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咏，与向警予、蔡畅齐名，称“周南三杰”，更有“江南第一才女”之誉。

萧子升、易礼容等人言之凿凿，说她貌美无双，身姿颀长，才华出众，只是性情刚烈。至于是否当真，也无从考证。

史料寥寥，仅存《毛泽东早期文稿》一封书信，其余尽归尘土。

她的名字，被历史轻描淡写，影影绰绰，仿佛从未存在。

前些年，一部电视剧将她拽回人们的记忆里，风光片刻，终究还是散了。

她一生未嫁，三十六岁辞世，如风般来去，世人只剩惋惜。

“长江以南第一才女”

陶斯咏，这个名字，曾在历史的角落里沉寂多年，直至《恰同学少年》一剧，她的身影才得以重回人们的视线。

剧中的她，并非历史原貌，而是导演笔下的一个虚构女子，一个被赋予了几分浪漫色彩的角色。

她的聪慧，她的执着，她的情感纠葛，皆在戏剧的润色下，显得鲜活生动。

她出场时，年方十七，乌黑的长辫轻垂肩头，衣衫素净，目光澄澈。

她是富商陶翁的掌上明珠，生于锦绣之家，长于书香门第，天资聪颖，才思敏捷。

世人以为，她的一生，该是安然顺遂的，琴棋书画，刺绣女红，择一门当户对的亲事，步入安稳的人生。

然而，她偏不。

她的心里有火，她的眼中有光，她不甘于闺阁之中绣花度日，她要读书，要见世面，要同男子一般，在学堂里挥笔论道。

随父亲去第一师范捐款，她望着那肃穆的学府，心生向往，便轻声问道：“男儿能读书，女子为何不能？”

陶翁一笑，摇头道：“世道如此，男有男的天地，女有女的归宿。”

她未置可否，只是暗自思量。

既然如此，她便去女校读书，可若是有机会，她定不会甘于止步于此。

果然，第一师范招生时，她未曾迟疑，悄然托人报了名。

试题发下，她凝神思索，提笔疾书，与向警予携手作答，文章一出，惊艳四座，夺得第四。

才名远扬，众人皆叹。

然她更在意的，是榜首之人——毛泽东。

毛泽东，这个名字，她听过许多次。

她曾读过他的文章，慷慨激昂，锋芒毕露，笔力千钧。

她惊叹，他的胸怀如此开阔，他的志向如此远大，他的才华如此非凡。

于是，她想见他，想与他交谈，想亲耳听听，这样的文字，会出自一个怎样的人？

那时，男校与女校之间泾渭分明，学生不得私自往来。

陶斯咏虽听闻过毛泽东的名字，却始终无缘得见。

直到那一日，命运使然，二人于书店邂逅，才算真正照面。

杨昌济的《达化斋日记》新书面世，陶斯咏闻讯而至，欲购一本细读。

可惜书店存书无多，柜上仅余一本，却正落在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囊中羞涩，向来以书店为学堂，站着翻阅多时，早已惹得老板不悦。

见陶斯咏欲购此书，老板趁机发作，伸手夺书，将其递至陶斯咏面前。

毛泽东正读得入神，忽觉手中一空，抬头便见老板神色不善。

无奈囊中仍是空空，纵有满腔怒火，也只得作罢，拂袖离去。

陶斯咏见状，心中颇感不忍，取了书款，缓步离去。

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陶斯咏无意间又瞧见了毛泽东，只见他手里拈着两个烧饼，分了一半予沿街乞讨的孩童，自己却只留半个充饥。

她微微一愣，心中忽而生出几分敬意。

片刻迟疑后，她上前几步，将手中那本《达化斋日记》递予毛泽东，未作多言，便转身而去。

这一场相逢，寥寥数语，未及寒暄，亦未通名姓。

惊艳了岁月

他们大抵未曾料到，还会重逢。

更未曾料到，重逢的地方，竟仍是那家书店。

那日，天色阴沉，雨势如注，豆大的雨点砸在青石板上，汇成潺潺水流。

街巷行人四散，唯有书店屋檐下，站着两个避雨的人。

毛泽东微仰头，看着屋檐落下的水线，陶斯咏则抱着几本书，轻轻叹了口气。

雨声如鼓，天地苍茫，竟生出几分诗意。

二人不约而同地吟诵起诗句，一个气势磅礴，一个温婉悠远，各抒胸臆，倒也相谈甚欢。

雨歇，天光微亮。临别之际，毛泽东朗声道：“下次再见。”

