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完颜亮

杰出领袖必备的素质是：在风云变幻和转折关头，站得高，看得远，立于时代潮头，把握重大机遇，指引正确方向，引导社会进步。邓小平就是具备这种素质的一代伟人。他如同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防边》中所说的“高瞻远瞩，密访详稽”，在重要关头，以其预见性、洞察力，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重大问题上做出谋划、指引，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宏大战略格局。他的远大目光，至今让世界知名政治家们钦佩不已。

指明道路

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文化大革命”，不少领导干部还没有从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左”的指导思想中摆脱出来。同时，也有一些人利用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社会主义建设发生失误，提出让中国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右的主张。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曲折后如何向前发展？今后中国走什么道路？是人们遇到的头等困惑。

在这个重要关头，邓小平在既坚决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又努力防止发生右的偏向的同时，高瞻远瞩，给全国人民指明了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他认定，中国不能退回到过去，那样的话，只能重走“文化大革命”的老路；中国更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样的话，中国人民不仅将陷入重重困难，而且必将陷入全面内乱。中国必须走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事业要闯出一条新路来，首先要从解放思想入手，必须冲破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旧思想，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来提倡的实事求是。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谈不上走出一条成功的新路来。因此，邓小平果断地把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作为突破口，这就抓住了要害。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的主题报告中有一段掷地有声、至今仍属经典的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思想解放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推动了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根本上扭转了党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困难局面，并由此启动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大发展，也由此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邓小平经过对国际共产主义经验和中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特别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年多的新探索和新思考，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高瞻远瞩，以明确而精炼的语言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这是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是第一次打出这面鲜明旗帜，是邓小平在20世纪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面临方向、道路重大抉择时，深思熟虑、高瞻远瞩而做出的关键指引，体现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极高的预见性和洞察力。这一指引，使中国人民明确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从而也就有了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形成了万众一心的巨大力量。

此后，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含义多次阐述，他反复强调的核心点有两层：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中国要永远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这个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或其他社会制度性质根本不同。但是，要真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如果忘记或离开这些基本原则，那就不是社会主义了。第二，这个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为此，必须看到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现实存在的两个重要特点：中国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中国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都要从上述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基本方针政策，既不落后于实际，也不超越实际。唯有如此，才能使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基本原则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地中，从而具有强大生命力并充分发挥其优越性。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根本问题。

设计战略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搞现代化建设，怎么搞？具体目标和步骤是什么？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疑虑最多的一个问题。有的人提出了过急过快的冒进方针，但没有提出依据、方针、步骤，被称为“洋冒进”，显然不可行。有的人则按计划经济模式提出了发展方针，看似稳妥，实际上是重归老路。有的人用拨弄老式算盘方式，去规划电子化信息化已经极大发展世界环境中的中国经济。这些显然都不属于战略设计，离科学发展战略构想相去甚远，也不能服众，如果照了去做，中国的发展将误入歧途。

面临如此重大问题，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设计，就是：第一步，从1981年开始，用10年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再用10年时间再翻一番。他在与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用一个词概括——小康之家。反映到人民生活上，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第三步，到下个世纪，再用30到50年时间，接近或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的这个战略设计，为党和人民指出了科学而实际的奋斗目标。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三次全体会议上高度评价《中共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实际上，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一直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他对各主要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进行了了解，对比了他们发展阶段中生产力水平的相同点与不同点，经过反复思考并征询各方面意见后，才提出了“三步走”战略。他对这个战略有个解释：“不是说制度，是说生产、生活水平。”还说这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通过“三步走”，完全可以使中国的发展接近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设计，讲的是我们第一步发展到什么程度，第二步到什么程度，第三步到什么程度，通过三步走，最后达到什么水平。我们应该怎样一步步扎实前进，一个目标接一个目标地加以实现。使我们有了清晰的方向感和明确的共识，奋斗有目标，心中有实底。这个战略设计，管的是七十年，从他提出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一半的路程，所规定的前两步目标，都按照最初的设计提前实现了，第三步目标正在稳步接近。实践证明，邓小平的战略设计非常科学，非常务实，非常准确，对全党全国人民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量。

不能不提到的是他前两步战略目标的设计，即到20世纪末，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邓小平果断否定了过急和过慢的指标，而在全面科学分析中国发展能力和世界科技进步带动因素基础上，提出了“翻两番”的目标。这是一个积极而又扎实可靠的基本设想，杜绝了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错误，也防止了过于保守阻碍发展的思路。在历史早已证明其正确性的今天，我们通过回顾，不能不感佩邓小平科学扎实准确战备构想的远见。

坚持改革

要实现中国“三步走”的战略设计，最根本的是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邓小平战略构想的重要一环，也是他高瞻远瞩的另一重要体现。邓小平强调，“三步走”的每一步都要靠改革开放，他说：“我们走第一步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二步也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开放。”“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

