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内卷”战役正式打响！国家级策略部署，地方政府迈出决定性步伐。自8月1日起，国务院正式发布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将全面生效，直指地方不公竞争行为，特别是针对遏制招商活动中的“内卷式”恶性竞争现象。
从此，若无法律、行政法规支持或国务院明确批准，地方政府将不再有权推出那些影响企业生产成本的政策。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也必须一律取消：
（一）向特定经营者提供税收优惠；
（二）为某些经营者选择性地提供财政奖励或补贴；
（三）在获取生产要素、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基金、社保费用等方面给予某些经营者优惠待遇；
与此同时，7月30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明确要求加强行业自律，防止行业内的“内卷式”恶性循环。
这一举措无疑是对当前市场环境的一次重大调整和优化，旨在促进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也为广大企业和投资者营造了一个更加健康、公平的市场环境。此举标志着国家对于市场秩序的重视程度，以及打击不公平竞争行为的决心。
发现没有？在不少地方，已经悄然裁撤了招商部门，取消了基层的招商指标！看来，未来的招商之路将更加市场化。
地方政府大力招商引资，曾是推动中国高速发展的关键机制。然而，为了政绩而“乱打牌”，滥用税收减免和各种优惠补贴的做法，却导致了招商的低效化、同质化问题。
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统一大市场，必须重拳出击，打破招商“无效内卷”呢？
为什么地方政府为了拉动GDP而进行的“逐底竞争”，已经不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大幕拉开，历史性的一刻到来了。
地方招商的“内卷”现象，到底有多严重呢？
2022年度，审计署就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有55个地区违规或变相返还税收或土地出让金等高达225.08亿元。而这还只是不完全审计的结果。
今年1月，全国审计工作大会传来重磅消息，直指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中违规推出“小政策”、营造“税收洼地”等问题，严令查处违规返税等乱象。同月，全国税务工作大会也明确将2024年的工作重点之一放在严肃治理地方违规招商引资中的涉税问题上，严禁税务部门和税务干部参与配合此类违规操作。
响应这一号召，各地已开始行动：1月，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表示因之前获得的奖励资金与相关政策不符，需向当地财政退还2000多万元；3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廊坊）的发展改革和财政局公开了举报违规出台财税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渠道；到了6月底，《上海市招商整改任务清单“二十条”》发布，要求即刻清理与税收挂钩的产业扶持政策，全面禁止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招商的行为。
这一系列迅速的反应背后，隐藏着怎样紧迫的现实原因？这不仅是对过去不规范操作的纠正，更是对未来健康发展的追求。在这股整治风潮中，我们看到了政府对于打造公平、透明投资环境的决心与努力，也预示着一个更加规范、更具活力的市场即将到来。
在当前形势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决不允许大小不同的“税收洼地”继续存在。所谓的“统一市场”，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消除那些阻碍经济循环的障碍。由于“内卷”式的招商活动引发的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问题，无疑对劳动力和资金的正常流动构成了阻碍。
另一方面，土地财政的锐减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越发紧张，以往那种向企业提供的种种优惠条件和利益，现在变得难以为继。
事实上，一些较早意识到这一点的发达地区已经开始采取行动：2015年，上海决定所有街道取消招商引资，使街道回归其原本的服务职能；紧随其后，2018年山东更是明文规定，“济南、青岛市中心城区及其他有条件的地方，街道可以逐步取消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等职责及相应的考核指标，经费由同级政府保障。”这一趋势，有望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中看到。
显然，反内卷化的招商引资势在必行。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各地为了吸引优质企业的目光，真是“各显神通”，甚至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招商引资不仅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一剂“灵丹妙药”，其贡献不可磨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可谓是煞费苦心，其疯狂程度恐怕远超你的想象。那种动辄赠送土地、豪掷千金的激烈竞争场面，足以让那些在“仅退款”问题上绞尽脑汁的电商平台们目瞪口呆。
提起最引人瞩目的一次招商活动，非河南引入富士康莫属。那一次，河南几乎是把一个地方政府能想到的所有优惠条件，毫无保留地摆在了桌面上。
为了建厂，河南慷慨地提供了15亿美元的巨额补贴，郑州更是毫不犹豫地划出了相当于当时上街区面积六分之一的10平方公里土地指标，这无疑是一场赌注巨大的冒险。
这种大胆而又富有远见的策略，不仅为地方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外界看到了河南在招商引资方面的坚定决心和非凡魄力。
在河南省，富士康不仅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税收优惠政策——投产前五年免除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五年后税率也仅为正常水平的一半；直到2020年，才全面恢复标准税率。此外，得益于河南向国家海关总署成功申请的保税区政策，富士康的税负进一步减轻。
招工方面，河南更是全力以赴。2012年，一声令下，全省18个地市齐心协力，为富士康招募了20万名员工，这些新员工每人每月还能额外获得200元的补贴，单此一项，一年就需要投入高达2000万的资金。
更有甚者，河南省教育厅动员了全省百余所中高等职业学校，推动2.5万名学生前往深圳富士康实习，旨在为河南富士康储备一支雄厚的员工队伍。
一位郑州航空港区的官员在2017年透露：“富士康的事务，已不仅仅是招商层面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政治责任的高度，从上到下，无一不将其视为头等大事。”
在河南，富士康曾一度成为传奇的代名词，单凭一厂之力就贡献了郑州80%的出口，不仅拉动数十万人的就业大潮，更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相继扎根。然而，时至今日，“富士康奇迹”已难以再次上演。相反，一些地方开始盲目内卷，无视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致使负面效应日益显著。
