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改革开放到如今，中国生命科学走过的40多年，58岁的徐华强感慨万千。

他是国际著名结构药理学家，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药物靶标结构与功能研究中心主任，在Cell、Nature、Science（CNS）等期刊发表论文250多篇，其中CNS 主刊32篇。论文被他引超30000次，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高被引学者”。

半生科研路，徐华强将自己整个青壮年投入生命科学。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才逐渐开始发展的中国生物制药，仍宛如一个初诞的婴儿。

“生物制药还处在‘石器时代’。”徐华强历数制药流程中一个个艰难的节点，回顾一款新药诞生的漫长周期，一切有待克服的事物将制药的成本拉高：“一枚药片的成本顶多几毛钱，高价背后是巨额的沉没成本”。

同几十年前不同的是，他从学生变成了老师，周围聚集起优秀的制药人才，AI等科研辅助技术正在茁壮，中国的生物制药产业羽翼渐丰——正如十年前徐华强对中国生物制药萌生的期望，作为一个黑夜中的“钻木取火者”，他在见证中国生命科学走向未来。

2019年，徐华强决定归国加入上海药物研究所。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望着这片即将“扎根”的大地，他却并不感到陌生。

因为这并非“初次接触”。往前的十多年，徐华强也在了解、助力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的生物制药在数十年间快速发展。2002年，徐华强实验室一名来自上海的学生告诉他，中国发展很快，“你应该亲眼去看一看”。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08年，当时的上海药物所副所长蒋华良找到徐华强，希望他能帮助药物所建立起靶标中心，提升研究所原创新药研发能力。次年，上海药物所与徐华强所在的Van Andel签订合作协议，共建联合实验室。

如今，上海药物所药物靶标结构与功能中心已成为国内领先、国际前沿的药物靶标结构生物学技术平台。在该中心的基础上，徐华强2013年开始筹建中国科学院受体结构与功能重点实验室，2015年实验室首次参加中科院生命科学领域重点实验室评估，获评“优秀”。

十年间，徐华强在向祖国一点点“靠近”。他坚持每年都来上海工作半年，培养了30多名博士和硕士，并选派10余名科研人员出国交流并归国取得成就，多人担任科研院所的课题组长、生物医药公司的创始人及CEO，为中国生物医药的发展培养了新一代高水平的人才梯队，极大提高了我国所在原创新药靶点的结构与功能方面的研究水平。

同时，徐华强的实验室也取得出色成绩：

2014年，徐华强团队与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家洋、王永红合作成果“阐明独脚金内酯通过诱导其抑制因子D53降解调控水稻的分蘖和株型”入选“2014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2015年，徐华强团队领衔由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10多家研究机构28个实验室的60余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解决了GPCR转导阻遏蛋白信号通路机理的世界级科学难题，运用XFEL技术获得首个蛋白质复合物结构，成果“攻克细胞信号传导重大科学难题”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2015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及2016年的“国际蛋白质学会Hans Neurath奖”“药明康德生命化学杰出成就奖”；

2019年，徐华强团队与王明伟研究员、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张岩研究员以及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Jean-Pierre Vilardaga研究员成果“解析蛋白质结构伟新药研发提供结构理论基础”入选2019年度中国医学重大进展（药学部）。

在学生眼中，徐华强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榜样”。在跟随徐华强近10年的上海药物所课题组长尹万超眼中，徐老师是一位心中有学生、一丝不苟的引路人，善于激发课题组和学生。上海药物所博士研究生王悦则认为：“徐老师教会我科研必要的热情和自信心”。

回国后，徐华强投入工作的时间比在美国多出一倍，常常加班到凌晨。在他眼中，中国学生做科研同样非常努力，渴望做出成果。这群回国前便让他“放心不下”的学生，恰如当年的自己。

在确定结构生物学这一研究领域前，徐华强走了不少“弯路”。

改革开放的1978年，徐华强14岁，“刚刚懂事没多久”。当时的社会环境欣欣向荣，环境在传递一种朴素的信念：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徐华强和他的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走上科研之路，他以年级第二名的成绩选择清华大学的高能物理专业，但在阴差阳错中，他被分到核反应堆专业。

临近毕业，徐华强认清自己更喜欢科研，而非工程技术。上天同样给出机会，这一年，国际著名神经科学家蒲慕明与赵南明教授在清华建起生物系。

1985年，徐华强通过自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生物物理专业，成为该系第一届研究生。