陶斯咏微微一愣，垂下眼睑，心里却暗自嘀咕：“一无约定，二无地点，如何再见？”

她想问，却又不愿问，少女的矜持，让她的疑问只停留在心间。

虽有姓名相留，毛泽东却道自己名唤“润之”。

陶斯咏略觉失落，却也未深究。

二人这一番谈话，让她对毛泽东的印象愈发深刻。

只是她真正知晓“毛润之”即是“毛泽东”，却是后来的事了。

那时，毛泽东为寻志同道合之友，在各校张贴征友启事，周南女中亦不例外。

陶斯咏本未多想，直到她瞥见那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心中一震。

这话，曾在雨中相谈时听毛润之提起。

她略一思索，拉着向警予同去报名。

待到读书会相聚，书案之上，灯影之下，陶斯咏才知，这“毛润之”，便是那篇文章写得惊天动地的毛泽东。

她轻轻一笑，目光落在那人的身上，心中忽而明朗了许多。

自那以后，便是一段青春燃烧的岁月。

毛泽东身边，聚集了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他们高谈理想，激辩国事，纵横古今，探讨救国之道。

陶斯咏每次必至，坐于人群之中，目光炯炯，心潮澎湃。

与这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为伍，她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也更坚定了心中的信念。

她从来不愿做温室之花，她要为这风雨飘摇的时代，做些什么。

聚会之上，毛泽东往往是最引人注目的人。

他谈时局，言辞犀利，指点江山，气势如虹。

陶斯咏听着，看着，便觉得他的身影越来越高，越来越远，直至遥不可及。

她敬他的才学，服他的胆识，也倾慕他的风骨。

只是，这一切，终究只是她的心事。

毛泽东满怀理想，胸中装着山河大地，眼里盛着黎民疾苦。

他敬陶斯咏，视她为知己，却不曾想过再进一步。

直至那日，他提出不谈恋爱、不做家庭梦、不困于小情小爱。

陶斯咏的心，便沉了下去。

她早知他的志向，却仍抱一丝幻想，如今这幻想终被彻底打破。

她未曾埋怨，也未曾退缩。

既然做不得恋人，那便做朋友罢。

她将所有未曾言明的心事深埋心底，与众人一般，追随在他身侧，不遗余力地帮助他。

两人之间，仍是友好，仍是信任，只是少了几分她曾悄然珍藏的希冀。

后来，她投身教育，立志培养更多有志之士。

她教书育人，她书写讲义，她将满腔热血化作薪火相传。

只是，她终未再动心。

年轻时遇见过风华绝代的英雄，便很难再为旁人驻足。

三十六岁那年，她病逝长沙，一生未嫁。

毛泽东曾问杨开慧：“开慧啊，你说我日后，能否遇到一个知我、懂我，与我志同道合、信念相同，连感情都契合的人？”

杨开慧听了，不假思索地笑道：“你有那么难懂吗？我可不觉得。”

