯离职丁忧,到万历八年突然以年老精力不济请求退休,三年之间,张居正对权位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

这个转变恰恰证明,张居正不是贪恋权柄之人。他也有深刻的危机感,知道身在高位,难得善终。

所以他的进退之间,是以改革事业为参照的。在那三年里,他注重的考成法、一条鞭法,以及南倭北虏问题,有的已解决,有的初见成效。乞休而退,正是时候。

他自己估计也想不到,万历皇帝和李太后不放人,还要他辅佐到皇帝三十而立。

老天最终以最粗暴的方式,及时制止了这项漫长的计划。

第二年,万历九年(1581)五月,张居正病倒了。病情来势汹汹,但无论张居正如何乞求,皇帝就是不放他退休。

在张居正去世前九天,皇帝加封他以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在明朝二百年的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这项荣誉。

但是,疾病很快夺去他的生命。他无法,也不想利用这项新的荣誉来增加自己的权威。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走完一生。

张居正。图源:大明1566剧照

06

当皇帝意识到“张先生终究是会死的”之时,针对张居正的反攻倒算已经开始了。

年轻的皇帝从一开始的顾念旧情,到后来的逆反报复,用两年时间,清算了张先生在他少年时期刻下的印记。

张居正被定的罪名很多,但说起来就一条:威权震主。

也只有这一条,才能戳到皇权的核心与痛处。尽管张居正得意之时也不忘小心谨慎,但是,只要皇帝听信了流言,就会把当年对他的隆遇与慰留,当作是被张居正情感洗脑的结果,通通不认账。

万历皇帝的最后一丝皇恩,体现在顾念张居正效劳多年,恩准免于开棺戮尸的说辞里。

政治何其冰冷无情!

22岁的万历皇帝,已经“出师”了。

悲剧的是,正如黄仁宇所说,“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张居正一死,帝国患癌,且无人疗救。

他当国十年的家底,只够万历皇帝及其继任者糟蹋半个世纪。到崇祯十三年(1640),明亡前四年,张居正家族才获得全面平反。

江河日下,国破家亡,崇祯皇帝无限感慨:“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世间已无张居正。只有庸人还在指摘张居正的道德瑕疵。

最后,谨以鲁迅先生的一句话,送给那些诋毁张居正的人:“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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