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病逝于终南山翠微宫含风殿,享年51岁。
临终之际,李世民将太子李治唤于床前,嘱咐道:“雉奴,朕怕是撑不过去了。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朝中之事,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他们会尽心辅佐你的。只是有一个人,你对他没有施过恩惠。朕担心,朕走之后,你镇不住他,恐怕会惹出乱子来。”
李治抬起头,泪眼朦胧地望着父皇,满脸疑惑道:“父皇,是何人?”
李世民的目光变得深邃起来,缓缓地吐出两个字:“李勣。”
李治心中一震。李勣的名字,他如雷贯耳,这位开国功臣,战功赫赫,威震四方。可父皇为何单单对他如此忌惮?
李世民接着说道:“此人才智过人。朕担心,朕走之后,他未必会真心效忠于你。朕今日下旨将他贬到外地去,如果他接到旨意,立刻动身赴任,等你登基以后,可以召他回朝,擢升他为仆射;如果他推三阻四,借故拖延,那就立刻杀了他,不要有丝毫犹豫。”
李治虽然不完全明白父皇的用意,但还是用力地点了点头。
随后,李世民下旨: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子宫詹事李勣,着外任叠州都督,即刻启程,不得有误。
李勣接到圣旨后,先是感到一阵意外,但随即就动身赶往叠州赴任,甚至都没有回家收拾行囊。
不久,李世民驾崩,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
就在李治继位当月,一道圣旨再次飞出皇宫:原叠州都督李勣,忠贞体国,功勋卓著,着即刻回京,任洛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参与执掌机要事务。
同年,李勣又被册拜为尚书左仆射,出将入相,达到了为人臣子的终极境界。
李勣对李治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恨不能以死相报,来报答新皇帝的知遇之恩。
而李世民的临终托孤,也终于得到了圆满的结局。他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为儿子李治留下了一位忠心耿耿的肱骨之臣。先抑后扬,欲擒故纵,这帝王心术,令人叹为观止。
在随后的数十年里,李勣果然不负众望,忠贞不二,成为了唐高宗李治最信任的心腹大臣。他参与朝政,出谋划策,为大唐的繁荣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么,李勣究竟有何过人之处,为何就连太宗李世民临终之际,都对他如此忌惮?

李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功。曹州离狐(今山东菏泽东明县)人,隋朝末年随家迁居至滑州卫南客居卫南(今河南滑县东)。他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族,祖父徐康是北齐官员,父亲徐盖在当地也颇有地位,家境殷实,称得上是当地的豪强望族。
不同于一般的富家子弟,徐世勣身上并没有纨绔习气。他身材挺拔,英气勃发,自幼熟读兵书,更兼习得一身好武艺。隋末乱世,百姓流离,他虽年少,却常怀济世之心。
徐世勣常将家中粮食分给穷苦百姓,更对父亲徐盖说:“父亲,天下大乱,百姓困苦,我们不能只顾自家安乐。”
徐盖看着儿子,既欣慰又担忧:“懋功,你有这份心是好的,可乱世之中,自保为上啊。”
徐世勣却不以为然。他渴望建功立业,常常独自登高望远,心中激荡,却又不知该如何施展抱负。
这时,一个人改变了他的命运——翟让。
公元611年,东郡韦城(今河南安阳市滑县)人翟让,他原是东郡法曹,因事犯法逃入瓦岗寨,便率众发动起义,在当地拉起了一支反隋力量。
就这样,年仅十七岁的徐世勣和好友单雄信,一起投奔了瓦岗寨,成为瓦岗军的创始三元老。
到了瓦岗寨,徐世勣很快就展现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作战勇猛,身先士卒,而且颇有谋略,经常向翟让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翟让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对他委以重任。徐世勣也不负所望,在多次战斗中立下战功,逐渐在瓦岗军中崭露头角,瓦岗军也在一年多时间内就发展至万余人。
后来,李密也加入了瓦岗寨。李密出身贵族,见识广博,很有政治头脑。瓦岗军在李密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并于公元616年击败并斩杀隋朝大将张须陀,威震天下。