电视剧里，陶斯咏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在新婚前一日毅然出逃，奔向毛泽东。

只是她未曾想过，毛泽东眼中的爱情，从来不是痴缠缱绻，而是志同道合、并肩同行。

他在朋友面前坦言自己的态度，也在那一刻，断了陶斯咏最后的念想。

编剧巧妙地将杨开慧与陶斯咏并列，一刚一柔，一执着一洒脱。

她们都倾慕毛泽东，都曾向他伸出手，只是一个被握住，一个却只能远远看着。

毛泽东择偶的标准，早已刻在骨子里。

理想为先，信念至上。儿女情长，终究比不过家国大义。

毛泽东心怀天下，装着百姓疾苦。

他要走的路，注定是风雨交加，他的身旁，唯有能共担风雨之人，才能携手同行。

这一切，都来自《恰同学少年》。

剧中的人物，有真实的影子，剧中的情节，也源于历史的回响。

那是一个被信仰照亮的年代，青年们的热血，不止为爱燃烧，更为山河呐喊。

他们的柔情中，有家国情怀，他们的相知里，藏着赤诚之心。

这段感情，终究无果。

但它不是遗憾，而是一种注定。

有人为爱停留，有人负重前行。

有人将爱情放在生命的枝头，有人却将信仰捧在掌心。

人生的路，选择不同，归途也便不同。

历史上的她

文艺作品，总免不了想象与虚构。

为了成就一段美丽而忧伤的爱情，人物的际遇可以被巧妙编织，细节可以被精心雕琢，甚至连历史的边角，也可以被重新剪裁。

然而，散落在旧报纸上的墨迹，或许更接近真实。

那些泛黄的纸张，不会粉饰，不会夸张，它们所记录的，是那个时代最朴素的声音。

历史上，1920年11月至1921年11月，陶斯咏在湖南《大公报》上，以“陶毅”“陶斯咏”“斯咏”三种署名，刊发了八篇文章，字数合计约两万。

她的本名是陶毅，“斯咏”不过是她的字号。

世人称她“江南第一才女”，并非溢美之辞。

从这些文章中便可见一斑。

她笔下的世界，远不止儿女情长，而是目光深远，关怀时代。

她论国事，剖析民生，文字老练，风骨坚韧。

言辞典雅流畅，文采自然天成，不落俗套，也不流于空谈。

1920年深秋，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偕夫人到长沙讲演，知识界翘首以待，群情鼎沸。

杜威夫人特地在周南女子中学作了一场关于《美国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的讲演，字字珠玑，激起无数共鸣。

数日后，陶毅提笔写信，直陈己见，信未寄出多久，便得到了杜威夫人的回信。

此事一经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杜威夫人致陶斯咏函》连同陶毅的附识文字一经刊载，便引发了诸多讨论。

紧接着，《名不宣先生与陶毅的通信》应声而出，思潮涌动，激起阵阵回响。

彼时，湖南教育步履维艰，武昌高等师范面临停办，第一师范亦深陷困境。政府冷眼旁观，拨款捉襟见肘，学子求学之路愈发艰难。

陶毅见状，愤然疾书，撰下《我的湖南教育的痛感》，痛陈教育困境，直指当局不作为。

字字如刀，句句如剑，一封檄文，震耳发聩。

1921年前后，湖南自治运动与制宪运动如火如荼。社会风云变幻，女子命运却依旧如尘土飘零。

陶毅对此尤为关注，笔耕不辍，连发数篇文章：《我所希望于女界同胞和制宪学者的意思》《想要得到完满的结果总是要预备》《宪法讨论中之两函》《女子应当承受遗产的理由和对于反对派审查员的忠告》。

她疾呼，女子应自立自强，不仅要争取社会的平等待遇，更要提升自身实力，投身于解放之路，断不能安于现状，任人摆布。

她的言辞犀利，不留情面，警醒了不少人，也激怒了不少人。

1921年7月，周南女子中学爆发学潮。旧式教育压制思想，学生忍无可忍，与校方冲突升级，最终演变成士兵殴打学生，甚至大规模开除学籍。

事件迅速发酵，校董事会、湖南省教育会、省学联、家长纷纷卷入，局势一度紧张。

彼时，陶毅正在东南大学进修，远隔千里，却从报端得知消息，愤怒之下，连夜写下《周南风潮痛言》，以笔为剑，直击旧制度的弊病。

文章辗转寄往《大公报》，然而邮路受阻，学潮平息时，文章才姗姗来迟。即便如此，编辑仍予以刊发，并加按语称：“颇多忠告，语亦中肯。”

自1923年起，历史的书页便不再留下陶毅的痕迹。

她仿佛自世间消失一般，无人知晓她去了何处，又经历了什么。

直到1931年，一则无从考证的消息悄然传出——她因病服药不当逝世，年仅三十六岁。

彼时的长沙，风雨依旧，江水悠悠，“长江以南第一才女”终究香消玉殒，只留下一纸惋惜。

关于她的传闻，却远未停息。

有人说她隐居乡野，远离尘世；有人说她颠沛流离，客死他乡；更有人言之凿凿，说她曾短暂复出，却很快归于沉寂。

这些故事，真假难辨，似是风中零碎的絮语，捕风捉影，终究难以求证。

1920年至1921年，是她最为耀眼的时光。

那时的她，意气风发，敢言敢行，仿佛要用一支笔撼动整个时代。

可惜，这样的光芒，却未能长久。

她的抉择，她的沉寂，她的去向，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究竟是看破世情，甘愿归于平凡？

还是迫于现实，无奈放弃理想？

无人知晓。只知，她曾来过，也曾灿烂过。

参考资料：

关于陶毅的史料拾遗

王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