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遇上第一个真正的关隘，是价格关。
中国的商品价格，自从三大改造之后，一直由国家严格控制，从无放开先例。省及中央一级管理的价格，达2400种，加上县以下管理的价格，小至纸字篓、猪肠衣、竹叶、发夹、图钉，都由价格部门统一定价。可以说，巨细无遗，一网打尽。
国家对农副产品，一直实行统派购政策，收购稻谷的价格，1962年，每50公斤9.5元；到1978年，仍然是9.5元。这种铁打的价格，恐怕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例，价格与价值，脱节十万八千里。1978年，每亩稻子，净产值为60.7元，完粮之后，亏本14.2元；养猪亦无钱可赚，每个劳动日值要亏0.43元。农民全年平均总收入193.25元，其中从集体得到的收入仅93.6元，从家庭副业的收入是76.82元，从其他非生产性收入22.83元。
1979年，广东省在调减粮食征购任务的同时，提高了24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稻谷收购价，从每50公斤9.5元，猛然提高到11.55元，升幅达21.5%；超购部分，再加价50%。花生、甘蔗、生猪、牛肉、水产品、木材、蚕茧的收购价，也分别提高20～56%，价格指数上升2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收购价的提高，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但对零售价格，必然构成沉重压力。因此，零售价格的提升，势在必行。3月，省粮食厅发出积极开展议价粮油的通知，全省粮食企业，纷纷卷入议价粮油的购销活动，枯萎已久的流通渠道，忽而注入了一股欢腾畅快的清流。但政府严格规定，议价粮油购销统一由粮食部门经营，任何其他部门，诸如机关团体学校厂矿企业，不得染指。
11月，8种主要副食品的零售价，率先破闸而出。猪肉总肉每50公斤，由78.21元提高到99.75元，升幅达27.5%；蔬菜、塘鱼、三鸟的零售价，也分别提高25～27%。这一措施，使农民增收4.49亿元，平均每人增收9.95元。
工业产品的提价，也衔尾而来。火柴零售价，维持在2分钱一盒，已经几十年了，生产一直严重亏本，物价部门准备提到3分钱一盒，涨幅50%。讨论研究了两年，不能定夺。当火柴真的卖3分钱一盒时，对社会造成的巨大震荡，不啻刮了一场12级台风。
70年代末的广州街市 （via视觉中国）
城市居民，对暴涨的物价，缺乏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叫苦连天。但政府抱着长痛不如短痛的决心，与其长期有价无市，要市民过凭票限量供应的穷日子，不如敞开市场，让价值规律发挥作用。但也采取一项安抚人心的措施，给每个城镇职工，发放每月5元的副食品价格补贴。实际上，杯水车薪，对于一个每月领取86.5元工资的19级干部来说，这项补贴，不过等于加薪5.8%，远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
干部职工的工资冻结已久，打倒“四人帮”后才恢复调资。这一年，从20级提到19级的干部，接到上级通知，由于国家财政困难，要从他们的工资中，扣减4元，即只发82.5元。这样一来，他们等于只领到一元补贴。现在唯有寄望于生产上去了，市场丰富了，价格自动回落；或者，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整个城镇职工的工资体制，也要彻底改革。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市场上开始有猪肉供应了，也有开刀活鱼卖了，水果店的货架上，出现了久违的香蕉和柑橙。从1980年1月开始，广州市猪肉实行凭票放宽供应，每天的销售量，从原来的3000担，激增至8000担，最高日销售量超过一万担。全市各冷藏库的存肉，从1979年底开始相继爆满，部分猪肉不得不寄存到广西北海。大批冻猪肉，从豫、浙、皖、赣、湘等省，源源运来。
1980年2月，《羊城晚报》正式复刊。在第一天的报纸上，就出现《国民经济调整带来喜人变化，广州春节市场活跃兴旺》的大字标题。农副产品零售价逐步下降，猪肉从过去每公斤0.9元，降至0.65元；鲜牛肉从每公斤1.2元，降至0.85元；中等大小的鲮鱼，每公斤只卖0.33元；发菜从刚上市时每公斤44元，降至11.5元左右；北菇和香菇从元旦时的每公斤10元，降至6.5元。对于广州市民来说，简直是人间奇迹。价格改革，轻舟强渡，把整个时代，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1979年建成的珠光农贸市场（《东山区志》）
