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路线，让党和红军走出了泥潭。

不过，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疑问：“左”倾路线很早就被证明是错误的，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那么多的损失，为什么不早点解决，非要等到红军快走到绝境的时候才解决呢？

对这个问题，毛主席曾经作过解释。

在延安时，吴亮平曾经问过毛主席：“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

确实，王明路线早在1931年就开始在党内大行其道，给我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因为抛弃了毛主席倡导的游击战术，主张与敌军打阵地战、对攻战，让红军损失惨重，根据地也越来越小，为什么这时候没有发动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呢？

对此，毛主席回答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路线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还是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部分干部察觉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早在一二年前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此，我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能暂时忍耐，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

毛主席的这段话，说的就是一个“时机”的问题，如果时机还不到就硬来，只会起反作用，只有时机到了，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了该改变的时候，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正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对共产国际的命令深信不疑，而王明代表的就是共产国际，他说的话自然也被很多人奉为“圣旨”，如果冒然反对的话，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

甚至，还可能会引起更坏的后果，就是党内分裂，这正是敌人最希望看到的。

因此，这个时候是不能公开反对的，只能等待。

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王明路线是错误的时候，这时候再提出反对意见，就很容易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了。

而遵义会议，就是这个最合适的时机。

对王明路线来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对它的第一次重创，湘江战役的失败，是第二次重创，经过这两次重创之后，大多数人已经对王明路线非常失望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开始说服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最终让大家同意了召开遵义会议，彻底解决王明路线的问题。

亲历过这段历史的刘伯承后来就说过：“广大干部眼看着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到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就是毛主席的斗争之道，懂得顺势而为，而不是迎头硬上。

毛主席的这个斗争之道，还表现在对待蒋介石上面。

蒋介石自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就在不停地屠杀进步人士，这当然是千夫所指的反动行为，但是在毛主席看来，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毛主席在建国后说过：“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还请了另外一个教员，就是蒋介石。”

在毛主席看来，中国要想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光靠正面的宣传教育是不够的，大多数人也没有很强烈的革命的欲望，这时候，就需要敌人从反面来“教育”了，敌人“教育”得越厉害，广大群众就会越向革命靠近，最终实现革命的目的。

这就是毛主席远超常人的地方，能从不利中看到有利，从而为我所用，反败为胜！

（参考资料：《转折与抉择：参加遵义会议的人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