但是，面对改革开放这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面对国内国际复杂的环境，加上旧观念的束缚，惯性思维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和拥护改革开放。有的人提出姓“社”姓“资”的质疑，有的人面对新事物手足无措，采取消极态度，有的人甚至公开、直接否定改革开放，认为这是搞资本主义。在此情况下，邓小平以他政治家的远见、洞察力和坚定意志，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正确指引改革开放。这是他作为总设计师的巨大历史贡献。

面对质疑，邓小平首先说清楚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他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矛盾的原理，讲明白这样的道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仍然存在矛盾，现实的中国，就仍然存在生产关系不适应以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存在上层建筑许多方面与经济基础不协调、不适应的情况，这些阻碍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如果不改革，就不能消除障碍，不能为生产力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更谈不上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邓小平用这种简短而明确的语言，把为什么要改革和改革的对象说清楚了。他阐述的深刻道理，具有极大说服力。

◆1991年，邓小平在上海谈浦东开发开放问题。

改革开放，必将打破旧的条条框框，并且必然引进发达国家的管理、技术以及发展经验，更重要的是：必须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市场竞争中调配资源、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富有远见的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刚起步的1979年11月26日，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辑弗·吉布尼等客人时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对于邓小平这段富有远见的话，当年并不是人人都理解，质疑声再起。有人认为，搞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搞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如果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又一次表现出他的远见和坚定，认定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要发展，离不开市场，必须搞市场经济。在他的主导下，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取向。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这样评价这个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这个决定公布以后，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价格改革的步子迈得比较大，1985年从“以调为主”转向“以放为主”，市场调节的范围更大了。实践已经表明，凡是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都比较强，生产力发展也比较快。

然而，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少人还坚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但邓小平洞察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大势，不为所动，坚持推进改革。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了全新的提法，认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是形式和手段，“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

为了端正对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统一党内思想，邓小平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连续讲这个问题。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中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他着重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也不能动。”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991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考察同上海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谈到开放，邓小平明确讲：“闭关自守不行。”他还特意回顾了1975年他同“四人帮”就“风庆轮事件”吵架的事：那时我就对“四人帮”说：风庆轮才一万吨，吹什么牛！1920年我到法国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接着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开放，生产汽车就会仍然像过去那样用锤子敲敲打打。

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社会发生重大变化，苏联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随之解体，东欧各国发生剧变，中国也面临着今后的路如何走的问题。这时，对改革开放的质疑再次出现。在此关键时刻，具有远见的邓小平坚定地说：“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1992年春，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远见、至今仍然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观点，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他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的这些讲话与时俱进地反映了当代世界经济运行实际情况，解除了人们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姓“资”和姓“社”的疑虑。为下一步改革开放指明了一条新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之后，中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国力极大增强，GDP已跃居世界第二位。这证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正确性，显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极大活力。没有邓小平的远见卓识，没有他在关键时刻的坚持，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邓小平的远见卓识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看得更远，看到了21世纪，也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今后的历程。他认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矛盾也永远存在，因此，社会主义改革也永无止境。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老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问题出现，甚至有些原来在改革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的做法，在新的形势下也可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新的阻碍物，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排除。历史正是在这种不停顿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邓小平曾指出，“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

和平崛起

邓小平早在70年代末就有预见性地多次提到，中国要在几十年内发展起来，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创造并保持这种环境，是个重大战略。中国一定要争取在和平环境下发展。中国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和平崛起。

为了创造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富有远见的邓小平在1979年亲自访问美国，为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美国这个世界大国正常的国家关系，增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中美关系改善后，很大的问题是改善与世界另一个大国苏联的关系。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敏锐的邓小平意识到，改善中苏两个大国关系的契机来了。25日，邓小平让秘书打电话指示外交部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对勃列日涅夫讲话作出迅速回应后，邓小平又采取了三大后续行动：一、4月16日，邓小平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传口信，表达了改善关系的意愿。二、同年夏，邓小平邀请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家里，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方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能有一个大的改善。三、邓小平指示外交部，当年秋天在北京开始与苏方举行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邓小平抓住机会，推动中苏关系逐步改善，尽管在改善关系期间，苏共三位最高领导人接连去世，但中苏改善关系的线索未断，势头未减。到1989年，苏共最高领导人访华，最终实现了两国关系根本改善。此后，虽然苏联国内发生许多重大变化，但中苏关系及后来的中俄关系始终保持良好状态，已发展到现在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979年初，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抵达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历史重要关头，最需要伟人高瞻远瞩的指引。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发生剧变，国际形势发生重大而又复杂的变化，中国对外政策面临重大关头时，是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了中国的对外策略。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邓小平在重要关头制定的这个对外策略，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不但在激烈动荡时期有很强的适应性，而且在此后的对外交往中仍指导我们准确把握国际局势，认清时代特征，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对外政策。

邓小平高瞻远瞩，推动并切实实现中美、中苏关系改善，在世界发生重大变化时提出对外政策，为中国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和平条件和经济环境。中国能有稳定、快速发展几十年的机遇，并且受益至今，不能不说，得益于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大胆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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