价格改革，引来众说纷纭。广东省的零售物价指数，1978年上升仅0.4%，但1980年竟上升8.5%，其升幅高于改革开放前28年的8%。全国各地情形，大同小异。国务院又掉转头向高物价宣战了。12月7日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通知指出，市场上随意提价、变相涨价、哄抬议价的情况，近来比较严重，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有必要作出规定，凡由国家规定牌价的工农业商品，在全国各地的零售价格，一律执行国家的规定，不得提高。各种议价商品，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工矿区、县城和县以下城镇的零售价格，一律按1980年12月7日的价格出售，只能降低，不许提高。陈云要求冻结物价至少半年，堪称“一二七防线”。
从12月9日开始，广州市开展了全市物价大检查，发动群众，对违反物价管理规定的行为，检举揭发，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
但在1981年4月，在一片压抑物价，收回价格管理权的呼声中，广东仍对物价作出大刀阔斧的改革，把110种一、二类农副产品——包括棉花、玉米、大麦、鸡蛋、活鹅、活鸭、蒜头、羽毛等——价格，直接开放市场调节。由国家定价的品种，现在只剩下粮、油、生猪、黄烟和黄麻等16种。“一二七防线”，实际上，无形瓦解。
有人向省府反映：“不行了，白菜每斤由3分钱，升到3毛钱了！群众怪话连篇，说‘形势大好，白菜三毛’。”政府官员说：“白菜3分钱的价格，根本不合理。现在市场只把它调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震动总会有的。”
广东先走一步，成为众矢之的。邻省纷纷向中央告状，说广东搞乱了市场，引起周边各省价格大幅飙升，是罪魁祸首；也有人指责广东提价抢购邻省物资，这些省甚至派出民兵设卡放哨，强行封锁边界。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只能由中央出面解决了。但中央总的调子，是要大力压抑物价、整顿议价，收回价格管理权。中央的不少部门和官员，对广东、福建另眼相看，下达文件，每每不忘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也不例外”，令人听着刺耳，看着硌眼。
广东的一举一动，似乎都特别惹人注意。
1985年基辛格参观清平农贸市场（《荔湾区志》）
到了1987年，广东省商品的市场调节价比重，从1979年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2.9%，上升到84.2%。市场调节比重不断扩大，市场价格体系逐步形成。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全国的价格改革，渐成气候，广东再无“特殊”可言，也无“灵活”可言。下一步广东的改革应该怎么走？还能不能先行一步？
专家们作了一个测算，5年之内，如果将价格全部交由市场调节，仅取消财政补贴一项，即可有15亿元；国家牌价调整到市场价格水平，农副产品提价为20亿元，工业消费品提价为31亿元，生产资料及交通运输提价为68亿元，合计为119亿元；外贸方面，把中央计划进口商品，全部改为广东地方代理作价，再提高出口商品价格，两者结合，将增加市场货币投放100亿元。即转向市场价格的总金额达234亿元，占1988年全省全社会零售总额的50%。照此计算，5年之内，每年物价平均升幅10%左右，比前10年的5.4%，高出一倍。广东人能够承受这么沉重的压力吗？
专家们乐观地认为不成问题。改革10年，他们对广东人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评价甚高。人们的承受能力，似乎是无止境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最后一步迈出去呢？“长痛不如短痛，大痛一次，以后不痛了，还是利大于弊”，在专家研讨会上，这种意见，为人们津津乐道。
80年代的一德路综合市场（《越秀区志》）