由于李密在屡次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较大,其威望逐渐超过了翟让。
翟让非常欣赏李密的才华,自知不如李密,于是禅位,推举李密成为瓦岗军首领,封为“魏公”,李密则任翟让为司徒。
虽然翟让豁达大度,但他的部下却不这么看,纷纷劝把让给李密的权力夺回来,翟让没有听从。
这件事最终被李密安插在翟让身边的亲信得知,告诉了李密。李密听说后,很是恼火,加上左长史房彦藻因曾经受到过翟让的斥责,记恨在心,在李密面前说了很多翟让的坏话。
于是,李密下定决心要除掉翟让。他心生一计,为翟让设下了“鸿门宴”。
翟让预感李密可能会暗算自己,于是特意带上心腹大将徐世勣、单雄信等人一同前往。
在宴会开始之前,李密拿出一张好弓给翟让看。翟让接过弓,刚刚把弓拉满,李密的亲信蔡建德从翟让身后砍了他一刀,翟让痛苦地倒在了血泊中。
徐世勣一看情况不妙,想跑,结果被守门的士兵砍伤脖子,刚想补刀,王伯当大喝制止:“这是徐世勣,不要砍!”徐世勣这才侥幸捡回一条性命。
同来赴宴的单雄信则当场慌了神,跪下来磕头哀求,李密才没有杀他。
李密爱惜徐世勣的才华,心里觉得很过意不去,命人将徐世勣扶到自己的营帐里,亲手为他包扎伤口。
翟让死后,李密又独自一个人骑着马进入翟让的军营去稳定军心,让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分别统领一部分原来属于翟让的部队,于是瓦岗军又恢复安定。

自此,李密取得了瓦岗军的绝对领导权。
公元618年,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杨广,拥立杨浩为帝,自称丞相。
李密带领军队前去讨伐宇文化及,双方在童山大战一场,虽挫败了宇文化及,但瓦岗军自身也损失惨重。
此时,李密也开始变得骄傲自满起来,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礼贤下士,爱惜将士,而是变得刚愎自用,独断专行。
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招降纳叛,李密对那些新归附的降将降兵,给予了优厚的待遇。而那些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立下功劳的瓦岗军将士,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
这种赏罚不公的做法,引起了瓦岗军将士的强烈不满。
他们觉得,自己出生入死,为李密打天下,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而那些投降过来的敌人,却受到了优待,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一时间,瓦岗军内部,人心浮动,士气低落。
不久,王世充引兵突袭瓦岗军。
此前,李密曾击败王世充,这让李密对王世充产生了轻视之心。他认为,王世充不过是自己的手下败将,不足为惧。
结果,瓦岗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损失惨重,李密也差点被俘。
战败后的李密,带着残余的部队,逃往了河阳县,与自己的部将王伯当会合。两人商议后,决定前往长安,投奔李渊。

当时,徐世勣奉李密之命,镇守着河南、山东地区的黎阳等十多个郡。
得知李密战败,并投降唐朝的消息后,徐世勣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他可以选择自立为王,割据一方;也可以选择投降李渊,或者投降王世充。
就在这时,魏征出现了。他向徐世勣建议,投降李渊。
魏征认为,李渊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而且为人宽厚仁慈,素有贤名。
徐世勣采纳了魏征的建议,决定投降李渊。
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向李渊投降,而是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
他派人将自己所辖地区的土地、人口、户籍等情况,详细地统计出来,整理成册,然后交给李密,让李密代为转交给李渊。
徐世勣的这一举动,等于是把自己投降的功劳,全部让给了李密,自己则毫不居功。
李渊对徐世勣的做法很不解。于是就问他为何这么做?
“将军为何不直接向我投降,而要通过李密呢?”
徐世勣回答说:“我镇守黎阳,是受了李密的委派。黎阳原本也是李密的地盘。如果我直接向您投降,那就等于是拿着旧主的失败,来向您邀功请赏,这种行为,实在可耻。我徐世勣,绝不做这种不忠不义之事!”
李渊听了徐世勣的解释,非常高兴,对徐世勣的人品和忠义,赞赏不已。
“将军真是一位纯臣啊!”李渊感慨地说道,“感德推功,实在是难能可贵!”
为了表彰徐世勣的忠义,李渊下令,让他继续镇守黎阳,并任命他为右武侯大将军,封为曹国公,赐国姓“李”。

从此以后,徐世勣改名为李世勣,正式成为大唐的一员。
正当李世勣在黎阳励精图治,准备为大唐效力的时候,河北的窦建德率领大军,向黎阳发起了进攻。
面对窦建德的进攻,李世勣率领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最终黎阳还是失守了。
窦建德攻占黎阳后,俘虏了许多唐朝的官员和将领,其中,就包括李世勣的父亲李盖(即徐盖)、淮阳王李神通、魏征,以及同安公主等人。
为救人质,本已经撤离的李世勣只好返回黎阳,选择向窦建德投降。
消息传到长安,李渊大为震惊,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当然,李世勣的投降,只是权宜之计,他一直在暗中寻找机会,准备重新回到唐朝。
一方面,李世勣利用自己对黎阳地区的熟悉,以及在当地的影响力,暗中联络旧部,积蓄力量;另一方面,他也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伺机杀死窦建德,向李唐表忠心。
于是,李世勣秘密联络了自己的部将郭孝恪,商议刺杀窦建德的计划。
两人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行动方案。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他们准备实施计划的时候,消息却意外泄露了。

