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朱德元帅家里出了件怪事。

居然有小偷闯进了朱德位于中南海的家，还撬开了一个箱子。

虽然小偷没有盗走什么财物，但周总理听到之后，立刻意识到，事情不妙。

随后，他立刻安排，将贺龙一家从西花厅转移到玉泉山附近保护起来。

可纵然如此，也没能保住贺龙，不久，贺龙还是含冤而逝。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关于这一切，还要从1966年说起。

这一年，四人小组恶意散播谣言，污蔑贺龙是“大土匪”，凭空捏造他各种罪名。

这些恶意中伤的话语，先是在别有用心之人的小圈子里传播，而后借助混乱局势，迅速在社会各角落扩散开来。

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受蛊惑，对贺龙投来了怀疑和异样目光，其声誉遭受极大损害，陷入无端舆论漩涡。

进入1967年，对贺龙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将他和家人拖入无尽深渊。

当年初春，一群人粗暴的踹开了贺龙家的大门，蜂拥而入后，便疯狂翻箱倒柜，屋内瞬间一片狼藉。

在贺龙书房，存放战斗纪念品的柜子遭了殃。

里面有他在各重要战役中获得的勋章、奖章，却都被随意扔在地上践踏，有的还被当作“战利品”揣走。

还有一沓沓与老战友往来的珍贵信件，被当成“罪证”，被宣读、歪曲解读后，或撕毁，或扔到火盆里烧掉，贺龙十分难过，却无力阻拦。

卧室里，贺龙妻子薛明的私人首饰被洗劫一空。

记录一家人生活点滴及与战友合影的相册，也被胡乱撕扯，照片碎片散落一地。

与此同时，贺龙本人的人身自由遭到极其严重限制，被非法软禁在家，身边围着态度恶劣的监视人员。

以往清晨习惯在院子里打太极拳的贺龙，如今只要走到院子，监视人员便围上来呵斥。

他据理力争，换来的却是更粗暴推搡和辱骂。

看书看报权利也被剥夺，只要贺龙拿起书报，监视人员就冲过来夺走，还冷嘲热讽。

他想帮妻子做些家务，同样被阻拦，正常举动成了奢望，被困在小小天地里，尊严遭践踏，自由被剥夺。

就在贺龙遭受残酷迫害、陷入绝境之时，周总理挺身而出，开启艰难的保护之路。

为保障贺龙一家的人身安全，周总理决定，安排他们转移至西花厅附近的一处住所。

西花厅是周总理办公与居住之所，周边安保相对严密，周总理觉得此处便于照应，能让贺龙一家暂避风头。

为确保转移万无一失，周总理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先是精心规划转移路线，挑选了一条避开激进势力聚集区和眼线众多地段的路线，需穿过几条少有人走的小巷子与偏僻街道，虽路程增加，但安全性高。

接着，周总理亲自挑选护送工作人员，要求政治可靠、严守纪律且保卫经验丰富。

车辆选择上，挑了一辆外观普通、不易引人注意的车子，安排技术娴熟的司机提前全面检查调试，确保行车无故障。

转移那天，周总理守在电话旁时刻关注进展。

得知贺龙一家顺利抵达西花厅附近住所后，周总理悬着的心才稍放下一点，但深知保护战才刚开始。

贺龙一家转移后，周总理未放松警惕，反而更密切关注其安全状况。

他深知那些妄图迫害贺龙的人不会罢休，定会打探新住处，便迅速协调各方力量，加强住所周边安保工作。

增派多批信得过的警卫人员，在住所周围设明暗哨，24小时不间断巡逻警戒。

同时，严令所有安保人员严守秘密，不得透露贺龙一家行踪及情况。

还安排应急联络机制，一旦有异常，能第一时间汇报并迅速采取应对措施。

然而，形势恶劣程度超出想象，尽管总理全力保护，贺龙面临危险仍不断增加。

朱德家中失窃一事，是个不祥的预兆

一般的小偷，根本没胆量靠近中南海，更不用说声势浩大的翻墙撬锁。

周总理判断，这所谓的“小偷”，是有心之人派来，打探贺龙行踪的，为了掩人耳目，才撬开朱老总家的箱子，试图伪装成入室盗窃。

总之，这件事意味着，贺龙的藏身之地，大概率已经暴露。

周总理决定，再次安贺龙一家，转移至玉泉山附近一处相对隐蔽的院落。

玉泉山区域环境清幽，当时不易被外界过多关注，利于隐蔽。

这次转移难度更大，贺龙之事愈演愈烈，以至于到处眼线密布，交通要道和公共场所都有人盘查。

于是，周总理亲自部署，确定了一条极为隐蔽的转移路线。

路线要经过一些废弃工厂厂房、荒芜郊外小路，甚至要趁夜色穿过一片树林。

周总理安排多批便衣警卫提前沿线布控，清除危险因素，同时准备备用车辆，以防突发情况。

转移当夜，乌云密布，贺龙一家在警卫护送下踏上行程。

可谁也没想到，在如此小心的情况下，这次转移还是暴露了。

于是，贺龙一家刚刚下车，便被所谓的“专案组”控制了起来。

由于一段时间以来，遭受到种种折磨，贺龙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

1969年6月8日早晨，贺龙连续呕吐了三次，那痛苦的模样让人揪心。

他呼吸急促，整个人虚弱无力，出现了明显的糖尿病酸中毒症状。

可在当时，身边的专案人员冷漠对待，对他的病情视若无睹，没有及时安排有效的救治。

一直拖到晚上8点，才来了两名医生。

这两名医生，在未进行全面细致检查的情况下，便草率地误诊为肠胃炎，随后只是简单地给贺龙输上了葡萄糖液，吊上瓶子后便匆匆离开，全然不顾这样的治疗方案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而这一切救治过程，都在专案人员冰冷的监视之下进行着。

时间来到1969年6月9日14时53分，一份血糖检测单上那触目惊心的数字，无情地宣告着悲剧的加剧。

贺龙的血糖指标，高出正常人十几倍。

这正是高剂量葡萄糖，被错误地注射进静脉后造成的可怕后果。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贺龙的双眼怒睁着，充满不甘，他在无限的遗憾之中，离开了人世。

当周总理得知这一噩耗时，悲愤不已，之后，总理一直努力为贺龙平反。

直到1974年，中央终于为贺龙恢复名誉，并于1975年为贺龙举办追悼会。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不顾自己身患癌症晚期、身体极度虚弱的状况，坚持抱病前来。

他到达现场后，脚步踉跄地走向贺龙的亲属，眼含热泪，声音颤抖地对贺龙的夫人薛明说：“薛明啊，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

其自责与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在签到时，周总理的手青筋暴露、瘦骨伶仃，因身体虚弱运笔无力，字都写得有些歪斜，但他仍坚持写下自己的名字。

仪式上，周总理还即席发表讲话，称贺龙是个好同志。

最后，他带领与会者向贺龙鞠躬，而且连续鞠躬七次，这在中国殡葬仪式上是极为罕见的，充分体现了他对贺龙的敬重与痛惜之情。

周总理对贺龙的这份深情厚谊，以及未能保护好贺龙的愧疚自责，令人动容。

也让人们看到了，两位革命家之间真挚的情感和周总理重情重义的高尚品格。

参考资料：

人民网《周恩来：情到深处泪自弹》

方志四川《回忆周恩来“七鞠躬”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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