省府毅然决然，从最难的关口楔入，先把农副产品的价格提高，其中稻谷每50公斤，由38.32元，提高到50元，升幅达30.4%，零售市场的大米每公斤，由0.288元，提高到0.608元，升幅翻了两番有余。同时，油、糖价格也放开了。工农业产品全年调价金额为77.6亿元，全省职工，按不同地区，给予副食品补贴15.44元至20.44元不等。
政府希望改革一步到位，但粮价一升，带动百物腾贵。7月份广东零售物价指数上升29.9%，对市场、对人心冲击太大。市井坊间，谣诼纷纭，人心浮动。在那个酷热逼人的夏天，一场让政府措手不及的抢购风，突然爆发了。
银行出现密密麻麻的挤提人龙。一直高居全国榜首的居民存款额，曾经令广东人顾盼自豪，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现在它成了覆舟之水。市民攥着大把大把的钞票，疯狂扑向商店，抢购一切可以抢到手的商品，大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小至肥皂、发夹、锅碗瓢勺，无不扫荡一空。记者问一位满头大汗从商店抱着两只保温瓶出来的汉子，干嘛买两只保温瓶，他拧着青筋暴凸的脖子回答：“保值！”人们疯狂抢购日用百货，包括布匹、皮鞋、沙发、书柜、草纸，不是为了使用，都是为了“保值”。
这些东西真能保值吗？没有人去想一想，也没有时间去想了，人们只想把更多的东西搬回家。
抢购风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第47期《亚太经济时报》惊呼：“抢购风何时了？”第48期又质疑：“抢购风能刹住吗？”编者按分析：“由于中国的银行加息措施姗姗来迟，估计到见效之时尚有一段时间差，再加上引起通货膨胀的其他因素，例如，人们估计工资改革措施将于明年出台，产生通胀的心理预期，持币待购的心理阴云不散。因此，人们的心里都有一串大问号——通胀能降下来吗？是消费还是储蓄？”
抢购西装
（AP Neal Ulevich）
抢购香烟
（新华社刘前刚）
“重物轻币”心理，表明市民对政府压抑通胀缺乏信心，对物价政策缺乏信心。除了价格改革引致的波动外，过度膨胀的投资热，也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11月份，广东零售物价指数，暴涨40.9%，全年平均上涨30.2%。涨幅之大，堪称史无前例。
8月3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和分析了全国市场和物价形势，针对一些城市出现物价暴涨、市民大量提取存款抢购商品风潮，作出几项控制物价的决定，其中一项市民也许记忆犹新，就是责成中国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使3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于以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保值储蓄这玩意，如今早已淡出江湖。
11月份，广东省公布了《关于加强市场物价管理的通告》和《关于加强物价管理控制物价上涨的若干规定》，以安定人心，稳定市场。国务院向各省派出的物价特派员，肩负着了解和监督物价方针政策执行的任务，扛着尚方宝剑而来。同时国务院收回全部物价管理权限，所有价格的调整（小至公园门票的调整），一律要报国务院批准，省、市无权处理。国务院要求实行市长责任制，下达物价指数控制目标，物价升降和调控措施，要定期向省政府汇报。物价控制目标分解到厅局，由他们控制本行业的价格水平，有关部委办或厅局，负起牵头组织和领导的责任。关系到人民生活的65种主要商品，实行监控制度，价格不得超过1988年7月水平。
对已经由市场调节价格的商品，分别不同品种，作出6项规定：一、实行最高限价；二、规定最高进批差价、批零差率，饮食业规定最高毛利率；三、主要工业产品出厂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四、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许可证制度；五、全社会零售商业、服务行业和收费必须明码标价，接受社会监督；六、各级物价检查机关，要公布举报电话和办公地址，随时接受群众举报。
中央以一刀切的方式，冻结物价，虽然有效地压止住物价的飙升，但后果堪虞。经济在高速飞行之中，突然强行着陆。百业陷于停滞，流通渠道淤塞，市场一片萧条。整顿公司，清理了一批害群之马，但亦有不少正当经商的公司，受池鱼之累，关门大吉。