例如，截至2023年底，全球光伏产业的产能已经突破900GW大关，远远超过实际需求。预计这些产能足够使用直至2030年。面对这样的市场现状，光伏产业链上的企业不得不纷纷减产、裁员，淘汰落后产能以求生存。
但令人费解的是，尽管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仍然热衷于吸引光伏产业的投资。仅4月份，就有多达66个光伏制造业相关项目签约或开工，新增投资超过1100亿元。这种“一窝蜂”式的招商行为，往往以“一地鸡毛”收场，最终导致资源浪费和投资者失望而归。
这种现象不禁让人深思：在追求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是否应该更加审慎地评估市场需求与产业发展的真实前景，避免重蹈覆辙，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反内卷”招商的新时代里，地方政府不再能够轻易地拍胸脯、打包票、做出诱人的承诺。那么，这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呢？
城市间的“马太效应”必将进一步加剧，使得欠发达地区在招商引资上面临更大的挑战。
曾经，对于许多中西部以及欠发达的地区而言，税费减免、财政补贴政策一度成为它们参与竞争的杀手锏——你提供3年税收优惠，我就敢给出5年的税收优惠，先通过“口头支票”吸引企业入驻，这样地方政府也无需承担巨大的经济压力。
随着这种竞争方式被封堵，欠发达地区在营商环境、产业链完整性、交通便利性以及人才储备等多方面，可能都不如周边的发达地区。面对企业的迁移需求时，欠发达地区又怎能成为首选呢？
这是一个需要迫切回应的问题，它极大地考验着各地区的智慧与策略。
在这场激烈的城市竞争中，那些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不必再被卷入那个比谁投入更多的“砸钱竞赛”中。当“以税引商”的策略逐渐走到尽头，接下来我们将见证一场强者愈强、弱者自寻生路的剧烈城市分化局面。这不仅是市场的自然淘汰，也是市场发挥其基础配置作用的必然结果。
地方招商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革，其中“资本招商”和“股权招商”的模式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合肥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政府不再仅仅是提供土地、税收优惠的“房东”，而是通过成立产业投资基金，直接向企业和项目注资，变身为企业的“股东”，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风险投资机构”。这种模式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宝贵的发展经验。
在2019年那段艰难岁月中，蔚来汽车股价一度跌至仅剩1.2美元，甚至曾与18个城市洽谈合作却均以失败告终。然而就在次年，当公司亏损达到惊人的113亿时，合肥产业基金毅然决定投资70亿于它。这一勇敢之举不仅为蔚来带来了生机，也标志着合肥成为新能源汽车的重要阵地。
这种模式的成功，无疑是对政府精准投资眼光的一次重大考验。
而今，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也开始将目光聚焦在特定产业或细分领域上，纷纷启动“资本招商”计划
今年六月份，北京便大手笔地落地了四支共计500亿元的产业投资基金，涵盖先进制造、智能装备、新材料、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以及绿色能源和低碳等多个领域；
而上海更是不甘落后，正式推出了三大先导产业的母基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母基金及未来产业基金，这些母基金的总规模高达1000亿元，由上海国投公司担任管理人。
在广州市，一场招商引资的革命正悄然拉开序幕。广州市投资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近日正式挂牌，同时推出了一项创新之举——“广州招商引资20条”。这一策略大胆引入“市场+资源+应用场景”的新模式，旨在通过资本协同型招商，重新定义地方与资本的关系。
此举立刻在业内引发热烈讨论，共识逐渐形成：当地方政府不再仅仅依赖税收减免来吸引投资，而是将资源和资金整合到基金层面，采用基金的方式来实现招商引资时，这种做法不仅更为精准，也更符合市场化的运作规律。
地方政府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从以往为了追求业绩而不惜一切代价拉拢投资者的“房东”，转变为需要更深入了解需求和市场的“股东”。这种转变意味着，地方政府需要更加注重市场需求，更加精准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大局。
为此，广东省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近期通过的《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中明确提出，在国有天使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的考核过程中，“不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这一政策的出台，无疑为国有资本的运用扫清了障碍，完善了相关制度。
这一系列动作表明，地方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市场经济中，通过更加灵活、高效的资本运作方式，推动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不仅是对传统招商引资模式的一次颠覆，更是对未来地方政府角色定位的一次深刻反思。
显然，这是为了建立一种容错机制，激励国有资本勇敢探索，不断前进。毕竟，投资总是伴随着风险，许多地方国资委的失败案例已经司空见惯。以山东潍坊为例，自2018年以来，他们投入超过60亿元人民币，先后入股了美晨生态、孚日股份、山东墨龙、同大股份等7家上市公司。然而，其中5家公司的股价表现平平，导致潍坊国资出现严重浮亏；另外3家公司在得到潍坊的资金支持后，业绩却持续大额亏损。
不过，尽管道路坎坷，却是必经之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继招商“反内卷”之后，一个崭新的“地方风投时代”必将到来。
有没有发现，上面列举的案例，包括近期涌现的产业基金创立者，大多数都位于一二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合肥、武汉、成都……
在当前这个“反内卷”的大背景下，地方招商竞争的门槛实则被推得更高了。面临财政压力山大的同时，地方政府还需拿出巨额资金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并且不得不考虑如何构建有效的投资容错机制。
展望未来，对于那些天然对风险更加敏感、承受能力更脆弱的小地方、欠发达地区来说，恐怕连参与竞争的机会都难以抓住。要想真正入局，就得脚踏实地，耐心打造产业生态圈，储备充足的人才资源，努力将自身的营商环境提升至与发达地区相媲美的水平，坚持走这种“长期主义”的招商路线。
这恰恰是这场所谓“招商反内卷”运动最深刻的影响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