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在一个法制尚未健全的年代，权力若是失去了制约，会膨胀到何种地步？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一些手握实权的人物，行事之嚣张跋扈，简直超乎今天的想象。今天要说的，就是发生在民国浙江杭州的一起“军警冲突”事件，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那个时代权力倾轧的冰山一角。

1934年的杭州，夏夜闷热。一辆自行车，因为车灯不亮，被交警拦了下来。这本是桩小事，可骑车人，浙江保安处士官教育团的教育长吴中翰，觉得自己“有头有脸”，跟交警争执起来。结果，小警察没惯着他，直接把人带车都扣了。到了警察局，吴中翰亮明身份，本以为能“大事化小”，没想到值班警察根本不买账，臭骂了他一顿，还扣下了自行车。这下，吴中翰可炸了。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警察局长可不是一般人。当时的杭州警察局长何云，那可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当过黄埔军校的副官，还被授予了少将军衔。有这样一位“天子近臣”坐镇，杭州的警察自然底气十足。吴中翰吃了瘪，咽不下这口气，回到军营，跟手下们一说，这群丘八也跟着怒了。第二天一早，百十号人，带着家伙，直接冲进了警察局南星桥分局，见警察就打，见东西就砸，那叫一个鸡飞狗跳。警察们哪敢跟正规军硬碰硬，只能四散而逃。吴中翰一伙人打红了眼，砸完分局还不解气，又一路打到市区，甚至西湖边，见警察就揍，吓得交警们纷纷弃岗而逃，整个杭州市的交通秩序，瞬间瘫痪。

消息传到警察局长何云那里，他先是下令全市警察撤岗，避免无谓的伤亡，同时也是想把事情闹大。然后，又命令装备长枪的巡警大队在总局集结，以防万一。但何云也知道，直接跟军队开火，那是下下策。他决定去找保安处的处长俞济时“理论”。说起这个俞济时，那可比何云的来头还大。他是蒋介石的“御林军”头目，两战淞沪的88师就是他带出来的。而且，俞济时还有个更厉害的叔叔俞飞鹏，是国民政府的军需署长，那可是掌握着军队钱粮的大人物。

浙江保安处，听起来好像是个小衙门，实际上权力大得很。当时，浙江省的各个“保安团”，都归保安处长指挥，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俞济时调任浙江保安处长后，带着一批88师的老部下，把浙江保安团的军官基本换了个遍，还在全省搞了个“三年计划”，想把保安部队改造成一支听话的地方绥靖力量。这个计划，遭到了浙江省主席鲁涤平的反对，但俞济时直接越级上报给了蒋介石，得到了批准，从此在浙江更是飞扬跋扈。

对于同样来自蒋介石身边的何云，俞济时也看不上眼，总想找机会踩一脚。所以，这次吴中翰敢带兵上街群殴警察，很可能就是得到了俞济时的默许。何云去找俞济时，结果吃了闭门羹。俞济时故意不见他，就是要给他一个下马威：别以为你小子是“天子近臣”，就能跟我平起平坐，在浙江，还是我说了算！

俞济时不肯出面，何云只能找保安处的参谋长马君彦交涉。马君彦一通官腔，推脱责任，把何云给打发走了。此时，局面已经逐渐失控，在保安团的追打下，已经有数十名警察受伤，吓得全市警察纷纷脱去警服躲藏起来。没有了警察维持秩序，杭州市面一片混乱。何云知道事态严重，如果再不妥善解决，惊动了南京，自己肯定吃不了兜着走。第二天一大早，他只能硬着头皮再去拜会俞济时，足足等了三个小时，才见到俞济时。

俞济时一见面，就劈头盖脸地训了何云一顿，把责任全推到了警方身上。何云只能连连点头称是。俞济时又提出，必须将最先肇事的警员，押送到警备司令部严办！何云都快疯了，如果这条也照办，他这个局长就不用干了。他央求俞济时高抬贵手。俞济时见何云彻底服软，才留了点台阶，改为要求立即将南星桥分局的局长撤职查办。何云满口答应。至于另一方的肇事者吴中翰，是否也应做相应处理，何云连提都没敢提。

俞济时这才下令上街打架的官兵，马上撤回营房。一场闹剧，总算落幕。保安团胜，警察局负。何云吃了大亏，越想越憋屈。不久之后，他调往南京任职，离开了浙江。

这起军警冲突，表面上看，是保安团的官兵仗势欺人，实际上，是俞济时和何云这两个“天子近臣”之间的权力斗争。俞济时作为蒋介石的“御林军”头目，手握重兵，自然不把何云这个警察局长放在眼里。他故意纵容手下闹事，就是要给何云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道，在浙江，谁才是真正说了算的人。

这起事件，也反映了民国时期法制的缺失。在那个时代，法律在权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当权力失去了制约，就会变得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而老百姓，只能在权力的夹缝中苟延残喘。

这起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军警冲突事件，看似只是一场地方上的小闹剧，实则折射出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它不仅仅是军人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更是权力与权力之间的较量，是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博弈，是法律与人情之间的挣扎。这起事件，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只有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才能约束权力的滥用，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