失业率急剧上升，到1989年初，广州八成以上企业进行优化组合，5万名富余人员，面临失业威胁；加上压缩基建规模，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全民企业暂停从社会招聘补充人力，造成企业对劳动力需求锐减，而8万多新长成的劳动力，亦在这时开始加入见工大军。据官方正式公布，1988年将有5万人待业，这是失业的婉词。估计1989年待业人数将达10多万。这还未把农村涌入城市的就业人口计算在内。
抢购金饰（CFP）
抢购服装（CFP/王文澜）
价格改革，回到了80年代初。由于国家宏观调控限制过度，加剧了人们的紧张心理，导致出现地区封锁、农民惜售，粮食供应又面临严重短缺。人心不仅未能稳定，反而益形恐慌。1989年初，由广州市顾委作的粮食问题调查，得出惊人结论：“过去每年这时候，都是粮食库存最为丰盈时期，但今年却降到了最低点。如果没有后继货源补充，3月份以后就有断粮的危险。”调查报告称：
1987年3、4月间，广州到外省购议价粮，每担大米为38～40元，到1987年底购进的已暴升至90～100元。1987年5月，广东稻谷收购每担提价5元后才25元，但1989年经中商部认可的议价稻谷每担指导价却提至68.5元。郊县农贸市场每担稻谷也从早造一担40元升到晚造入库时的80多元。从湖南运到走马岗、新市等地的粮食市场上市的大米，现每担也在105元左右。短短几个月粮食价上涨之猛、之高，使人吃惊。
过去广州市的粮食有三级储备，即粮店、粮仓和郊县。背后还有省做靠山。目前三级储备已基本空虚，并已提前超调郊县1989年粮食年度任务5100万斤。过去省对广州市的粮食支持是很大的，但1989年省却表示他们的困难比市还大。
群众对粮食的议论差不多压倒了对物价的议论。归纳起来有四大不满意：①实行“搭食专用粮票”转票手续繁琐、排长队不满。②对市粮票买不到粮食，而每月定量结余部分又不能归己的政策不满。③粮店优质米供不应求，但又不让群众与农民换好米的做法不满。④实行硬性搭配供应20%的面粉，但又买不到面饼不满。
当时坊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国家为了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体系，聘请在国外颇有成就的某经济学博士回国，筹划设计新的价格体系转轨制度，他设计出了从理论上最优的价格体系双轨制，从而可以平稳实现从旧的计划经济价格体系向新的市场经济价格体系转变，谁想到，他的杰作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却演变成了“官倒”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结局！缺乏监督的双轨制成了许多“官倒”谋取差价的良好土壤，以致这位博士不无感慨地说：“我种下的是龙种，谁想到产出的却是跳蚤！”
价格闯关
直到1992年，广东才重新推行中断近4年的价格改革，7月2日和25日，省物价局两次下达物价改革通知，先是将治理整顿期间管理的282个品种，放开市场调节，其中举足轻重的是放开粮食价格，由过去统派购固定收购价，改为指导收购价，即由省物价局和粮食部门，根据粮食生产成本、粮食与其他作物的比价，以及粮食的供求情况，在每造播种之前，制订下达全省平均收购价及上下浮动幅度。
城乡粮食销售价放开，由粮食企业参照市场价格自由制订。至此，实行了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广东率先进入历史博物馆。然后，又取消了大部分商品的差率管理，如电视机、电冰箱、自行车、洗衣机、肥皂、食糖、水产品、绝大多数中成药等，企业可以自由订价。由国家定价的摩托车、20匹马力以下的柴油机、汽油机、拖车等，由省下放给市管理。
1992年物价再次大幅上扬，升降抵消之后，净提价总金额为14.3亿元，而1993年来势更凶，提价总金额为19.64亿元，其中电力提价最烈，总金额达15.6亿元。全省零售物价指数，1992年上升5.8%；1993年上升18.2%。通货膨胀的巨潮，又再漫过堤围。省政府一连公布了6项物价管理法规，旨在加强宏观调控。但这次涨价潮，并没有触发抢购风，显示出市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均非1988年可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