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攻克安庆后，趁势扩大战机，以攫取更大的胜果，先后克复湖北黄州、随州、黄梅、广济和安徽宿松、桐城、庐江、舒城、池州、铜陵、无为等城市，最东之处距离太平天国国都天京仅有两百余里。

湘军经一系列苦战攻取安庆后，在鄂皖攻城拔寨似乎比以往顺利得多，太平军守军或不战而逃，或坚守一两天即弃城而走，也有其盟友天地会或捻军被收买与湘军里应外合破城的。总之太平军士气受挫，再也没有安庆之战时那种顽强抵抗、与城共存亡的气势了。

这样，湘军不仅以破竹之势很快“肃清” 湖北全境，安徽北部的太平军根据地也基本土崩瓦解或不成气候了；不仅如此，湘军还联合钦差大臣胜保的八旗、绿营大军重创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西线太平军主力部队，其中英王陈玉成军更是清军重点打击对象，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暴击。

陈丕成

在各路清军的围追堵截下，陈玉成军大部被歼灭，残部也惊慌失措，士气涣散，基本丧失斗志。陈玉成亲眼目睹安庆陷落后，无限遗憾地率部自安庆外围撤走，原本想到湖北招兵买马，怎奈所部将士不肯随其前往，陈玉成因屡遭兵败而威望受挫，驾驭不了部下，对此亦一筹莫展。后来被清军所俘的忠王李秀成在其招供状《李秀成自述》中回忆说：“那时兵不由将，英王见势不得已，亦是随回”。

陈玉成见大伙不愿意去湖北，只得率残部困守庐州（今合肥），在庐州期间，他广招兵马，徐图恢复，“他又多谋善计，令人不测。庐州被围愈来愈急时，他从东乡调了两班徽剧进城，对台角胜，敌将多隆阿惊惧，竟退地扎营。”这年冬季，陈玉成命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淮王邱远才等率偏师远征河南、陕西。

但清军不会让陈玉成休养生息、恢复实力的，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配合湘军作战的达斡尔族悍将多隆阿率麾下黑龙江马队围攻庐州。陈玉成督军据城固守，顽强抵抗，战至四月，因所部新入伙者鱼龙混杂，战斗素质严重下降，又缺外援，他被迫弃城而走，突围北上寿州。

陈丕成

陈玉成骁勇善战，却因年轻而缺乏政治经验，结果被反复无常的寿州地方武装首领苗沛霖诱捕，将他解送胜保大营。胜保数次劝降，均被陈玉成坚拒。胜保遂将陈玉成槛送京师献俘，途中接到清廷密令让其将陈就地处死，以免夜长梦多。五月八日，陈玉成在河南延津被胜保凌迟处死，时年仅二十六岁。“时捻匪肆扰皖、豫间，以张洛行为最强。苗沛霖自踞寿州，逼走巡抚翁同书后，佯称就抚，阴与粤匪陈玉成勾结。署巡抚贾臻被围於颍州，久不解。楚军已克安庆，陈玉成退踞庐州。朝廷本意安徽军事属之李续宜，用为巡抚。沛霖旧隶胜保部下，心惮楚军，扬言胜保来始薙发。贾臻以闻，诏促胜保援颍州。同治元年，遣军先进，为贼所挫。三月，胜保至，击破贼垒，围乃解，加兵部尚书衔。多隆阿等克庐州，陈玉成遁走，沛霖诱擒之，献于胜保军。诏于军前诛玉成，赦沛霖罪，许立功后复官。”这样，西线太平军除远征西北的部分人马外，几乎全军覆灭，陈玉成徐图恢复的希望也随之灰飞烟灭。灭掉陈玉成后，湘军东进天京的后顾之忧也宣告解除。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里说：“在这一长期间中，太平天国在极险恶的形势下，与敌人展开生死存亡的血战。其中最坚强的一路军队，就是青年英雄统帅陈玉成领导的军队。这路军队，本来只是太平军中一个支队，由于久经革命战争的锻练，将勇兵强，在天京事变前，就是一支强兵。到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出走，把太平天国的良将精兵都带走了，敌兵压境，国防空虚，玉成把老兵作为骨干，训练新兵，扩充为大军。玉成领导这路大军，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在长江北岸广大地区攻击敌人，在浦口打垮江北大营，在三河镇歼灭李续宾全军，在庐州西长城擒李孟群，军威所播，经常指向武、汉，挫败敌人的进攻，保卫太平天国的安全。太平天国从天京事变后，还能长期屹立，首要是由于在长江以北有强大的军队抗击敌人，和江北物资的源源接济。因为‘庐郡及和、含、浦、六一带，均系出粮之区，江南向藉江之粮’。到玉成死垢，江北都失陷，天京就不可能久守了。所以干王洪仁玕论陈玉成之死对太平天国的关系说：‘如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堕落，全部瓦解’。玉成对太平天国关系的重大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