窦建德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怒,立即下令,擒拿李世勣和郭孝恪。
李世勣和郭孝恪,只好带着十几名亲信骑兵,杀出重围,连夜逃往了长安。
回到长安后,李世勣立即向李渊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表示自己对唐朝的忠心,从未改变。
李渊听了李世勣的解释,又看到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回长安,心中的疑虑,顿时消除了大半。
他不仅没有怪罪李世勣,反而对他的孝心和忠诚,大加赞赏。
“将军能够为了父亲,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节,足见孝心可嘉!”李渊说道,“将军能够冒着生命危险,逃回长安,足见对朕忠心不二!”
为了表示对李世勣的信任,李渊恢复了他的官职,并让他继续统领部队,为唐朝效力。
从此以后,李世勣更加忠于李唐,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李渊的信任。
在随后征讨王世充、窦建德的战事中,李世勣奋勇杀敌,屡立战功,成为了唐朝统一战争中,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将领。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对李世勣非常器重,任命他为并州都督、兵部尚书等要职,让他负责镇守边疆,防御突厥。
尽管李世民对李世勣委以重任,但内心深处,却始终对他抱有一丝戒备和疑虑。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李世勣是一位非常有才干、有谋略的将领。他不仅善于带兵打仗,还精通政治,深谙为官之道。
这样一位才智过人的人物,如果不能完全掌控,难免会让李世民感到不安。
更重要的是,李世勣在唐朝的两次重大政治事件中,都采取了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这让李世民对他更加难以捉摸。

第一次,是在“玄武门之变”中。
当时,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之间的权力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发动政变,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
在发动政变之前,李世民曾秘密征求过李世勣的意见,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
但李世勣却选择了保持沉默,既不支持李世民,也不反对他。
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让李世民感到非常失望,但也无可奈何。
第二次,是在李承乾和李泰的夺嫡之争中。
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也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
但李承乾性格懦弱,缺乏主见,难以服众。
而李泰,是李世民的第四子,才华横溢,野心勃勃,一直觊觎着皇位。
李承乾和李泰之间,为了争夺皇位继承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当时,朝中的许多大臣,都卷入了这场斗争,他们有的支持李承乾,有的支持李泰,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但李世勣却始终置身事外,保持中立,既不支持李承乾,也不支持李泰。

甚至在李世民召集大臣,商议立李治为太子的时候,李世勣也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李世勣的这种“不表态”、“不站队”的做法,让李世民感到非常不满。
他认为,李世勣是在故意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对自己不够忠诚。
因此,李世民对李世勣的疑虑,越来越深。
他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太子李治无法驾驭这位才智过人的老臣。
公元649年,李世民病重,自知时日无多。
他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安排,为太子李治的继位铺平道路。
在这个时候,李世勣的去留问题,再次摆在了李世民的面前。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李世民决定,对李世勣进行一次最后的考验。
他下令,将李世勣贬为叠州(今甘肃迭部县)都督,让他离开京城,到偏远地区去做官。
同时,李世民还对太子李治交代:“李世勣是一位很有才能的人,但你对他没有恩德,我担心你将来驾驭不了他。”
“现在,我把他贬到外地去。如果他接到命令后,毫无怨言,立即赴任,那就说明他对你没有二心,将来你可以把他召回京城,委以重任。”
“但是,如果他接到命令后,有所犹豫,或者发牢骚,那就说明他对你不忠,你必须立即把他除掉,以绝后患。”

李世民的这一安排,可谓是用心良苦。
他既想为李治留下一位能征善战的将领,又担心李世勣会威胁到李治的统治。
因此,他采取了这种“先贬后用”的策略,对李世勣进行最后的考验。
李世勣是个聪明人,接到调任叠州都督的圣旨后,连家都没回,直接骑着快马奔赴任上。
李治即位后,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李世勣从此改名李勣。
按照李世民生前的安排,李治重召李勣入朝,拜为洛州刺史,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议执掌机要事务。
同年,李治又册封李勣为尚书左仆射。李勣自此出将入相,颇得高宗李治的信任,视为心腹大臣。
李勣为报答李治的知遇之恩,同样兢兢业业地辅佐这位新皇帝,一直忠心不二。
公元666年,72岁的李勣被任命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率领契苾何力、薛仁贵、庞同善、高侃等将领,征伐高丽。唐军一路势如破竹,于公元668年伐灭高丽。
公元669年,李勣升任太子太师,并在同年十二月病逝,终年75岁。
高宗李治闻讯后颇为伤感,下令停朝七日,以示哀悼,并追赠李勣为太尉、扬州大都督,谥号“贞武”,陪葬昭陵。