废寝忘食投入科研，胃病成了徐华强的“老毛病”，他在清华期间曾经胃部大出血三次，每次都需要住院很长时间。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硕士期间，为保住性命总共输血5000毫升，又因感染肝炎住院40多天。但就在这年，他仍然“不认命”地完成了硕士论文，跟随导师赵南明完成严格的学术训练，踏上通往美国杜克大学植物遗传系博士的留学之路。

兜里只有77美元，两个大箱子，徐华强辗转飞行30多个小时，在美国落地。抵达朋友家后，一病就是两个星期，瘦到仅有102斤。

这是徐华强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没有工作、保险的徐华强吃住在地下室。生活上的窘迫没有影响做学术的热情，反而给了他独立选择的勇气。在学术上，他发现实验室的基因枪研制工作更偏向技术研究，便又转到遗传方向，做酵母基因转录调节，用了5年半才拿到博士学位。

也是在这个时候，徐华强找到了自己毕生的研究方向之一，以物理学背景和分子遗传学背景，他转向正在兴起的结构生物学。为了跟随麻省理工学院的卡尔·帕博教授，他连着写了三封信，还把自己的论文寄给对方看，终于打动对方。1996年，徐华强博士后毕业后，去了导师推荐的世界前五名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GSK），并在短短六年内获得两次提拔，晋升到高级资深研究员。

在海外求学的十几年，机遇、勇气、选择汇集出累累硕果。在事业巅峰期，徐华强想起科研的初心，做了个旁人无法理解的决定。在2002年，他离开GSK回到学术界，在美国密歇根州的Van Andel研究所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开始从事核激素受体和受体药物的研发，并在2006年晋升成为正教授及新药发现中心主任。

徐华强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长”兼多年好友，上海科技大学教授许文青认为：“徐华强做科研总要做最好，称得上‘不疯魔不成活’”。而在上海药物所所长李佳眼中，徐华强是一个对家庭、学生、同事、国家都很真诚的人，“对自己的科学事业是竭尽全力的，一个纯粹的科学家”。

怀抱着永不熄灭的热情，一条绵延的科研路，将徐华强带回当前正在大力推进发展生物医药的上海。他坚信更好的新药将诞生在中国。

当人们谈起生物，他们总是在谈未来。当下的无数研究，正在为将来新药的诞生奠定基础。归国后，徐华强的研究呈现“雨后春笋”式的收获。

2020年疫情期间，徐华强带领团队在实验室坚守近两个月，成功解析新冠肺炎病毒RNA复制酶单独结构以及结合RNA和抑制剂瑞德西韦复合物的冷冻电镜结构，阐述瑞德西韦等核苷类药物抗病毒的精细机制。

在此前经验基础上，去年他领衔研究团队首次解析了新冠病毒基因复制酶结合老药苏拉明复合物的2.6分辨率的冷冻电镜结构，这是国际上第一个解析的非核苷类抑制剂结合新冠病毒RNA复制酶的三维结构；同年，他带领团队首次解析了缓激肽受体B1R和B2R分别与选择性多肽复合物的冷冻电镜结构，为开发靶向缓激肽受体的调节剂用于新冠肺炎的治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除了针对新冠病毒的研究外，徐华强领衔团队在神经精神领域重要受体结构解析也取得重大突破。2021年，徐华强带领团队主导解析了多巴胺受体、五羟色胺受体和甲状旁腺激素受体等30多种与神经、免疫和代谢性疾病密切相关的GPCR结构，为设计潜在的更有效、副作用更低的抗神经精神类疾病药物奠定了结构基础。

如今，他的团队参与和主导的3个新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中，治疗脂肪性肝炎候选新药CS0159分别在美国（2021年）和中国（2022年）获批临床。几款新药从靶点研究到药物设计的全流程皆由徐华强团队完成，但国内不少团队专攻药物设计某一阶段。

这些成功并未让徐华强掉以轻心。他认为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踩中了时代的节点。常常提醒自己的是，人们仍处在生物医药的“石器时代”，对生命的本质并不了解。

作为药物靶标结构研究的最早一批归国学者，徐华强同样关注生命科学前沿发展同其他学科的交融。针对在靶标蛋白结构预测领域活跃的AI技术，徐华强告诉《IT时报》记者，当前AI的准确性、适用性仍有提升空间，“做药一定要得到非常细腻的结果，AI技术在这方面还有瓶颈要克服，但生命科学的发展一定是大数据的发展”。

“生命科学的健康产业未来将超过IT，占据整个人类社会产品的三分之一以上。”徐华强表示，中国有条件做出世界最好的创新药，“中国科研人员要有引领世界的自信，敢做敢为”。

作者／ IT时报记者 崔鹏志

编辑／ 挨踢妹

排版／ 季嘉颖

来源／《IT时报》公众号vit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